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改制”与“三世进化”：康有为公羊学思想研究

在近代东亚世界里，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的士人，不知凡几。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各色信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在这里，他们共向同循的，乃是可以名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道路。这部书，就是以具体的个案，阐释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如何被创造生产，从而对近代中国思

本书试图用深邃的反思方式触摸那些深奥的精神秘密—精神、灵魂、价值与诗意的秘密—这一秘密在人类有价值的深度体验中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本书中，信仰、精神、灵魂与诗意本质相同、方向一致，都从某个侧面显露了人类存在的根基。本书独有并具有概括力的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是：人的多重之我，神性—精神原型及神性—人对应、感应、顺应与合一的存在结构—这是人的信仰型存在结构，也是人基本的精神性存在结构，也是诗意性存在的

本书试图在文明全景中深度解读“四书”。文明全景视野包含两个基本面：一是从世界文明的进程来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二是从神圣文明与世俗文明的整体来把握每一次时代变迁的特点。据此，本书聚焦于三个时代语境的互动：先秦语境、宋代语境和现代语境之间的差异及其在转进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者力图在文明全景中打通古今语境，与经典对话，实现与古圣先贤的倾心交谈，由现代的处境体会他们的选择的深层用心，并从他们的视角透视

王阳明一生遵循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虽没有专门解注《论语》的著作，但在他的文集中却散见大量对《论语》的解注，通过解读这些解注，本书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他从《论语》等典籍中体悟出来的，王阳明《论语》学中体现出了圣学、心学和实学相统一的特征，而圣学、心学和实学也是阳明学的三个重要特征。阳明学首先是圣学，因为圣学，才把它与佛、老区分开来；其次是心学，因为心学，才把它与程朱理学区分开来；最后是实学，

《商君书》始称《商君》，又名《商子》，是一部先秦时期的政治论文合编。书中记载的商鞅之学，不仅为秦国开启了百年帝业，更一举奠定了秦之后两千年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形态。本书着重于在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呈现商鞅其人其学的思想轨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等。解读国学典籍奥义、寻绎传统文化脉络，为当代的国家治理提供可靠的历史借鉴，为大专院校的教学、科研给予资料参考，为普通读者打开一扇了解法家思想的大门。

明代前期理学思想渗透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观念、思维模式。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王阳明创立了心学思想体系。心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命题，肯定并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心学的出现，是明代文学思想由“师古”向“师心”转变的标志。从明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呈现出重个体、重个性的特征，一批文论家从童心、性灵、情真等视角展开文学批评，体现出迥异于前代的

百年来，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陷入低潮时，思想界却掀起了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唯物史观传播热潮。这次热潮的兴起正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现实问题的回应与关切。当时各派知识分子都对唯物史观抱有极大兴趣，对唯物史观性质和基本理论作出了不同的判定和阐释。本书重点探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

经典诠释是当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重要基础理论环节。它同时内含历史性认知意义上的实事求是、文化发展与融合意义上的义理创新以及经世致用意义上的时代思考等三个方向的理论诉求。以上认识构成了本书写作的目的与具体指导原则。本书内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从中西文化传统之比较和中国文化传统内部架构这两个视角来深入考察当代视域下儒家经典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儒家经典的结集历程和

本书以语用学的基本问题与核心要素为阐释框架，采用归纳演绎、整体观照、对话比较等研究方法，对包含孔孟语用思想的经典文献材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重构，分别总结了孔孟在追求“理想人格”过程中所形成的语用主体观、话语表达观和话语理解观，并将这些方面与西方主流语用学进行比照，揭示了其独特价值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