材料与注释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这一两分法出发，尝试界定法国儿童文学的文体外延，并借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实践来剖析该体裁的共性特征，以强调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的特殊属性。

“二战”前夕，在德奥犹太难民无处避难的情况下，中国向他们伸出援手。在流亡中国期间，犹太流亡者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打破了原有的刻板印象，产生了新的更真切的认识。他们在上海及中国其他地区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如文学创作、创办刊物、演出戏剧，不仅团结了在华犹太流亡者，帮助其融入中国社会，而且也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本书搜集翻译了犹太流亡报刊（如《上海犹太纪事报》《八点钟晚报》《犹太信息报》

范晔有些才华，因卷入刘宋皇族内讧而被杀。其所处之南朝著史风气兴盛。受家学影响，其《后汉书》重儒术，崇王道，尊仁政，颂忠节，要“正一代之得失”。全书体例及人物，承自《东观汉记》及诸后汉史著。范晔吸收前人成就，化为己用，新设类传，人物类型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感染力直逼《史记》；采用“牵连法”，使合传更像一个整体；人物传记，虽头绪较繁，但前后关联，杂而不乱。叙述语言简中见密，简中见丽，序、论为其亲笔，倾

《赋学：批评与体性》基于“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理念，力主回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体学语境来探索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式，着重从赋论批评形态、律赋创作机制、文体观念、地域赋学、赋格方法论等方面出发，系统阐述中国赋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论证谨严，征引翔实，揭示了诸多不为人所注意的赋学问题，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情文关系是文学研究最基本和核心的问题，存在于文学活动的所有环节。诗言志，思无邪，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发愤著书，缘情绮靡，性灵说等重要理论，无不是从各种角度对情文关系进行的阐发。乾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穴时期，对情文理论予以了系统总结和发展。本书从性与理、情与幻、性情与格调、情感与虚构等多种角度，对乾嘉情文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著选取了史铁生、张承志、顾城、海子、骆一禾和戈麦这六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表现比较突出的自我抒情型作家，对他们各自的文本世界的思想和精神蕴涵进行了深度观照和阐释。本研究不但对他们的思想轨迹和精神诉求进行了考量，而且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进行了勘察，由此图绘出他们各自的心灵光谱。

《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汉文译本，由序、汉文译序、正文8章、文献目录及蒙汉术语对照表组成。8章分别为：导论、宇宙结构、黑白英雄形象体系（1，2）、骏马的形象、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文化变迁中的史诗发展和意像韵律风格。本书是蒙古族著名诗人、学者巴·布林贝赫先生最重要的史诗研究著作，是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经典理论著作。该书成功地运用文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等多视角的方法，展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美学特点，建构了蒙古

本书以部分具有音乐性的中国现代小说为考察对象，从隐性音乐性与显性音乐性层面，试图以跨艺术的视点来敞开小说与音乐之间的微妙关系，理解这两种艺术互为创造和批评的参照时彼此之间的重叠与落差，从而在这些重叠与落差的缝隙背后，介入人性、文化与艺术的深层解读。书中小说的音乐性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一种把握和理解作品、乃至世界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任何有机生命形式的内在深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