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展望

自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内保持了令人瞩目的年均9.8%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遭受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中国经济仍然在2007～2012年维持了年均9.3%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成功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在2012年达到519322亿元人民币，折合8.2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在短暂下滑后，虽然于2010年初成功实现恢复，但是之后又开始持续回落，直至2012年底才企稳反弹，2013上半年GDP增速为7.6%。这一变化，究竟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还是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调整的信号？

纵观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仅有13个经济体成功地在25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实现了年均7%或更高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些经济体包括：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除此之外，虽然不少国家和地区经济也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多数经济体基本处于中低速增长区间，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亿并实现了经济高速可持续增长的大型经济体。虽然此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难以排除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但是从经济史角度，“中国奇迹”背后的高速增长不过是一种阶段性发展现象。特别是，多项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结构性转变的特征，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在进入下降通道，未来5～10年中国将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进行预测显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对一国经济的预测，一般采用的都是利用过去的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再推测出未来的情况，简言之就是用过去推测未来。但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继续沿用这一方法进行预测是不可靠的，正如上面所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和需求要素都在发生变化，如果继续采用简单的“趋势外推法”可能导致误导性的结论。因此，必须从供给面考察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结合国际经验分析中国的需求因素，或者说中国经济实现潜在增长率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

一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经济体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该经济体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一个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归根结底是由供给层面的要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要素供给及其生产率基本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在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时，该经济体理论上能够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或者最大增长可能性。实际上，一经济体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并不一定一致，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受到需求面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往往可能难以达到潜在增长能力；当然，人为地提高需求，也能在短时间内使得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但是由此引发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将会在随后的时间内对经济增长造成持续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需求面的因素只是实现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载体，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可行性。

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是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及其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要素推动向效率推动的经济模式转变期，因为中国的劳动要素供给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影响了资本生产率，进而对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中国未来的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水平。根据联合国数据，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达到了13.4亿人，从现在起的未来10年，中国总人口仍处于上升态势，预计2020年将达到13.9亿人，人口峰值将在2025年至2030年期间达到。尽管如此，人口的增长却早已处在下降趋势，未来十年，中国人口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将从本世纪初的0.6%下降至0.2%左右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劳动力供给情况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国家人口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即约10.0亿人，随后略微有所下降。如果以15～59岁计算劳动年龄人口，中国劳动力形势更加严峻，中国早在2011年就达到了峰值水平9.2万亿人，目前以此标准衡量的劳动力水平的下降幅度稍快于联合国测算的速度。根据上述数据，中国未来十年劳动力供给将会较快地达到峰值水平，随后则有略微下降。

理论上，资本存量取决于投资的增长速度与资产的折旧速度。如果假设资产折旧率是恒定的，那么中国未来的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将取决于投资的增长速度。如果假设未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保持1995～2005年的增速，那么2020年以前中国资本存量扣除折旧后，将保持每年相当于9.4%GDP水平净增加值。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中国未来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理论上应该是呈下降趋势的，特别是考虑到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从充裕开始走向紧缺，中国已经从二元经济向新古典经济转化，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继续投入物质资本难以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在此双重约束下，中国未来十年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将会低于过去的水平。

最后再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增长，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指标。按照新古典的生产理论，TFP应该是仅限于非体现的、外生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具体而言，这种非体现的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完全符合新古典定义的、非体现的技术进步几乎是不可能测算的；流行的做法是，通过计算增长余值得到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实际产出与实际有形投入的数量变动之差额。这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既包含非体现的技术进步，也包含体现的技术进步（与资本质量提高相对应）以及人力资本增长（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相对应）和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的贡献。

理论上，对于绝大多数经济体而言，这种体现在全要素增长率中的技术进步就是对先进经济体的技术追赶，即利用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发展经济。因此，正常的逻辑是，当一个经济体与先进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那么这个经济体技术进步空间越大，实施赶超的技术进步速度也越大；但是当这个后进经济体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先进经济体时，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实现技术追赶和技术进步的难度则越来越大，相应地其技术进步可能只能更多地依赖自身的技术创新，而技术进步的速度也会相应降低。既然存在技术追赶，那么目前全球技术前沿的增长又是多少呢？如果假设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科技实力，那么所谓的全球技术前沿的增长就是美国的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研究表明，美国1870～1996年间的全要素年均增长率约为1.13%的水平，而且除特别年份外，这一速率基本比较稳定，大致都在0.5%～1.0%的区间波动。从这个角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全球技术前沿的增长速度大致在0.5%～1.0%的水平，即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会向这个速率不断趋近。

具体而言，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呈现出下降趋势，高路易等学者将1978～200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发现中国1993～2005年的全要素增长率为2.8%，低于1978～1993年的3.3%；另外，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越来越体现为技术进步的结果，而非单纯的要素转移导致的效率提高，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效率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已经从GDP的1.3%下降至1.1%。从上述的结果看，我们不难了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市场化体制的不断完善，同时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基本完毕并开始从这些部门向服务业转移，源于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推动力正在逐步减弱。尽管其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发生了一系列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变革，这一趋势仍未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因此，除非未来十年内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有重大变革，中国经济的制度红利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会越来越低。

另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进步，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赶超，技术进步中通过模仿和引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即依赖进一步的技术相关体制改革、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技术创新。从这个角度，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方面仍有相当的差距，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的数据，虽然在全部144个经济体中中国排名第29位，但是其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巨大的市场地位和稳定的宏观环境，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指数排名则多处于中间位置，例如商业成熟度排名45位，创新排名33位，高等教育与培训排名62位，金融市场发展度排名54位，科技准备排名88位。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全面落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即使与印度相比，中国也几乎没有多少优势，甚至在金融市场成熟度方面与其还有较大差距。

其他来源的多维度指标也纷纷表明，中国的技术创新排名大致处于全球中等偏上水平。例如，欧洲商学院根据一国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融合、规制和法律框架、研发基础设施，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等构建了创新能力指数（ICI），对全球131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了评测，结果显示2011年瑞典排名最高，得分80.3；其次是瑞士、新加坡、芬兰、美国等国，中国以49.9的得分名列64位。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里利用涉及创新投入的要素（包括制度、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市场复杂性以及商业复杂性）和涉及创新产出的要素（知识与技术的产出、创意产出）等全部84个指标，对全球142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了测算，其中瑞士、瑞典、英国、荷兰和美国位列全球前五位，中国则排名第35位。甚至有研究对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经济论坛等多个机构的创新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中国在全球排名中位居42位。

从狭义技术创新角度，中国在论文数量和质量、专利技术的数量、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等方面，虽然进步很快，但是与发达经济体仍然差距较大，远没有达到全球技术前沿的水平；而且企业缺乏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对技术引进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以经合组织公布的各国研发数据为例，中国自从1999年开始，便以两位数的速度开始增加研发开支，1999～2011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年均增长率高达18.4%, 2011年研发开支已经达到了1342.8亿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从2002年的18倍，逐步缩小至2006年的7.6倍和2011年的3.1倍。需要指出的是，有研究表明，当一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接近2%时，该国就会经历“科技起飞”。因此，未来几年是中国研发支出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将有望在2014年使得研发开支占GDP比重突破2%，并在2015年顺利实现“十二五”规划所制定的2.2%的目标。尽管如此，从影响未来技术创新而非单纯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角度，中国的基础研究、研发力量、专利数等指标仍然十分落后，这反映了中国企业仍然创新不足、大学在产学合作以及技术转化中的功能缺位、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不足等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短板，而这些因素也将影响未来十年中国技术创新的能力。

二 新增长阶段的开启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部世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一个不同以往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部因素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通常意义上实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未来十年潜在经济增长率能否实现，将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应对上述三方面面临的各自不同的结构性问题。如果成功解决了这些需求面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将实现所谓的经济转型，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至稳步发展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一）消费

目前中国经济需求面面临的几大结构性问题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中国的GDP结构中，最终消费支出比重逐年下降，导致消费率不断下降，已经从1981年的67.1%不断下降至2010年的48.2%的最低点，2011年小幅上升至49.1%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整个最终消费支出结构中，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还在下降，已经从1988年的历史最高值80.0%下降至2011年的72.2%，创历史新低。

中国已经意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而转变的核心内容就是扩大国内市场化需求。但是鉴于中国目前投资率已经过高，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重点是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提高国内消费率。具体而言，这将有赖于中国的广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转变成为中等收入者，以其消费能力为支撑，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谓中等收入者或者中产阶级，是一个含糊的术语，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从经济学角度，中产阶级一般可以定义为享有一定数量的宽裕收入的家庭。这些家庭一般在消费完生活必需品后，还有一些节余可以用于耐用消费品、高质量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活动。理论上，当一国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元时，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和不少新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显著大于1。因此，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收入水平划分中产阶级也许是比较科学的做法。例如世界银行就将全球中产阶级定义为收入水平相当于巴西和意大利两国的平均水平（2000年购买力平价衡量的4000～17000美元），就属于中产阶级。亚洲开发银行则将人均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衡量的2～20美元的日均消费支出作为中产阶级的定义。

很显然，使用不同的定义，会造成对中国中产阶级数量估算的不同结果。例如，美林银行预测，2016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会增加到3.5亿人。麦肯锡公司则根据不同的定义，预测2025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达到5.2亿～6亿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根据人均每天支出16～132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衡量），预测2020年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将占全部人口的45%。所幸，我们的研究只是为了了解未来十年中国中产阶级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否能够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亚洲开发银行以人均每日支出4美元为标准，测算了201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大约为5亿人，2020年将增长为7.7亿人左右，2030年10.2亿人左右。显然，上述数字为未来中国的居民消费潜力做出了比较乐观的判断。

相对而言，霍米·卡拉斯使用了更为严格的约束条件，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衡量的日均支出在10～100美元的居民定义中产阶级，即区间下限取值由两个拥有严格贫困线定义的发达国家，即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贫困线的平均值决定，上限则是最富裕的发达国家卢森堡的中位数收入的2倍。根据这一划分，2009年约28%的全球总人口，即18亿人属于中产阶级；而亚洲仅约有5亿人是中产阶级，其中的25%来自于日本。但是亚洲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为迅速的地区，2020年该地区的中产阶级将达到17.4亿人，而2030年更将达到32.3亿人，届时全球66%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亚洲地区。相应的，亚洲地区中产阶级的消费支出增长迅速，2009年亚洲还仅贡献了23%的全球中产阶级总消费，即5万亿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衡量）；而2020年就迅速提高至42%，达到14.8万亿美元；2030年则进一步提高至59%，达到32.6万亿美元。

2010年，中国约有1.7亿人属于中产阶级，这相当于全部中国人口的12.4%。目前中国仍有约41%的人口每天消费支出仅2～5美元，26%的人口每天消费支出处于5～10美元。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一旦上述人口顺利成为中产阶级，那么中国的消费支出将有大幅提高的可能。据测算，2009年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支出为0.86万亿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衡量），仅占全球中产阶级消费支出的4%。但是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可以维持7%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那么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4%左右，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支出将达到4.5万亿美元，占全球中产阶级消费支出的13%，排名世界第一。而203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重甚至可以达到74%，其消费支出将高达12.8万亿美元。与此预测相一致，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3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11.2亿人左右。

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顺利成长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呢？毕竟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正逐年下滑，至2011年仅为35.4%，这样的现实很难让人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够迅速成长为消费的支柱力量。特别是35.4%不仅远低于美国同期70%的水平，也远低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60%左右的水平；即使与同时期的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这一指标也同样低得惊人，目前国际平均水平为61%，越南、印尼等国均为60%强，而印度、泰国等国也为50%强，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下滑至非常罕见的低位，这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

不少学者相信，长期以来中国储蓄率保持在40%左右，近年来该比重还在不断上升，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乐于储蓄而非消费，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未能有效推动中国的消费需求，也造成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严重偏低。但是对中国储蓄率的分解表明，长期以来，政府储蓄率基本保持在5%左右，但是2005年以后提高至10%左右；企业储蓄率一直处于15%，但是从1999年左右开始上升并保持在20%左右；而居民储蓄率基本保持在20%左右，尽管从2003年开始上升并于2007年达到26.9%, 但是相比所谓的总储蓄率，中国人或者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未表现得特别偏好储蓄。事实上，之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较小，尚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居民储蓄率提高只是问题的部分原因，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即劳动收入份额1995～2006年从59.1%逐年下降至47.31%, 而且该问题在最近几年内还在继续恶化。

因此，为了帮助中国中产阶级成长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需要采取措施提高个人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重。2004年以来，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即高速经济增长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速度，超过劳动力新增速度，以致形成工资持续上涨的趋势，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超其生存水平。在这一阶段，各种因素将有利于中国的收入分配改善和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提高。鉴于劳资关系和收入比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公共政策，而是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决定的，因此未来十年政府需要着重提高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民生，使得居民对消费更有信心。目前看来，中国政府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的比重约为28%，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低16个百分点，改进空间还很大。

（二）进出口贸易

中国经济需求面面临的另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过去的2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其中进口年均增长率达到18%，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17%；2012年中国的进口额1.8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9.8%，出口额2.0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11.2%，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货物进口国和最大的出口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成为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最大的货物进口国和主要的货物出口国。在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也已经成为这些经济体的最大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伙伴，例如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贸易制成品占其全部制成品进口的35%，欧盟则达到35%，美国为25%。

高速的贸易增长不仅使得中国占领了不小的国际市场份额，也造成中国出口占GDP比重非常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前，如2006年高达35.9%, 2007年达35.1%。一旦发生了危机，中国的出口贸易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这种强烈受到外部影响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此次危机表明，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具体而言，第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需要较长时间，美国家庭储蓄率将逐步攀升。第二，为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西方主要国家政府的公共债务能力几乎走到尽头，发生公共债务危机可能性较大。第三，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将是一个中期现象，“再工业化模式”缺乏足够的技术、市场支持，也难以克服高劳动成本和较少的就业机会的约束。受此影响，继续依赖外部市场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不少采取外向型增长模式的经济体，虽然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出口增长率和市场份额的增长，但是仅有日本在市场份额达到一定程度后（10%），仍能维持较高的出口增速；即使如此，当其市场份额从10%的最高点开始下滑时，其出口增长也随之结束。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一国出口高速增长后，人均收入有所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该国会失去部分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导致市场地位下降。该研究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做出了预测，如果中国希望通过高速的出口增长（2011～2020年起码年均14%以上），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以追赶美国，那么必须面对多种约束，即需要大幅提高主要出口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或者压缩行业利润，或者政府实施补贴。如果成功打破这些约束，中国的全球贸易市场份额将在未来十年达到20%强。与此类似，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地位也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基于不同的劳动力供给、资本、自然资源、科技和贸易成本的假设，未来10～20年中国的市场份额在11%～24%之间波动。但事实上，无论大幅提高主要出口行业劳动生产率，还是降低价格抢占国际市场，或者是改变人口出生率等，这些约束条件要么中短期内很难突破，要么实施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中国未来十年内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理论上低于20%，其进口市场份额较出口份额更低。也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出口增速可能处于10%～15%水平，其出口额可能达到7万亿至8万亿美元。

如果此时居民消费可以替代部分净出口，那么无须突破上述经济约束，中国经济一样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本身已经很低，未来是否存在居民消费替代部分净出口的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较高，并不表明中国人不愿意消费。《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显示，截至2011年3月，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且中国人同期在欧洲市场上消费了近500亿美元，是国内市场（107亿美元）的4倍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境外消费国。另外，全球最大境外购物与消费机构环球蓝联（Global Blue）2013年3月宣布，2012年中国消费者退税购物金额达到创纪录的30亿欧元（约244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58%，首次成为全球退税购物者数量最多的国家，并连续第2年成为全球购物的头号客源国，中国消费者在欧洲和亚洲等境外地区，使用环球蓝联进行退税交易的平均金额达875欧元（约7122元人民币），自2006年以来，中国境外消费年增长约41%。这说明，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可能并非简单的消费总量不足，其潜在需求可能非常巨大，只是国内市场尚未吸收这些需求。

那么饱受出口冲击的众多中国企业，理论上应该会非常积极地转而开拓国内潜在市场，但是数据却表明现实并非这样。研究表明，即使危机后，仍有将近40%的中国企业完全从事纯出口业务，仅18%的中国企业从事纯国内生产销售业务；而美国从事纯出口业务的企业仅占0.7%，高达66%的美国企业从事国内生产销售业务，德国的情况与美国类似。为什么中国企业不愿意从事国内生产销售活动？这是因为对中国大多数企业而言，国内贸易比国际贸易更难开展，究其根源，一方面，中国国内商业经营环境不完善，造成企业经营成本高。研究表明，中国国内开设新企业的手续每增加一个环节，企业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就要增加0.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物流成本高，迫使企业放弃国内市场，转而选择国际市场。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重为18%，而美国约为10%，德国为7.2%。而研究表明，企业离铁路越远，国内贸易物流成本就越高，企业就越不愿意进行内贸。正因为如此，中国企业难以开发国内市场的潜在消费，进而导致中国更加依赖出口，而居民消费则显不足。

因此，中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消费总量不足，甚至还有不小的潜在消费存在，目前的问题是消费与供给的结构性失衡，造成这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商业环境不理想，同时国内物流成本过高。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除了需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也需要继续深化开放，这是因为这将有助于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制度红利。

世界银行2013年商业环境指数（Doing Business）报告显示，在全部185个经济体中，中国的总体商业环境排名为第91位。其中在开设企业、取得施工许可、保护投资者、税收等方面的排名都在100名开外；而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跨界贸易排名68，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业环境要比从事国内贸易更为完善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与2008年中国的排名相比，中国在所有项目下的排名均未改善，除开设新企业和获得经营许可两项排名未发生变动，仍排在151和181位外，其他包括注册资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关闭企业等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造成中国总体商业环境排名从79位下降至91位。

事实上，一方面，商业环境中国际指标高于国内指标的情况，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活动有很大关系。多年来中国通过参与WTO、APEC以及多个自贸区范围内的贸易便利化合作，在海关通关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提高，较好地保持了中国在跨界贸易指数上的世界排名。另一方面，十多年前，中国加入WTO有力地推动了自身的体制改革，修订了多达2300多份法律法规和数十万份政府文件，减少和规范了行政许可程序，建立健全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不仅推动了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大大推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大为改善国内商业环境。但是，鉴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从WTO机制上继续获得制度红利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能否继续有效地通过国际制度建设推进国内相关制度改革，进而改善国内商业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利用目前比较活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

当然，目前中国大陆出现的出口高增长和对出口的高度依赖等情况，与碎片化生产方式和东亚生产网络的出现有着必然的联系，正是因为这种国际分工方式，原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向美国、欧盟的出口被转移到了中国大陆，造成了中国大陆对美国、欧盟形成大量顺差，同时又对东亚经济体和不少资源国家构成了大量逆差，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的功能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加工基地”。

但是，伴随着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转向紧缺，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断提高，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或正在发生转移，东亚生产网络和中国在全球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正在慢慢发生变化。中国的进口商品结构分解表明，虽然中国的最终产品进口比重在继续下降，从1990年的37%持续下降至2011年的21%，但是中国的中间品进口却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中间品进口比重已经从1998年的66%持续下降至2011年的46%；与此同时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却不断上升，已经从1998年的9%上升至2011年的32%。

结合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分解，我们发现，虽然中国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最终产品，但是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比重正在下降，而中间品出口比重却在上升。具体而言，最终产品出口比重已经从1999年的70%下降至2011年的60%，而中间品出口比重则从1999年的28%提高至2011年的39%。这可能说明中国越来越像日本、韩国等国，开始从事中间品生产和出口，而非简单地进口加工组装。

从这个角度，我们预测未来十年，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对最终产品的进口比重会逐步提高，但是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这个比重提高的速度可能比较缓慢；与此同时，最终产品的出口比重则会继续下降，如果按照过去十年的速度，那么未来十年中国最终产品出口比重将会降低至50%。另外，中国在中间品贸易上的参与会越来越深入，如果按照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未来十年中国的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可能会突破40%，而中间品出口比重则可能突破50%。

（三）投资

根据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投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行业，其中设备投资或者制造业约占30%，房地产约占23%，基础设施约占18%。甚至有研究表明，上述三个行业的需求可以解释全部投资需求的80%～85%。其中，房地产投资主要取决于居民住房需求；设备投资或者制造业投资取决于耐用消费品和出口等最终产品需求；基础设施则主要取决于交通设施。

根据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约为52.6%，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将在未来十年内达到60%左右的水平，那么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202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3.9亿人，届时中国的城镇人口总量将达到约8.4亿人，也就是未来十年中国城市人口年均增加约1500万人。从这个角度，未来十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加人数对城市住宅的总需求较目前平均下降25%左右。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十二五规划”指出2015年末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2万公里左右，公路运营总里程要达到450万公里，从这个角度，未来五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较过去基本持平，但是受制于融资渠道和未来提升空间有限，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不会再现。

至于出口，根据前文的预测，鉴于中国未来十年劳动力工资上涨和外部需求增长乏力的限制，中国的出口增速将从过去的17%的平均速率下降至未来的10%左右的增速，从这个角度，出口需求拉动的投资需求将会下降25%～50%。

那么，综合城镇化、基础设施、出口需求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未来十年中国实际投资需求可能从过去的13%左右，下降至10%，甚至7%～8%的水平。

三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总量展望

从人口、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等供给面角度，中国未来十年的增长潜力较过去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具体而言，从人口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除已经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外，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左右面临人口的峰值，随后中国的总人口将缓慢减少。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中国即将在2015年面临劳动力人口峰值，随后中国的劳动力将从绝对数上开始缓慢减少。相应的，劳动力数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相应地逐渐降低，甚至将转变为负的贡献。

从资本角度，资本积累仍将是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通过分析，中国未来的投资速度较过去会有所降低，伴随着时间推移，其速度大致从10%下降至7%左右，相应的资本积累速度也将有所下降。

从全要素生产力角度而言，伴随着中国的技术追赶，中国从其他国家的技术模仿和引进变得越来越困难，可预见的将来再次获取大规模制度红利的可能性也不大，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将较过去的3%的水平有所下降，可能下滑至2%左右的水平。

其他机构或学者也根据研究对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做出了估计，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基本采用了上述结论。而蔡昉、陆旸认为中国2010～2015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19%，而2016～2020年将会下降至6.08%的水平。而根据高路易的测算，虽然中国未来的全要素增长率将降至2.3%的水平，但是2010～2015年潜在增长率仍高达8.4%, 2016～2020年由于劳动力增长从0.2%降至－0.5%，导致潜在增长率降至7.0%的水平。亚洲开发银行相对则比较悲观，认为2011～2020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6.1%，而2021～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降至5.0%。

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上述潜在增长率？根据2001～2011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来看，其中消费需求贡献了4.5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了0.6个百分点，投资需求贡献了5.4个百分点。因此，如果根据前文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需求面的分析，净出口贡献率可能降低为零，而伴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消费贡献率有理由继续保持这个贡献水平，而投资贡献率可能会下降25%～50%的水平，即使这样，需求面的拉动水平也将保持在7.2个百分点左右（即4.5加2.7），理论上足以支撑未来十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

结合供给面与需求面的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可能由7.5%的水平逐渐下降至6.0%左右，如果其间默认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率为3%，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那么以现价计算的2017年中国GDP约13.5万亿美元，2022年中国GDP约20.8万亿美元。

如果横向比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预测2017年美国的GDP约为20万亿美元，中国GDP约13.5万亿美元，日本约6万亿美元，印度约3万亿美元，整个亚洲达到27.6万亿美元，全球共计97.6万亿美元。那么，2017年，中国占全球GDP比重约为13.8%，美国为20.5%，亚洲为28.3%，日本占6.1%，印度占3.1%。

如果假设上述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18～2022年能够继续维持，那么2022年美国GDP约为26.6万亿美元，日本GDP为7万亿美元，亚洲GDP约为42万亿美元，全球GDP约为130万亿美元。2022年，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为20.5%；中国为第二大经济体，占16%，亚洲占32.3%。

总之，如果按照目前预测的经济增长率，未来十年内中国尚不太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但是中国在亚洲和全球中的经济地位在不断提高，同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按照现值计算，202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78%。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未来十年在实现潜在增长率的道路上，中国还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挑战，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大力提高财政对公共政策的投入以促进中产阶级的大量产生和消费；也需要进一步减轻对市场的干预，以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继续加强研发支出，并逐步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证出口和进口的协调增长，发展平衡贸易；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贸易谈判，增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制度红利；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推进户籍改革，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等。只有解决这些挑战，潜在增长率才会变成现实增长率，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