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绎《金楼子》及其思想

苗族史诗《亚鲁王》是一部反映古代苗族军事活动、经济理念、人生礼仪、生产劳动、民间观念、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料，是麻山苗族探寻祖源的根据。本书沿两条线索展开论证，一条线索沿史诗的核心功能、知识派生功能和实践派生功能进行块状研究，旨在以“中心—边缘”的脉络廓清《亚鲁王》史诗社会功能如何影响社会运转；另一条线索沿着绑定和维系真实的功能，拓展和实现跨界的功能，建构和表达认同的功能进行条状研究，旨在以功能的类型

本书对朱熹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研究。朱熹以天理论作为理论基石，其历史哲学分为天理、事势、心术三个层次，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治史特色，完整地构建了义理史学体系。朱熹在史著编纂上强调史体互补，论证的史家心术是刘知幾史家三长到章学诚史德论的中间环节。本书考证了《资治通鉴纲目》的成书过程，否定了四库馆臣沿袭宋末王柏的该书为赵师渊所撰的观点。在朱熹被“圣人化”的过程中，其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对后世产生

书从金文资料入手，结合相关社会科学理论讨论了两周时期华夷关系问题。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对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华夏和夷狄族群关系的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指出地理气候因素是造成华夷关系演变的内在动力之一。本书对先秦时期华夏族群发展壮大的脉络特征以及华夏早期的对外观念进行了梳理。

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海洋史观影响，导致中国历史叙述“权重”发生偏移，以19世纪中叶以来通商开埠为基础的东西关系“冲击—回应”理论大行其道，直到拉铁摩尔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研究恢复以南北关系为中心的“大陆史观”之后，“过渡地带”作为中国历史的中心才受到重视。本书以中国西北为例，以地缘与空间视角下的农耕、游牧与绿洲互动为切入点，在“长时段”的眼光下，“西北”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在“区域”空间尺度上发生了

本书以清初福建遗民文人共时性的多元化心态特征与历时性的心态嬗变为线索，构建双重遗民群体网络结构。围绕遗民士人的著述，聚焦忠孝仁义、爱国英勇等遗民文化品质，对这一群体在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意识下的遗民气节与家国情怀，展开不同向度的研究与思考，探讨易代之际遗民士人离散书写的传播意义。本书有助于进一步拓展遗民文学的研究视角，推动遗民文化思想与文学生产价值的当代化，促进闽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发展。

该书立足于明清时期，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中心考察对象，研究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明清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大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变动剧烈而复杂，是中西历史命运转折与“大分流”的关键点。这一时期所出现的诸多重要现象、事件、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影响广泛而深远。考察这一转型期的社会变迁，知识群体是其中为有效的学术视角之一。知识群体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也是

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初以电信、铁路、开矿等近代工业为内容，与近代化议题密切相关。由于准条约涉及对外经济事务，在外交职责划分并不清晰的晚清时期，企业在很多时候承担起对外交涉的职能，并由此演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责任或国家责任。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准条约与近代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出现了变动，虽然电信、路、矿等准条约依然存在，但政治贷款开始出现。

从《汉书》初设《五行志》，直至《清史稿》，中国古代正史中有18部正史含“五行志”（或与“五行志”性质类同的志书）。千余年间正史“五行志”的撰述绵延不绝，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正史《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包含的“五行志”内容丰富，容纳大量历史信息，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变化。本书通过研究发现，五行诸志的书写方式怪异，充斥着种种非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则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汉籍纸背宋代文献、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传牌文书等新材料，以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材料所见新问题的考索。第二部分则是对新近发现的滨州民间文书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