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科学家的诞生

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初以电信、铁路、开矿等近代工业为内容，与近代化议题密切相关。由于准条约涉及对外经济事务，在外交职责划分并不清晰的晚清时期，企业在很多时候承担起对外交涉的职能，并由此演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责任或国家责任。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准条约与近代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出现了变动，虽然电信、路、矿等准条约依然存在，但政治贷款开始出现。

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海洋史观影响，导致中国历史叙述“权重”发生偏移，以19世纪中叶以来通商开埠为基础的东西关系“冲击—回应”理论大行其道，直到拉铁摩尔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研究恢复以南北关系为中心的“大陆史观”之后，“过渡地带”作为中国历史的中心才受到重视。本书以中国西北为例，以地缘与空间视角下的农耕、游牧与绿洲互动为切入点，在“长时段”的眼光下，“西北”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在“区域”空间尺度上发生了

本书首次系统地梳理了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全球史领域的研究实践：探讨了什么是全球史；分析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的提出、全球史视野中的欧洲历史、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对全球史的宏观阐释框架；然后，在以欧盟为例考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本质的现实基础上，在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研究全球史的理论基础上，总结了巴勒克拉夫作为20世纪中期西方全球史的首倡者对全球史发展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局限。

从《汉书》初设《五行志》，直至《清史稿》，中国古代正史中有18部正史含“五行志”（或与“五行志”性质类同的志书）。千余年间正史“五行志”的撰述绵延不绝，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正史《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包含的“五行志”内容丰富，容纳大量历史信息，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变化。本书通过研究发现，五行诸志的书写方式怪异，充斥着种种非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则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作为历史上经陆上丝路来华又从海上丝路回国的欧洲人，是东西方共同关注的重要人物，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本书在梳理马可·波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主要从全球史角度考察与马可·波罗来华相关的历史地理、信仰传说、物质交流等问题，从而为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提供有力的辩护。

《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分总论、中国考古学编、中国古代史编、中国近代史编、世界历史编、中国边疆史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编七部分。以中国历史研究院下属六个研究所现有学科为基础，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学研究在党和国家坚强领导下的学科发展状况、取得的主要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揭示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阐释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华侨或来自中俄边境地区，或来自内地省份，或经陆路长途跋涉，或经水路一路艰辛，他们选取不同的赴俄线路，采取不同方式，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地域遥远风霜寒冷之地，漂泊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广袤土地上。旅俄华侨与东南亚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华侨不同。在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人数众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大起大落、华文教育匮乏、社团组织薄弱等特点。由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俄关系曲曲折折的发展变化，旅俄华侨也经历曲折的人生历程。

本书力求从整体上揭示19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的新问题，把握其间所涉及的关键因素。尝试从中国史学的立场审视其对于重建历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历史书写的新趋向所具有的价值意义。结合当代中西方史学的发展对于后现代史学理论在史学实践层面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对当前西方史学理论试图克服现代与后现代的局限、融合双方有利于推进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综能研究，尤其重视那些对构建21世纪历史学科发展正当

本书是从经学思想的角度展开对公羊学的研究，通过《公羊传》以及历代最有影响的公羊学家的思想研究，展现公羊学思想从先秦到晚清的发生、发展过程，探讨公羊学思想的核心价值以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挖掘公羊学中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资源。本书以公羊学家的个案研究为支点，以公羊学思想发展的考察梳理为主线，同时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因素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揭示公羊学思想变迁的脉络和时代特点，分析它们的承继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