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中下）

本書力圖結合個案論析與整體研究、兼顧歷時性的梳理與共時性的比較，來進一步深化對北宋中后期詩歌流變的研究。本書選定該時期文人學佛與詩歌流變之關係為研究對象，從分析詩歌中所運用的佛教典故、所藉用的佛教術語入手，結合當時文人與佛教關係的考察，尋繹文人接受佛學思想的邏輯順序及其佛學思想體系的構建生成，並通過解析該時期士大夫知識構成及演變之特點，深化對該時期詩歌流變原因及過程的研究。具體結構上，本書主要通過

罗马人认为讽刺诗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这种诗体迄至德莱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德莱顿既有讽刺诗创作，也对讽刺诗，尤其是罗马讽刺诗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批评。讽刺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确立了德莱顿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声，而《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对于讽刺诗最为自觉和完备的诗学之作。本书以德莱顿的该篇批评为起点，结合他的讽刺诗和其他诗学作品，从考溯“讽刺”的起源开始，分别讨论了德莱顿对于讽刺的恰当方式、

处于学术总结期与转型期的清代文话，表现出集历代之成而不乏新创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古典文章学最后的辉煌。本书在普查清代文话文献的基础之上，结合清代特有之学术风会与时代思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清代文话展开研究。宏观的理论专题研究基于对具体文话文献的提炼总结，力求宏中有微；微观的专书研究旨在考察重要文话个体与相关理论或文体的关联，希冀微中表宏。

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中，核心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概念范畴；二是学科的基本理念。与这两方面息息相关的首要问题则是学科的性质、任务和特点。只有把学科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讨论清楚了，其他的理论问题才有方向。本文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任务角度讨论它的文学与文化面相，并提出学科理论的立足点问题。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彼得·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充满魅力，不仅因为作者讲述了一个个迷人的故事，采用了灵活多变的叙事手法，而且在于其蕴含着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历史责任感，对其他民族的作家有重要启发，值得系统研究。本书以阿克罗伊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16部小说为分析文本，从其叙事艺术、创作主题和社会历史语境的深度关联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旨在探讨作者如何用不同的叙事来表征强烈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

本书以2001一2005年为界，对这一时期法国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情况做了细致的整理，全景式地展示了法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样貌。具体包括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本目录，以及中国文学研究的专著目录、博士学位论文目录、期刊论文目录，同时精选翻译了数篇期刊论文，对重要的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还进行了摘要编译。此外，本书收集了这一时期法国召开的中国文学研讨会的简要资料，整理了从事或涉及中国文学研究的机构信息以

诗是国学之根基，人文之渊薮。由诗坛名家、高校教授讲授格律诗的风格作法，学员组成诗社，每期完成社课，再由名师逐句点评，遂成此鲜活动人的课堂实录。读之者可以兴，可以观，更可循此而进，写出佳美的诗作。

作为“社会变化和发展机制”的有机部分，甚至“社会历史”本身，18世纪英国小说不仅“说事”，反映当时风起云涌的外部现实，同时也在“做事”，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建构。本书从民族性、道德伦理、现代性、性别气质等多个维度，探讨18世纪英国小说蕴含的丰富而复杂的述行性，发掘小说中作者、读者、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理解他们为构建和发展新的英国社会形态而实施的言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