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贸易的猜忌》各章节最初发表于1983年至1994年间，几乎没有读者看过或读过所有的章节。在取向和主题上，它们是契合在一起的。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感谢本书的编辑迈克尔·阿伦森，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他们鼓励我把这些文章结成一册，并加上一个新的导论重新出版。虽然我作了一些调整来增加可读性，但是这些研究的重印是未经实质性修改的。一些事实性错误得到了更正，参考文献统一了形式，所有书目都已更新为最新的和最常用的版本。原来出现在每一章的致谢业已合在一起。
本书源于我在布达佩斯大学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中心和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共同指导的题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1750—1850”的一个研究项目。书中的章节写于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爱丁堡大学人文高等研究所、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和匈牙利布达佩斯学院高等研究所期间。在进行本书研究的同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讲授政治学和历史学。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撰写本书的导论，并在剑桥大学完成了它，这都得益于一项为期三年的利弗休姆高级研究奖金。我要感谢所有这些机构对我的慷慨资助。
在本书的长期酝酿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襄助。我在布达佩斯的博士导师埃娃·H．鲍拉日和牛津大学的导师休·特雷弗—罗珀，都对我照顾有加。在匈牙利，阿拉达尔·马达拉兹是唯一欣赏并理解我这项始于博士论文的工作的人。当我在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欧文·帕姆兰伊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部门领导。聪明而慷慨的M. M．波斯坦帮助我留在了英国。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的董事们不可思议地支持给我在英国的第一个学术职位。从一开始，克里斯托弗·古迪就指点我如何直率地思考并坚持到底。约翰·罗伯逊一直是我在牛津大学的挚友和同僚。国王学院的院长和同事们多年来对我极其友善，国王学院研究中心在院长伯纳德·威廉姆斯的领导下臻于鼎盛，我能受雇于此，感到非常幸运。在国王学院，我有幸能和约翰·邓恩、加雷斯·斯泰德曼·琼斯、迈克尔·邹楠莘、乔纳森·蔡特林、罗斯·哈里森、安东尼·帕登和爱玛·罗思柴尔德一起共事。我的朋友约翰·邓恩常常给予我出于一切义务感之外的鼓励和建议。迈克尔·邹楠莘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深情厚谊。加雷斯·斯泰德曼·琼斯总是给予我坚定的支持。我极大地受惠于邓肯·福布斯的严谨智慧，有了他的帮助，我最终——这也让我大吃一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致力于18世纪政治思想的大学教职上取得了成功。理查德·塔克的创造性和雅思妙想让我受益匪浅。我还受益于这个领域内一些资深学者的友好支持和智识上的慨然大度。他们包括：J. G. A．波考克、莱因哈德·科泽勒克、昆廷·斯金纳、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梅尔文·里克特、J. H．伯恩斯、霍斯特·德赖策、唐纳德·温奇、E. J.亨德特、罗杰·埃默森和菲亚梅塔·帕拉蒂尼以及其他学者。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艾伯特·赫希曼、迈克尔·沃尔泽以及约翰·埃利奥特给了我宝贵的建议。在哥伦比亚大学，朱利安·富兰克林的聪明才智让我受益良多。我非常享受同弗雷德里克·斯莫勒、阿伦·西尔弗、劳伦斯·迪基与马拉奇·哈科恩进行的富有成效的交流。雷蒙德·戈伊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恪守最高学术道德的典范，他教会我如何简明地思考和写作。我不论何时遇到帕斯奎尔·帕斯奎诺，他都是一个出色的智识上的论辩对手。在芝加哥，斯蒂芬·霍姆斯是激发我灵感的人；在哥廷根，是汉斯·埃里希·博德科尔；在爱丁堡，是尼古拉斯·菲利普森；在鹿特丹，是汉斯·布洛姆；在维也纳，是迈克尔·兰德斯曼；在佛罗伦萨，是马克·米内尔比；在蒙特利尔，是詹姆斯·摩尔；在纽约，是弗雷德里克·斯莫勒；而最近，是皮特·米勒。我要感谢基斯·特赖布、罗伯特·沃克勒、格雷戈里·克拉埃斯、托马斯·马斯特纳克、苏珊·詹姆斯、西尔瓦纳·托马塞利、卞卡马里亚·丰塔纳、理查德·乌特莫尔、理查德·伯克以及露丝·斯库尔这么多年来给予我的支持。在我最近造访哈佛大学的时候，受到了理查德·塔克、迈克尔·桑德尔、小哈维·曼斯菲尔德的热情款待。在政府系，普拉塔普·梅赫塔、格林·摩根和罗素·缪尔黑德，都是不可多得的智识伙伴。伊萨克·纳吉莫夫斯基、马克·绍莫什、奈杰尔·德·索萨、泽埃夫·埃梅里希、保罗·罗森贝格、邓肯·贝尔、安德鲁·库珀、伊娃·皮里梅、安德烈·圣乔瓦尼、安妮·斯蒂利兹以及其他人在我写导论的数稿时，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意见。我尤其感激贝拉·卡帕希在剑桥和洛桑与我所做的交流。
安娜·洛瓦斯对我的情义是无与伦比的。她的耐心、和蔼以及无私的爱，支撑我完成了这一整本书的写作。这本书是献给她的。
每一章首次发表如下：
第一章
最初是以“社会性语言与商业：塞缪尔·普芬多夫与‘四阶段’论的理论基础”为题，发表于A．佩格登主编的《现代早期欧洲政治理论的语言》（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p.253—276）。承蒙编辑和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新发表。
第二章
最初是以“自由贸易与国家政治的经济限制：重新思考新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题，于1986年在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墨菲政治经济学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政治的经济限制”系列讲座上演讲。首次发表于约翰·邓恩主编的《政治的经济限制》（The Economic Limits to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pp.41—120）。承蒙编辑和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印。
第三章
最初是以“苏格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富国—穷国’之辩”为题，为1979年国王学院研究中心举办的“公民人文主义与苏格兰政治经济学的开端”学术研讨会准备的，首次发表于本人与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主编的《财富与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形成》（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pp.271—316）。承蒙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印。
第四章
最初是以“国债狂想曲：大卫·休谟与自愿性国家破产”为题，首次发表于尼古拉斯·菲利普森和昆廷·斯金纳主编的《现代早期英国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pp.321—348）。承蒙编辑和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新发表。
第五章
最初是以“‘非自然与倒退’次序的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与自然自由”为题，为1988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卡尔·马克思出版社研究中心举办的“法国大革命与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准备的，首次发表于《法国大革命与政治经济学》（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und Politische Ökonomie，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vol.41. Trier:Friedrich-Ebert-Stiftung, 1989, pp.122—149）。承蒙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新发表。
第六章
最初是以“《国富论》中的需要与正义：导论”为题，由本人与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合作撰写，首次发表于本人与伊格纳季耶夫主编的《财富与德性》（Wealth and Virtu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pp.1—44）。承蒙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和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新发表。
第七章
最初是以“人类分裂的恒久危机：历史视角下的‘当代民族国家的危机’”为题，为1993年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举办的“当代民族国家的危机”研讨会准备的，首次发表于《政治研究》1994年特辑，后来重印于约翰·邓恩主编的《当代民族国家的危机》（The Contemporary Crisis of the Nation State. Oxford:Blackwell,1994, pp.166—231）。承蒙（英国）政治研究协会、编辑和出版商的许可在此重新发表。
卷首画的作者是安东尼奥·滕佩斯塔（Antonio Tempesta,1555—1630）。这幅画是61幅铜版画系列中的一幅，描绘的是鲍格才家族（Borghese family）的历史与成就。感谢帕绍的埃克哈德·洛伊施纳、伯尔尼的特里斯坦·韦迪根以及巴黎的吉塞勒·兰贝，他们帮助我确证了这幅画的出处和寓意。原画编目为“雅努斯与人格化的鹰”，珍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铜版画藏书室Ba15 fol. n° 53，承蒙许可在这里被复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