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列宁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 十月革命前革命风暴中的俄国

列宁出生于1870年的俄国，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列宁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时期，俄国经历了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从形式上已经跨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门，城乡经济生活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但从实质上看，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许多国家，资本主义极为不发达。在这种新旧社会制度并存的历史时期，俄国社会各种新旧矛盾异常尖锐，而且沙皇政府到处扑灭革命的火焰，沙皇已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

（一）反动势力的力量异常强大，而且异常反动

到19世纪中叶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并且正逐渐向外扩张。此时的俄国依然实行反动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历史前进的车轮是无法抗拒的，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面前，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于1861年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命令，实行改革，试图顺应时代潮流，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极不彻底的，沙皇专制制度也原封未动得以保留，农奴制残余在社会生活中仍比比皆是，这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改革毕竟使冰封的土地出现了回暖的迹象，农奴制改革将封建农奴制撕开了一条裂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一条小道，此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虽然他们的发展处处受到封建农奴主的掣肘，他们有反封建的意愿，但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仍然处于领导地位的封建农奴主。所以，资产阶级往往与沙皇为首的封建农奴主相勾结，结成联盟，共同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人民面对的反动势力力量异常强大。苏联历史学家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就认为“政权保持在农奴主——地主手里，同时国内经济的主要阵地则被垄断资产阶级占领，沙皇政府为了保持自己的主要社会支柱——地主政权，不得不同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依靠他们。”

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一切落后、野蛮势力的代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议会制，给人民较多自由的时候，沙皇俄国依然实行野蛮的封建专制，人民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同时，在封建农奴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当人民奋起抗争的时候，沙皇政府往往用逮捕、流放甚至是绞刑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列宁就指出“政府不仅保护厂主的利益，不仅因此而残酷地迫害工人，逮捕、流放、用军队袭击赤手空拳的工人，而且它还保护最吝啬的厂主的利益，阻止比较好的厂主向工人让步。”这就是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的最好写照。

（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上的，俄国工人受到的压迫很深很重。俄国工人工作时间很长，在19世纪80—90年代时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工人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又没有安全保障措施，所以经常出现工伤和死亡事故，工人的生命安全完全没有任何保障。但是，俄国工人的工资却低得可怜，而且经常受到厂主和工头的无端克扣，其收入很难养家糊口，工人的贫困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列宁曾经这样描述20世纪初期俄国工人的悲惨生活：“工人在地窖、阁楼和陋室中住得愈来愈挤，比往常更加吃不饱，他们把家里最后剩下来的一点破烂也卖给了高利贷者”。但是，面对俄国工人的严重贫困，俄国的农奴主政府不但没有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是“俄国政府是俄国工人的敌人，是比俄国厂主还要凶恶得多的敌人”。在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问题上，俄国的封建农奴主比资产阶级更厉害。就是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的双重压迫下，俄国工人阶级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受压迫最深的除了工人外，主要的是数量众多的农民。俄国的“农民是俄国人民中最没有权利和最受俄国社会中农奴制残余压迫的阶级”。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一定程度解除了农民所受到的束缚，农民的自由程度有所提高，但农民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提高，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相反却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金钱的权力不仅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而且使农民迅速发生了分化：“在9700万农民群众中，则必须区分为三个基本类别：下等户——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等户——极贫穷的小业主；上等户——富裕的小业主。……这三种类别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大约为：50%、30%和20%……下等户这个类别扩大了，上等户这个类别缩小了。然而过去10年中俄国所发生的无疑正是这种变动，农民失去马匹与破产，乡村中贫困与失业现象增长等等。”农民分化的结果就是贫困农民逐渐增多，而富裕农民越来越少，农民中的绝大多数逐渐沦为破产者或濒于破产者，他们“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和牲畜住在一起，穿的是破衣，吃的是野菜；他们只要找到栖身之所，就会离开自己的份地，甚至倒赎份地，付钱给愿意收下这块份地的人，因为经营份地是蚀本的。农民经常挨饿，由于连年歉收，成千上万的人不断死于饥饿和瘟疫。”

正是在封建农奴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双重压迫和剥削下，俄国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对政府和整个社会充满了仇恨，“早在1885年时，在工人中，甚至在中部地区，虽然那里的工人比首都的工人更接近农民，都谈不上有什么稍微明显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当时，工业危机使工厂的空气中充满了电，以致爆炸经常此起彼伏地发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以致列宁发出这样的感叹“无论是反对失业和危机，还是反对我国在剥夺小生产者过程中所采取的亚洲式的野蛮的和残酷的剥夺形式，除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而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手段。”

（三）民族矛盾十分突出

沙皇俄国还是“各族人民的牢狱”。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其境内包括100多个大小民族（1926年统计为194个，1959年统计为126个，苏联解体前夕约150多个）。在诸多民族中，大俄罗斯民族是主体民族，其他民族都属于少数民族。但沙皇政府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强迫少数民族改信东正教，强迫他们学习和使用俄语，剥夺他们的各种权利。列宁曾经评论说：当局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在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多数居民进行这样的压迫：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余一切民族都被当作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在俄国的17000万人口中，有近1亿的居民遭受压迫，没有权利。”

同时，沙皇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使各民族不至于联合起来反抗野蛮的民族压迫，还限制各民族之间交往，甚至故意挑起各民族间的仇恨：“它（沙皇政府）竭力把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削减得愈来愈少，使它们彼此隔绝并煽起它们之间的仇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民族隔阂严重、民族矛盾尖锐。

（四）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并逐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发展，与之相伴，无产阶级人数也迅速增长起来。列宁曾根据当时政府的统计资料把改革刚开始时的1865年和25年后的1890年的工人人数加以比较：“1865年欧俄工厂工人总数（在缴纳消费税与不缴纳消费税这两类行业中）便是508573名。1890年的工人总数为839730名。增加了65%，即比人口的增长大得多。”在一些资本主义的大企业中，工人的人数就增加得更快，“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在25年中增加了一倍以上，这就是说，它不仅比一般人口的增加快得多，甚至比城市人口的增加也快。”可见在当时，以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正迅速壮大起来。

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俄国以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相对集中在一些大型工业企业，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集中程度还在不断提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现象：“在1879年，大工厂占全部 ‘工厂’的4.4%，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66.8%及生产总额的54.8%。在1890年，大工厂占全部 ‘工厂’的6.7%，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71.1%与生产总额的57.2%。在1894—1895年度，大工厂占全部 ‘工厂’的10.1%，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74%与生产总额的70.8%。在1903年，工人超过100人的大工厂，在欧俄占工厂总数的17%，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76.6%。”俄国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相对集中，便于组织和发动工作，更易于形成联合，是发动革命极为有利的条件。

另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俄国，并得到广泛传播。而且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逐渐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创立了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做好了组织准备。1895年秋，列宁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斗争协会包括若干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开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广泛联系，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斗争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在它的影响下，俄国其他许多地方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898年春，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但随后沙皇政府的镇压使党的组织受到很大打击，党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不久就被破坏，各地社会民主党人大批被捕，此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是有限的。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从此，在俄国建立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党组织领导下，马克思主义逐渐与工人运动结合，无产阶级斗争逐渐由分散走向联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出现全新面貌。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无产阶级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其斗争逐渐由自发上升到革命的自觉，斗争目的逐渐由经济要求转向了政治要求，斗争逐渐由个别分散的状态走向联合。在1897年列宁就指出了工人运动中的这一新变化：“这个力量就是彼得堡的工人和他们在1895—1896年举行的大罢工；在罢工期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通过 ‘斗争协会’）对工人的帮助，还向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在工人中散发了社会主义的宣言和传单。政府明白了，任何的警察迫害都不能压服工人群众，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已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并且还有了维护工人事业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政府被迫让步了。”此后，无产阶级的反抗就没有停止过。据不完全统计，1870—1879年十年间，俄国工人举行过187次罢工运动；但在随后的十年间，罢工运动则多达323次。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了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对于这次革命的性质，历史学家的评论是“1905—1907年的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这次革命就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其斗争方法和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列宁曾高度评价这次革命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 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参战，俄国沙皇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参与了战争。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灾难，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在增长，社会民主工党及时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联合程度越来越高，最终在1917年二月通过革命的风暴涤荡了沙皇的反动统治，彻底推翻了俄国的封建农奴统治。在随后的十月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又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在各种革命实践活动中，列宁作为最重要的指挥者和领导人，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团结各种社会力量，为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同时，俄国的革命实践也为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列宁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

二 十月革命后国际斗争旋涡中的俄国

1917年11月6—7日（俄历10月24—25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人民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首都彼得格勒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工农无产阶级政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当时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内忧外患双重交困。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列宁就在《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中呼吁：“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但是，苏维埃俄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苏维埃政府的建议没有任何政府理睬。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俄国同德国仍处于交战状态，对苏维埃政权是极大的外部威胁。在国内，被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向工农政权进行疯狂的反扑。原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逃往外地，收罗一些哥萨克部队，由前沙皇将军克拉斯诺夫率领在十月起义胜利的第三天向彼得格勒进发；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织的反革命团体“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于10月29日在首都发动士官生叛乱。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几小时之内就把士官生叛乱镇压下去，并于10月底击溃了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武装进攻，随后又粉碎了立宪民主党人在首都策划的反革命阴谋。

新政权成立之初，在列宁等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较为顺利地粉碎了国内的叛乱，因为这时国际局势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极为有利的。当时，两个帝国主义集团正在互相厮杀，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喘息机会。列宁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这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了帝国主义的侵害。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也似乎顾不上帝国主义。而一些帝国主义者当时所以顾不上我们，那只是因为现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全部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内讧当时已分裂成为两个集团。卷入这场斗争的帝国主义强盗都全力以赴，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致无论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无法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反对俄国革命。”但是，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仇视是没有改变的，一旦它们腾出手来，马上就会向苏维埃俄国发起进攻。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是有各种利益冲突的，为了各自的利益，它们往往会产生各种矛盾，这就为列宁利用统一战线策略游刃于两大集团之间提供了便利。

最先直接向苏维埃俄国发起进攻的是德国帝国主义者。但在列宁看来，进攻俄国的是德国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德国人民。所以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把帝国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即使是进攻苏俄的德国，其广大的人民也是应该联合的对象，列宁坚信：“要向德国人学习！要始终忠实于同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会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面对德国军队的进攻，俄国军队一触即溃，列宁这样描述前线的情形：“前线军队的瓦解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把我们的大炮廉价卖给德国人。”所以列宁这时很希望能与协约国联起手来，以便共同对付德国帝国主义这个最直接的威胁。苏维埃政府不止一次向协约国各政府建议，共同与德国及其盟国进行关于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谈判，但是这项建议遭到了拒绝。由于法、英、美不愿意进行任何和平谈判和缔结普遍的和约，苏维埃政府便决定单独同德奥集团进行谈判，以便尽快摆脱战争的威胁。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对德和平谈判冲破重重阻力取得成功。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3月3日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虽然布列斯特和约是苏维埃俄国在强敌压境情况下被迫接受的一个屈辱性条约，但它也是苏维埃俄国以空间换时间策略的胜利，毕竟和约的签订使战争得以停止。而战争的停止可以使苏维埃俄国“利用一切喘息时机，哪怕是最短的时机，来聚集力量，使军队喘一口气，或医治它所患的溃逃病和颓丧病”。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获得了短暂却十分宝贵的恢复时间。

布列斯特和约刚一签订之后，列宁就立即提出应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但1918年夏爆发的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使工作重心的转移未能实现。因为帝国主义集团的垄断资本家不甘心丢掉他们借给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几十亿卢布的债款，不甘心放弃他们在俄国拥有的工厂、矿井和所取得的巨额利润。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就准备向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只是当时他们没能腾出手来，而俄国通过与德国签订合约退出战争，又使它们在对德作战中失去了俄国军队的支援、失去了牵制德军的力量，这更引起它们的不安。于是，1918年3月，英、美、法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4月，日、美、英军队相继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5月，由英、法策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发动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虽然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但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结成同盟的。因为：“这种敌对、这种斗争、这种殊死的搏斗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各国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结成同盟的。我们现在的境况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汹涌浪涛，冲击着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座小岛，并且大有把它淹没之势，但是这些浪涛却又往往相互冲散了。”而“苏维埃共和国在它建国短短的半年以来，则已赢得了世界各国觉悟工人的热烈的同情和一致的支持”。所以，苏维埃俄国是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虽然形势非常险恶：“如果说德帝国主义在西部作为一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力量还继续存在，那么英法帝国主义则有了可能在东北和南方站稳脚跟，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支力量要把俄国重新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要摧毁俄国这个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工作和社会主义宣传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英法帝国主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它包围了我们，竭尽全力来摧毁苏维埃俄国。”

1918年秋，协约国英、美、法在击败德国后更把军队调来进攻苏维埃俄国。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再次鼓动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一场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所策动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了。但在险恶形势中，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成功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正如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所说的：“为了对付向我们进攻的德国掠夺者，为了维护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我们利用了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是掠夺性质的相反利益。”由于策略的正确，加上红军的英勇作战，红军在各主要战线先后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白卫军队，解放了大部分被占领的国土，取得了国内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力量内外夹攻、扼杀苏维埃俄国的阴谋破产了。英、法、意等国不得不在1920年1月宣布解除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不久，苏维埃政府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同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等国也开始了和平谈判。

1920年4月下旬风云突变，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队，无视苏维埃俄国政府一再表示的真诚的和平愿望，在法、英等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悍然进攻乌克兰。与此同时，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白卫军也倾巢而出，乘机发动新的进攻。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再次投入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经过5个多月的反复较量，波兰反动势力得到了应有的教训，损失惨重，被迫于10月12日同苏维埃俄国和乌克兰签订了初步和约。10月下旬，红军挥师南下，直捣克里木，肃清了弗兰格尔匪帮。至此，苏维埃俄国的广大国土，除远东等一部分地区外，已经全部解放，延续达3年之久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以苏维埃俄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帝国主义强加给苏维埃人民战争的胜利也使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得到实践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