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

一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与争论

1．“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世界银行在2007年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一文中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警示。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受到低收入国家低工资竞争者在制造业和高收入国家创新在快速技术变革行业的双重挤压”，“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后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被用来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的困境：一些前期增长迅速的低收入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会陷入长期的停滞或回落，在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后仍不能进一步发展为高收入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以及中东多国便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大野健一根据亚洲和拉美经济体发展历史经验，认为经济体可以通过外资引进、规模扩张、技术吸收和技术创新的方式完成五个阶段的产业赶超，但是很多经济体由于无法提升其人力资本，无法完成技术吸收进入第三阶段，这种“天花板”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亚洲发展银行则将“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出口制造端竞争，并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创新端竞争，这些国家无法及时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资源驱动型增长转变为生产力驱动型增长”。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将“中等收入陷阱”描述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一些）国家从历史上在发展中出现一系列新挑战，导致低增长而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高速增长经济体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并无法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现象”，其本质是“增长放缓的一种特殊情况，即突然性巨大且持续的波动背离于条件收敛下预期的增长路径”。虽然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不统一，但其基本含义是描述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的现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及其动力问题，从中长期增长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增长缺乏新的动力。

2．收入组别的划分

收入组别的划分是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和基础。收入组别的划分标准可分为两种：一是绝对收入标准；二是相对收入标准。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1989年提出的人均收入（按照Altas计算）分组法（见表1-1），该方法以1987年为基准年，将低于480美元的国家划为低收入国家，处于481—1940美元的为中低收入国家，处于1941—6000美元的为中高收入国家，高于6000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以后收入门槛根据通货膨胀率和汇率逐年调整，到2015年，将低于1025美元的国家划为低收入国家，处于1026—4035美元的为中低收入国家，处于4036—12475美元的为中高收入国家，高于1247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图1-1给出了1987—2015年世界银行对世界国家和地区（不包括缺漏值）的分组结果，该结果表示不同组别的占比。虽然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1980—2000年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但2015年为14%。与此相对应，中高和高收入组组别所占比例显著增加，分别从2001年的18%、25%大幅上升到2015年的26%、36%。其间中低收入组组别所占比例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24%—26%。由于美国1920年后长期处于世界经济前沿且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被当作衡量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参照国。据此，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对标准的中等收入分组标准。例如，Kremer等人利用一国或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美国人均收入之比作为划分标准，将经济体与美国收入百分比的1/16、1/8、1/4、1/2作为低、中低、中中、中高和高收入组的分界值。Im和Rosenblatt将收入组别分界值定为15%、30%、45%和60%。Woo则类似地提出了赶超指数（Catch-up Index）的概念，指数介于20%—55%的国家认定为中等收入国家，低于20%与高于55%的国家分别认定为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这些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波动，各国的赶超指数亦会出现相应的波动，但这样的波动并不反映该国经济增长的任何信息。表1-2列出了按相对标准划分1990—2015年187个国家（地区）中不同收入国家（地区）所占比例，基于Kremer等人与Im和Rosenblatt两种不同标准的分组结果表明，虽然各收入组国家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但不同标准下的国家收入分布显著不同。按照Im和Rosenblatt的分组标准，世界收入分布很不均衡，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最多，占了近70%；高收入国家次之；中中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最少。按照Kremer等人分组，分布比较均衡，各收入组的国家数目总体上维持在30—60个，差距不大。

3．“中等收入陷阱”真伪之争：观点综述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在学界研究中一直存在争议，如此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究竟是什么？这一概念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并不否定曾出现的“拉美现象”的事实，但不接受将这个现象归结为中等收入阶段的特定问题，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和转型中遇到的共同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已有研究缺乏理论支撑，中等收入国家相对于其他收入组别的国家是否更易陷入“增长陷阱”也没有得到证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问题非常必要，以免在学术界有可能把一个错误的概念当成一个科学概念加以接受。也有学者提出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如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认为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现在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但是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按照以往的增长经验，只要时间足够长，今天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最终会增长上去，变成高收入国家的概率可以有100%，因此从绝对收入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而以相对收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也不科学，这类似于说孩子永远也长不大，因为相对于父母，孩子的年龄永远也赶不上父母的年龄。江时学依据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不能将人均收入高低与发展阶段的艰巨性简单挂钩。如果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出现增长停滞的概率相当，甚至中等收入国家出现增长停滞的概率更低，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其研究也将失去意义。

蔡昉则认为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只要可以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经验证据，并且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就值得提出来，以便推动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蔡昉通过文献回顾和论证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是相容的，因此它是一个可以借助来分析特定阶段经济发展现象的有用概念；而且大量国家的经验也证实，的确存在着在统计上的显著性，验证了在中等收入的特定阶段上，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表现出减速甚至增长停滞的趋势。因此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持肯定的态度，并主张把研究真正推向深入。“陷阱”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被认为是一种超稳定的“经济均衡状态”，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处于该阶段的经济体面临不同于前一阶段的困难，即使借助暂时的或偶然的力量使其收入水平在短期得到提高，长期终会被制约因素抵消，重新回到原来的收入水平上，不能实现向高收入经济群体的收敛。Eichengreen等人指出一国陷入“增长陷阱”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上期人均GDP增长率高于3.5%，二是本期人均GDP增长率较上期下降超过2%，三是人均GDP高于10000美元。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界定和测度，已有文献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有关研究。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滞退，如Eichengreen等人考察1956年起经济增速显著下滑的经济体，发现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时，增速平均从5.6%下降至2.1%；增速下滑集中发生在1.0万—1.1万美元和1.5万—1.6万美元两个区间上，意味着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存在较大概率遭遇困难。Aiyar等人也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增速下滑的概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二是从不同的收敛角度重新定义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如Woo认为如果一国长期处于中等收入区间，未能实现朝向美国的收敛，则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一国（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是判定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标准，Felipe等人通过计算各个国家越过不同收入水平门槛的时间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界定，中等收入经济体收敛到高收入组的时间由表示，其中T为收敛时间，R为收入差距，gM和gH分别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增速。若与gH相比gM过低，则T变长，掉入陷阱风险增大。他们发现中等收入经济体停滞在中低收入阶段的时间是28年，停滞在中高收入阶段的时间是14年。如果一国在达到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在28年内不能达到7250美元的人均水平，则视为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相似地，如果一国在14年内不能从7250美元的人均水平发展到11750美元的高收入水平，则视为陷入“中高收入陷阱”，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两阶段所需要的人均收入增速分别为4.7%和3.5%。

Gabriel和Rosenblatt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存在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可能性，但是非常漫长，根据这些国家与美国或OECD国家收入水平目前的差距，高收入经济体年均增速为1.8%，中等收入经济体保持过去30年来平均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实现短期赶超，只有中国是唯一的例外。Robertson和Ye测量了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人均收入之比的动态趋势，如果某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比值长期趋于平稳，则认为它落入陷阱。在他们研究的4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约有19个收敛于中等收入水平，4个则收敛于低收入水平。但郭熙保和朱兰根据绝对和相对收入标准分析历史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在该阶段的停留时间和经济增长率，发达国家都曾经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了较长时间，时间跨度从60年到160年不等，平均停留时间达到78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50—60年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也算不上“长期”，更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停滞”或陷阱。因此把中等收入国家10年、20年甚至50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事实当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征是非常武断的结论。

三是从增长分化的角度分析各经济体跃升、滞留或倒退在各收入阶段的概率。一些研究发现对于富裕国和贫穷国，收入水平仍留在本组的概率超过了90%，而中等收入经济体仍留在本组的概率很低，以大致相同的概率跌入低收入组或跃升至高收入组。林志帆参照世界银行对不同收入组别的界定标准，将人均GDP（以2005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衡量）低于875美元的样本归为低收入国家，将人均GDP高于10725美元的样本归为高收入国家，将人均GDP介于两者之间的样本归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以人均GDP是否达到3500美元将中等收入国家区分为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两组。在考虑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条件收敛模型中对跨国经济增长绩效进行解释，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五年及以上低于模型预测值，则将其识别为陷入“增长陷阱”。实证分析发现低收入国家样本有高达57%的概率陷入“增长陷阱”，中低收入国家有约48%的概率陷入“增长陷阱”，中高收入与高收入国家陷入“增长陷阱”的概率则低得多，分别为13%与2%左右。这样的数据表明“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显著成立，且中低收入国家更易于陷入“增长陷阱”，如果先前快速增长的中低收入国家不能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则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相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贫困陷阱”似乎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这类国家严重依赖于原始农业与初级制造业，尚未完成向现代经济的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恶性循环。而郭熙保和朱兰计算了139个国家的收入转移概率矩阵发现，作为一个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必经阶段，短期内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向上转移的概率逐渐增加。而且，不同时长下中等收入组国家的转移概率始终大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国家的转移概率，且随着时间的延长，中等收入国家的转移概率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收入转移概率的差距逐渐加大，从概率上支持中等收入阶段更容易发生收入转移。

从文献最新研究趋势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从实践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的，并且得到了较为严谨的实证和论证。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似乎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命题，正在从描述型研究向规范型、实证型研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