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粤剧的起源和发展

1 粤剧的起源

元末明初，广州诗人孙蕡所作的《广州歌》有这样的描述：

闽姬越女颜如花，

蛮歌野曲声咿哑。

阿峨大舶映云日，

贾客千家万家室。

春风列屋艳神仙，

夜月满江闻管弦。

其时广州如花美女、风流少年夜夜笙歌、灯红酒绿的情景，堪比南京秦淮河。明末清初，番禺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七“濠畔朱楼”也说：

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

广州昔日商业娱乐文化的繁荣和歌舞升平的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嘉靖三十七年（1558）刻的《广东通志》初稿也记载，广州府正月闹花灯，“二月，城中多演戏为乐”。

古时人们表演歌唱的是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歌舞呢？徐渭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写成的《南词叙录》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五十九）有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二十五日日记一则：“吴徽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技也。” “吴伎以吴徽班为上，班中又以旦张三为上。”从这两则记载，我们知道昆曲弋阳腔和昆山腔先后在嘉靖和万历年间传到广东，并形成主流的形式。

粤语中称外省人为“外江佬”，外省来的戏班也就被称为“外江班”。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粤省外江梨园会馆在广州魁巷建成。从外江梨园会馆遗留下来乾隆二十七年（1763）至光绪十二年（1886）的12块碑记看，历年入粤的戏班分别来自江西、安徽、湖南、江苏、陕西、河南六省。

在外江班占主体的时期，形形色色的外江班除带来高腔、昆腔外，还带来各地新近兴起或流行的梆子、西皮、二黄、四平、罗罗、吹腔等各种声腔。同时带来大量的剧目和不同剧种、不同风格、异彩纷呈的表演艺术。

这些丰富的艺术表演活动不仅没有阻碍本地戏曲的产生，反而为本地的戏班艺术及本地戏曲的发展提高，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为本地戏班博采众长、积极求新求变的艺术特点奠定了基础。

据记载，同外江班所代表高雅艺术风范不同，当时本地班擅长演武打戏，以艺人的高难动作吸引观众。本地班在表演中使用大锣大鼓，气氛炽烈，风格粗犷。由于广绣工艺精良，用以制作出的表演服饰华丽夺目。艺人走草根和民间路线。当时北京把唱徽调二黄的戏班称为“徽部”，把唱秦腔梆子的戏班称为“西部”。有记载说广东“外江班近徽班，本地班近西班”。可见，当时在广东的外江班多唱徽调二黄，而本地班则以唱秦腔梆子为主。从艺术效果看，当时的戏曲歌舞引人入胜，不仅有专门戏班歌女，无数普通百姓也沉迷其间，并有本地子弟参加演唱，以至引起官绅不满。如新会知县丁积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颁布的《礼仪通谕》，责令良家子弟“勿事戏剧，违者乡老纠之”。成化十七年（1481）修的《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也告诫子弟说：“七月之演戏，良家子弟，不宜学习其事……一入散诞，必淫荡其性。后之子孙，遵吾墨嘱。”

归有光所编《庄渠遗书》卷九记录了明正德十六年（1521）钦差魏校的《谕民文》，内有“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 “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违者拿问”等语句。这说明当时的歌舞唱演、剧目演出已经具有较为完整的形式和较为丰富的内容，在社会上也有一定影响，可以说这是广东有关戏剧最早的文字记录。

据《新会县志》记载，明成化初年（1465年后），当地的“乡俗子弟多不守本业，事戏剧度日”。明嘉靖四十年（1561）《广东通志》记载：广州府“二月城市中多演戏为乐，谚云正灯二戏”，并有“搬戏难成器，弹弦不是贤”的俗语，所以“江浙戏子至，必自谓村野，辄谢绝之”。这证明当时已经盛行大戏。

此后，随着戏剧演艺活动的增加，一些北方戏班艺人留在广东生根发展，广东本地学习戏曲的人也越来越多，由广东本地人组成的戏班也逐渐发展起来，此所谓“本地班”。本地班熟悉岭南本土文化，常年在广东各地活动，在节目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更加能够适合广东当地人的心理和习惯，这是粤剧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