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与国旗有关的历史记忆(3)

国旗是从天安门管理委员会领来的。静静的夜里，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胡其俊心潮起伏。整个晚上，他的脑子里一遍遍地想象着升旗的程序。

当时，胡其俊没有钟表，上头也没有告诉他具体的升旗时间。他完全是凭着感觉认为国旗应该与太阳一同升起和降落。

胡其俊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从床上爬起来，扛着国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

那时候，旗杆基座四周是被护栏封闭起来的一个正方形，没有给升旗手预留出入口。胡其俊必须先跳进护栏内，然后再踩着旁边电机的箱子爬到两米多高的国旗旗杆基座上去。上去之后又发现，除去旗杆占去的位置，基座上的空间很小，脚只能踩在基座的边沿上。

胡其俊用铁丝把国旗绑在旗杆上，然后从台子上跳下来。这时，天才蒙蒙亮，太阳还躲在东方的地平线下。

胡其俊见时间还早，就在基座下面等了一会儿。一直等到东方泛出微红，他才按下按钮。

没有人观看，也没有国歌伴奏，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他一个人。

看着五星红旗缓缓地升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胡其俊内心有一种异样的感动。

担心升旗不标准，胡其俊就快步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看是否升到顶了。看过之后仍不放心，又跑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仔细端详。

就这样，青年电工胡其俊第一次完成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

走出老远，他再一次回头看着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内心依然充盈着异样的兴奋和感动。

每到升旗的日子，他都要一大早就骑着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从右安门的家里出发，一路经过闹市赶到天安门广场，来完成他一个人的庄严升旗。

升旗只是胡其俊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他的本职工作还是个电工。但胡其俊却几十年如一日，满怀敬仰之心地来对待每一次升旗。

两米多高的国旗旗杆基座，年轻的时候爬上爬下地不觉得什么，40多岁之后，他渐渐感到动作不像以前那么利落了，但他依旧认真地对待每一次升旗。夏天的炎热自不必说，要是赶上冬天一下雪，基座上风大又打滑，很难站上去，而且旗大兜风，有时能像帆一样把人卷起来。

赵新风后来听胡其俊回忆说，斯大林去世那年，胡其俊接到降半旗致哀通知。这之前胡其俊没有降过半旗。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一种感觉，他先按电钮把国旗升到顶部。然后，再按动电钮把国旗往下降。大概降到旗杆的上三分之一处，再次按电钮，于是国旗就停住了。降半旗任务顺利完成。

想不到的是，胡其俊的这次降半旗操作，后来竟然被写进了《国旗法》，成为我国降半旗的正式标准。

胡其俊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6年。

直到1977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才奉命从他手中接管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

2007年10月1日凌晨，78岁的胡其俊因病去世。临终时，胡老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忘记了时日。醒来时，他问身边的儿子胡克军：“今天几号啊？”

当儿子告诉他是国庆节时，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说：“该升旗了。”

说完，这位迄今为止在天安门广场上升旗时间最长的旗手便安然辞世。

1983年春天的那些日子，第一任国旗班班长董立敢内心总是涌动着一股股不安分的想法。

在国旗知识讲稿完成之后，他又萌生出了新的想法。

董立敢觉得已经维持了6年之久的两人升旗方式，应该随着改革的春风一起变一变了。

但究竟怎么变才好，一时间他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

自从北京卫戍区奉命从胡其俊那里接管升旗任务之后，就一直沿用两人升旗方式。

每天，两名战士并肩从天安门城楼走出。一人扛旗，一人护旗。这期间，两名战士要躲过来往行人和车辆。路线往往是走得曲里拐弯，不成直线。来到广场上，也要和当年胡其俊一样先跳进护栏，然后再通过梯子爬上国旗旗杆基座，把国旗挂在旗杆上，之后再下来按动升旗按钮把国旗升上去。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到处都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中国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董立敢隐隐觉得，这种陈旧的升旗方式无法代表一个日益强大的泱泱大国的威仪和尊严。

最初，董立敢在升旗的人数上动起了脑子。

启发来自于一些当时的画报。董立敢在画报上刊登的外国元首访华的一些图片中发现，三军仪仗队举行欢迎仪式时前边都是三个人，中间一人扛旗，两边的人持枪护卫，昂首挺胸正步前进。

董立敢觉得三人升旗方式比两人升旗方式有气势，也更加正规和威武。

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是在深夜。在脑子里想象着三人升旗方式的威武场面，被窝里的董立敢再也躺不住了。他一下兴奋得从铺上坐起来，打开手电筒把自己的设想用图纸描绘了出来。

战友们觉得奇怪，纷纷起来问班长在画些什么。当副班长高福新看到董立敢画的这一新的升旗方式时，立刻叫起好来。战友们都兴奋起来，有人竟然提议现在就出去练练看看效果。

寂静的夜里，国旗班的战士们悄悄从床上爬起来，正步前行到空无一人的天安门广场，从头到尾地演练了一遍这种三人升旗方式。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威武！

考虑到从城门到旗杆下距离有些远，董立敢就把走正步的开始地点定在金水桥南端。

第二天早晨升完旗回来，董立敢就向中队长和指导员汇报了三人升旗方式的想法。中队长申美平和指导员张华一致称好。一开始，董立敢没敢说晚上他已经和班里的战士偷偷上广场演练的事情。这个时候，见时机成熟，董立敢就把演练的事情也说了。

申美平和张华听后也很激动。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个年轻的中队干部跟着正步前行的三人升旗小组也上了天安门广场。

演练完之后，他们当场拍板让董立敢写出文字报告呈送到大队部。

之后，这份报告层层上报审批。武警部队的一级级领导也都纷纷叫好，新的升旗仪式就这样诞生了。

1983年3月1日，国旗班奉命正式使用三人升旗仪式。升旗方案与董立敢设计的完全一样，中间一人扛旗，一左一右两个护旗手腰间佩带手枪护卫国旗。

当时天气还很寒冷。为了显得精神一些，担任右护旗手的董立敢没有穿棉衣，其他的两个旗手也都学着他的样子把冬装里面的棉衣脱了。从此，国旗班就养成了“冬不穿棉，夏不穿单”的习惯，看起来永远是一副精神抖擞、威武雄壮的干练姿态。

那天早晨，当三人升旗小组迈着威武的正步走过长安街时，路过的民众也都感到耳目一新。来往的行人和车辆自动给升旗小组让出一条通道。

6《国旗法》与国旗护卫队

无论是国旗班的战士，还是过往的民众，大家都感到升旗仪式比原来正规了许多。

董立敢也感到自己踢出的每一步都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内心有一种从没有过的自豪感。

接下来是国歌的伴奏问题。

升旗仪式变了，国旗班战士自己的感觉好了，民众的感觉也好了。但董立敢还是觉得气势不够。思来想去，董立敢终于找到了原因：升旗的时候应该有国歌伴奏才是。

他把这个想法向中队领导做了汇报，又得到了中队领导的大力支持。

为此中队专门申请经费买了一部单卡录音机。只等着买来国歌录音带，等升旗时在天安门广场上播放。董立敢跑了好多地方，却一直没有买到国歌录音带。

一天，董立敢来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找到着名播音员林如说了自己要为国旗班升旗录制国歌的事情。林如对这个年轻的国旗卫士肃然起敬，赶忙找人帮忙把国歌录制了下来。

拿着国歌磁带董立敢如获至宝，当天深夜就在中队领导的带领下提着单卡录音机来到天安门广场上演练。

遗憾的是，一遍国歌演奏结束时，国旗才刚刚升了不到一半。

这怎么能行？

经过反复掐表计算，董立敢终于得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国旗从旗杆底部升到顶部需要2分零7秒的时间。他再次来到广播电台，经过电台工作人员对国歌录音带进行重新编辑整理，董立敢终于拿到了一盘2分零7秒的国歌录音带。

从此，每当清晨国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雄浑激昂的国歌声就通过那台单卡录音机在广场上播放出来。

接下来，董立敢考虑的就是升降旗的时间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国旗要与太阳同升降。是啊，象征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也应该与太阳同时升降，以前的那种靠大概估计的时间有点有失严谨。为了让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降，董立敢带领全班战士把每天太阳的升起和降落时间细心地记录下来，找出规律。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国旗升降时间，董立敢又和战友多次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到北京天文台查阅北京地区一年四季的日出、日落时间，结合国旗班战士自己的观察，编出了详细的全年“国旗升降时刻表”。

从此，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每天都是与太阳一同升降。

升旗仪式的象征意义越来越被凸显出来，来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也越来越多。

1983年8月1日，国旗班换装，改穿礼宾服，新装大檐帽更衬托出了国旗卫士的威武神勇。

清晨一大早，广场上的旗杆基座周围就站满了来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民群众。

5时零9分，三名气宇轩昂的武警战士身着新式警服，以崭新的姿态从天安门城楼中走出。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一路向天安门走来。来到旗杆基座下，只听“啪”的一个立定，两个护旗手同时分别左右转，站立在国旗两旁。身着崭新警服的他们恰似两尊橄榄色的玉雕。

5时13分，太阳升起的时刻，升旗手按动电钮，国旗在雨后的晨风中徐徐升起。

人们没有嬉笑，更没有打闹，一切都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进行。

人们被一种神圣的感觉打动了，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升旗仪式结束后，董立敢和战友们在国旗下举行了隆重的宣誓活动。

后来，中央电视台把三人升旗仪式的画面作为《新闻联播》片头向全国播出。这种三人升旗方式一直沿用到1991年国旗护卫队正式成立。

从此，国旗班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群体，以崭新的形象走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里。

随着国旗班知名度的越来越高，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优秀群体受到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瞩目。

时间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腾飞，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一天，上海的一个工程师来天安门看完升旗仪式后，当场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认为，以我们国家现有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应该把代表国家形象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搞得再隆重一些。他还认为，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修建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相比之下，原有的旗杆和基座也就与周边环境不协调了，应该修建新的旗杆和基座。这位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工程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进设想。

其实，这位上海工程师的想法，也正是武警部队各级领导和国旗班战士的共同心愿。

早在1987年，大家就提出改建广场旗杆和基座的建议。但由于天安门广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1988年，国旗班副班长孙会军又对升旗仪式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他建议三人升旗小组中擎旗手两侧的护旗手由腰间佩带手枪改为怀抱冲锋枪。1990年，已经升任副大队长的原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董立敢也提出了要改进国旗升降仪式的设想。

真正促使这件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是一封信。这是一封由江苏省的一位叫李玉坤的人大代表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李玉坤在这封信里阐述了国旗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详尽地描述了他对改进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一些设想，同时也对广场上旗杆及基座急需改建的客观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李玉坤之所以对国旗的事情这么关注，其间还隐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当年的各大报纸都曾经刊登过这则故事：

1985年6月，李玉坤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时的老师，美籍华人罗斯·卡尔女士身患癌症。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带着三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子女回祖国观光。他们在古城江苏如皋住了一周。临回美国之前，罗斯·卡尔女士一心想找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子女做永久纪念。这位身居异国的炎黄子孙为子女选中的礼物是代表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旗--五星红旗。

但遗憾的是，罗斯·卡尔跑了10多家商店，却没有找到一个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后来在李玉坤的陪同下，他们终于在一家小商店里找到了三面小国旗。如愿以偿的罗斯·卡尔手捧国旗，热泪盈眶，吻了又吻，然后郑重地将红旗交给三个子女。她再三嘱咐三个子女：“这是妈妈送给你们的最珍贵礼物。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你们永远是炎黄子孙，这国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见此情景，李玉坤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

后来，担任如皋市丝毯总厂总工艺师的他到美国考察。考察期间，他看到美国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插着美国的星条国旗。

李玉坤在信中写道：“与之产生强烈对比的是，那年国庆节，我带着孩子跑遍了整个如皋城，也没看到一面悬挂着的五星红旗，这实在是令我感到不安。”

于是，李玉坤提笔疾书，就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及全国范围内悬挂国旗等问题写出一份议案。

李玉坤的信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不久，他就收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信函，信里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中央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