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十年灯(2)
一九五一年“联合版”创刊，《联合报》的前身。副刊编辑牟力非为我写的掌故开了一个小专栏，名叫“饮苦茶斋笔记”，斋名出自张恨水的诗：“爱抟黄土种名花，也爱当垆煮苦茶。”中华副刊也给我开了一个小专栏，名叫“切豆腐干室随笔”。那时两报副刊和我通信都用“副刊编辑室”署名，没有私人联系。
一九四九年，台北各报副刊的稿费都是每千字新台币十元，拿当时的物价比量，这个标准很高，据《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陈国祥、祝萍合著），日报每月订费新台币七元五角。我到中华路吃一个山东大馒头，喝一碗稀饭，配一小碟咸水煮花生米，只要一元五角，我凭一千字可以混三天。我买纯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杨道淮《流亡学生日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书中记载副食费每人每天菜金新台币三角二分。周啸虹《三十功名尘与土》（尔雅），提到少尉月薪五十四元。《重修台湾省通志》，一九四九年六月公教人员调整待遇，雇员每月新台币五十元。我不厌其烦记下当年的物价和待遇，为的是证明各报在流离动荡之秋，财政拮据之中，依然这样重视副刊。
我投稿很勤，从未接到退稿。前后化用了五十几个笔名（鲁迅用过一百三十几个笔名），如果同一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太多，就会有人误会主编搞小圈子。我从未拜访任何一位主编，主编也像新闻版编辑一样，选稿，发稿，不对外连络。报馆也没办过作家联谊会，那时台湾还没这个风气。
作家的笔名都有寓意。潘佛彬笔名潘人木，吴引漱笔名水束文，都用拆字法。彭品光笔名澎湃，用谐音法，他是海军出身。骆仁逸笔名依洛，他跟哥哥来台湾，嫂嫂对他很照顾，长嫂比母，精神上依附嫂嫂，他嫂嫂的名字里有个“洛”字。王林渡笔名姜贵，“姜桂之性，老而愈辣。”黄守诚先叫归人，当然是怀乡，后叫犁芹，自己说要像老牛一样在台湾耕种（第一个皈依本土的外省作家？），王庆麟笔名痖弦，我偶然发现出处，某一本诗话里说，诗的最高境界是“痖”，最好的诗你说不出好在哪里。我的笔名里也有我的心情，我的思考，我的解脱，我的暗示，不能一一写在这里。
笔名产生文坛趣谈。耿修业笔名茹茵，读者以为是女作家，他是用笔名“纪念一个亲人”，背后或有回肠荡气的故事。冯放民笔名凤兮，也有人以为是女作家，其实出自“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一片阳刚。孙如陵笔名仲父，据说是“中副”的谐音；父亲的弟弟也叫仲父，有人抱怨读他的文章还得比他矮一辈。姚朋笔名彭歌，林海音敏感，认为是“朋哥”的谐音；王世正笔名石振歌，专栏作家应未迟（袁暌九）揭露，那是“世正哥”的谐音，女作家提起两人直呼姚朋、王世正，认为彭歌、石振歌“那是他太太专用的称呼”。至于鲁迅，人皆不知涵义，有人开了个玩笑，认为应该是“俄国人”Russian。
那时台北街头很难找到零售报纸的地方，各报在热闹的地方竖立阅报栏，张贴当天报纸。西门町圆环的阅报栏阵容浩大，《新生报》、《中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民族报》、《全民日报》一一在列，偶然看见《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仅有四开一张。那个年代，台北市民真爱看报，也真舍不得买报，每天早上，看牌前面挤满了人。我总是先看副刊，找我投去的稿子，有时候副刊上留下一个方形的黑洞，我总是到火车站前的阅报栏查证，看是谁的文章被人挖走，不止一次，居然那是我的文章，我受到鼓励。
刚刚创刊的《民族报》版面比较简陋，想是财力不足，但是新闻和言论都向前冲刺，朝气蓬勃。我读来过瘾，不觉技痒，写了一篇文章指陈军法的缺点，两千多字，对我来说，那篇文章太长了，应该很难见报，谁知《民族报》用它做第一版左下方的边栏，那个位置本来属于政论家的重要评述，怎么轮到我！这个鼓励对我太大了。后来知道《民族报》的总编辑是叶楚英，那篇文章也许是他发下去的吧？我那时不懂事，没有抓住机会去拜识他。
不止如此，那时上校爷爷罢官，我到集集镇去探望他，先坐纵贯铁路火车到二水，改乘运输木材的小火车，入山渐深，森林如绿色隧道，密云之下霏霏有湿意，想起“山色空濛雨亦奇”。集集车站用木材建造，别出心裁。下车后宪兵盘查，发现我没有差假证，带我到办公室接受队长询问。队长辞色严厉，命令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摆在桌子上，他一一检视，其中有一张《中央日报》副刊的稿费单。“稿子是你写的吗？”我说是。“里面写的是什么事情？”我照实回答。他依稿费单上的日期找到报纸，仔细阅读那篇文章，立即表情放松，语气和善。“你记住，以后出门一定要带差假证！”让我过关。他好像认为“给《中央日报》写文章的人不会变坏”？那时《中央日报》受读者大众信任，可以想见。想不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央日报》已经因为“没有销路没有广告”停刊了！
且说那时，密集的鼓励更坚定了我要做作家的决心。今天回想，并非我的文章如何出色，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个不会赌博的年轻人，初次坐上牌桌，往往手气顺极了，这一把通吃，下一把又是通吃，资深的旁观者点头嗟叹：赌神菩萨要收徒弟了！自此以后，这个年轻人就要迷上牌九，无怨无悔。世界三千六百行，有贵有贱，有逸有劳，有穷有达，每一行都有传人，千年万年，连绵不绝，都有这样类似的接榫。
一九四九这一年，耿修业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孙陵主编《民族报》副刊，凤兮（冯放民）接编《新生报》副刊，稍后又有徐蔚忱接编《中华日报》副刊，大将就位，副刊左右文学发展的态势形成。各副刊的内容风格逐渐蜕变，出现女作家的绵绵情思和反共文学的金鼓杀伐，彼此轮唱。那一年，这些副刊养活我，补助我一家。
【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七月，澎湖即发生“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所有外省人一个下马威。当年中共席卷大陆，人心浮动，蒋介石自称“我无死所”，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案可以相提并论。
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历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山东人一律“失语”，和本省人之于“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只是念及“身家性命”无法落笔，“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他去世后，编剧家张永祥写文章悼念，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学半夜失踪，“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那些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记述。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长篇小说《海兮》以山东流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笔到，我很佩服。然后我读到周绍贤《澎湖冤案始末》，傅维宁《一桩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读后》，直到《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
可怜往事从头说：内战开打，山东成为战场，国军共军进行“拉锯战”，山东流亡学生两万多人逃出故乡。国军节节溃败，大局土崩瓦解，山东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双方约定，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战场，天下无事升班升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做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八所中学师生近八千人登轮，八校合推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为总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一律编入步兵团。学生举手呼喊“要读书不要当兵”，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人，司令台前一片鲜血；另有士兵开枪射击，几个学生当场中弹。三十年后，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他说枪声响起时，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这位作者使用“汴桥”作笔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归时方始休！”可怜的孩子，他们舍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
编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流亡学校的总代表张敏之当面抗争，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他居然对学生说：“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一个兵三块银元！”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系，殊不知把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当时学生六神无主，容易轻信谣言，这就是群众的弱点，英雄的悲哀。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张敏之是个烈士，“烈士殉名”，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顾，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决裂到底。
张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咳，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卫兵从他口袋里搜出信来，没收了。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鉴到台北求救，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沿途竟没有和“假想敌”捉迷藏，车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后，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他“胆敢”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李无法拒绝，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回到学校去读书！”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谁也不敢出头乱动。张敏之动了感情，他问学生：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徐厅长在这里，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里，你们怕什么？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受到鼓励，这才冒险出列。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制造暴乱，张校长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亲笔题字，写的是“穷则独扇其身，达则兼扇天下”，这两句题词也成了“煽动”的证据。
徐轶千对张敏之说：“救出来一个算一个，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于是着手“做案”，这个“做”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做”得漂亮，某一个案子没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烟台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立意之后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层着手，下层人员容易屈服。那时候办“匪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层一层株连。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劳审问，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使这些讯息发酵、变质、走样，成为情节。办案人员锁定其中五个学生，按照各人的才能、仪表、性格，强迫他们分担角色，那作文成绩优良的，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那强壮率直的，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那文弱的，首先觉悟悔改自动招供，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他们的供词就成了其他学生成为匪谍的证明。
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办案人员手中有“情报资料”，可以提供名单，证据呢，那时办“匪谍”，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就是铁证如山。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他们必然有领导，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邹鉴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