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研究应当以探讨历史规律为最高目标

历史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在学术之林内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其学术宗旨可以概括地归结于求真、求是、求新。求新，显示的是学术研究的学术上的新发现、新认识、新总结、新反思，为历史学持续进展必不可少的活力，但求新是在务求历史真相和力求认识正确的基础之上，离开求真与求是的“求新”，成为荒唐的臆说，就会被求真与求是的历史学界所摈弃，最终除了留下批评和警戒的事例之外，再无学术意义。求真是历史学得以成立与发展的基础，其意义是通过梳理各种记载，排除伪证和误记，尽可能清晰地考述出社会历史事实的真相，这是史学的底线，需要不打折扣地恪守，但历史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停留在底线而无所提升，在弄清史实的条件下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和评议，从而加深历史认识，以为历史研究的本分，概括言之，即为历史学的“求是”。

在史学的求真、求是、求新宗旨中，“求是”具有比较复杂的内涵，包括了从微观到宏观、从浅层到深入的所有关于历史事物的评论性认识。无论是议论单一事件的历史影响、个别人物的是非功过，还是对一个时代的整体评价、对整个历史进程的概括总结，总之皆出于表达一种自以为正确的历史观点，皆可属于历史研究的“求是”作为。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是一项宏观性的、统摄历史全过程的和高度抽象的历史认识，追求的是视野最大、最远、最深刻的历史之真与思想观念的求是，应当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高目标。不言而喻，历史研究在求是各个层次上探讨，都会出现观点不同的意见，历史认识正是在不同见解的论辩中发展进步，只要不带有非学术性的偏执和非学术的钳制，错误的认识终会逐步地厘清，正确的认识以其论据的可靠和逻辑的周密，一定会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同。在历史规律的学术探索中，涉及的问题更加宏阔，面临的观念分歧也更加复杂，但终究会呈现同样的趋向。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最为重视探索历史规律的，并且在揭示历史规律方面得出了影响最大的论断。而古今中外关注历史规律问题，试图做出表述和结论者代不乏人，这是历史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思考。早在战国时期，战国就出现了邹衍主张的“五德终始论”，将整个历史的发展，描述为具有五行符号标识之政权的循环更替。这虽然给社会历史进程赋予神秘化色彩，并且呈现为错误的历史循环论，但把社会历史看作一种必然的、具有阶段发展顺序进程，实际是一种对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五德终始论”的历史观念在汉代影响巨大，一度成为主流的思想，既为一种历史循环论，也是神秘化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循环论并行于世者，中国古代还有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例如《韩非子·五蠹》篇认为历史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即上古、中古、近古以及“当今之世”，在后一时代仿照前代行为，是落后和可笑的，“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者，必为新圣笑矣”，这意味着后代总是超越前代。不仅法家学派有此朴素历史进化论之说，后来儒家《春秋》公羊学派有历史的“三世”说，直至清季康有为仍弘扬这种历史观，虽说法各异，然皆具有承认历史进展的思想因素。

西方近代意大利史学家G．维科（1668—1744）于公元1725年出版了《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又大加修订，五年后再版，称《新科学再编》，认为人类各民族即使相隔甚远，也具有共同的发展路向，均经过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等几个阶段，并且一定程度上窥测到对立面的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维科的想法并不孤立，德国随之涌现颇多的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断，例如学者莱布尼兹（1646—1716）、历史家莱辛（1729—1781）、哲学家康德（1724—1804），都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连续进步的过程，康德的论述尤为明确，认为历史学“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赫尔德（1744—1803）、黑格尔（1770—1831）都是沿着这一思路推进，将历史解释为一个分阶段的推进过程。而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在19世纪一度风行，他们各自以不同门类的自然科学比附历史学，将历史描述为可以像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那样探讨规律，并且可以通过“实证”方法来作出证明，其中有人自信地称“今天历史也像动物学那样找到了它的解剖术”，“历史科学是可以向完全正确的知识前进的”。因此，在古今中外史学史上，探讨历史宏观规律的努力可谓代不乏人。在历史学获得一定发展的条件下，深入宏观和理论层次的探讨乃是学术发展的趋势，会自然地出现一部分学者热心于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扩大，提升理论层次的思考，直至试图认识历史发展总的法则。

这种宏观的历史哲学性质的探索，在任何时期不应当苛求于每一位史学家，实际上会有多数史家仅仅致力于具体历史课题的研究，其中有些大学者仍恪守求真务实的清理史实工作，对此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因为探索历史规律需要立足于充分掌握准确的史实，在具体史事的研究上求真务实、解决疑难，实际也是对于探索历史规律提供着支持。但是作为一个大的史学研究机构或团体，倘若其中无人进行宏观理论层次的历史研究，无人关注历史规律的探讨，那就是渺小琐屑、不求上进的团体，倘若整个史学界在很长时期缺乏宏观理论性的研讨，那就是历史学之可悲的思想苍白时期。因此，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着意以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其他得力措施，鼓励学者作历史理论的研究和历史规律的探讨。

19—20世纪，正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挥极大影响力的同时，西方史学界、思想界泛起否定历史发展存在规律的思潮，主张历史学仅仅关注个别性，不可寻求普遍性，甚至认为历史学不必流连于“事实世界”，历史学只是关于“价值世界”的知识。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则直接否定历史研究需要反映客观的史实，而把历史学说成类似于想象的文学塑造。所有这些，都是将史家的个人意志加于历史事实之上，从而进一步消解了客观史实。至20世纪，实证主义历史观明显地暴露出讹误，黑格尔学派思辨的历史哲学已然退落，而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的论断上已经达于新的高峰，而且日益成为一种改造社会、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历史规律的探索给旧世界以显著的威胁。这样，在西方思想界不能不引发一系列的反弹，因而出现各种流派的否定历史学科学性之理念。从学术角度而言，否认历史学科学性之一途径，是从强调史学家个性和个人作用发轫，这比由政治敏感引发的理念稳健得多，因而影响力也广大和长远。不过，强调史家个性和个人作用，也是对人们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皆空前社会化的一种反弹，即现实中个人欲愿受社会化所限，而史学观念上夸张个性成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宣泄。但一切否认历史学科学性的思潮，都是从史学界之外兴起，并不能取代正规的历史研究，那些理论家也无法按照其理念撰述一部像样的史著。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批评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性质的幻灭感，日益造成了一种对现代科学观的深刻反弹”。物极必反，西方在经历过探讨历史规律的专题低潮之后，早晚也会发生知识路径的再一次反弹，宏观叙事仍会兴起。事实上，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其观点已经相当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念，更何况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从来没有在历史观上的探讨。

一切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最深入的目标，都是要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探讨事物的本质与事物发展规律，本质与规律是属于同一层次的认识水平，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历史规律的探讨，乃是将一系列历史事实的内在本质以发展演变的角度联系起来，从而认识更大范围历史事物的本质。

历史发展是存在规律的，因为任何构成有序系统的事物都有其内在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人将历史学归于所谓的“人文学科”而否认探讨历史规律的必要，但是“人文”就不具备发展的规律吗？文学艺术无疑属于社会人文的范围，而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则明显呈现出规律性，仅从形式上考察，世界各主要民族的文学几乎都是从原始神话开始，经历了诗歌、散文直到较复杂的长篇小说的出现，这共同现象背后就具有文学的发展规律，因为“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世界历史上同一的现象很多，例如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多数人的人身依附程度逐步减低，各个民族文化知识的普及率提高，人类活动与联系的空间范围逐步扩大等，在世界各地、各民族都具有这些共同的趋向，在这些共同的趋向背后，怎么能没有历史规律呢？

探讨历史规律，包括探讨总的发展规律和各地区、各民族、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历史专题事物的特殊规律，不能要求所有的历史工作者都做最宏观的研究，但无论研究什么专门问题，都不应缺乏探讨其发展规律的理念。必须将探索历史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宗旨，以此提高史学上的理论思维水平。在历史研究中，学术宗旨的低下和理论思维的苍白，是历史学的最大贫困。而且这样的“贫困”，是多么大的著述数量也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