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

“创新”（Innovation）一词是由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912）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的，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属于经济范畴而非技术范畴，认为科技成果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过程才是技术创新，企业家则是创新的主体。之后，“创新理论”发展成为两个新的分支，一个是以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曼斯菲尔德（E. Mansfield）、施瓦茨（Schwart Z.）；另一个则是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主体的“制度创新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诺斯（Dougass C. North）。笔者认为，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划分，创新不单单是发明创造，而且是核心技术的发现和应用的观点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可，但这一观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并没有将经济意义上的创新与技术意义上的创新结合起来。同时，也没有提出合作创新或协同创新的思想，熊彼特认为的创新是静态意义上的创新，而非动态的创新过程，更不是网络化的创新过程。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创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一 国外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对经济增长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成熟发展起来的。魁奈、亚当·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马尔萨斯、杨格和奈特等都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1766年，亚当·斯密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资本积累、劳动分工和科技进步。索洛（R. M. Solow, 1956）在中性生产函数假设下，将技术进步从生产函数中分离出来，即把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和劳动增长后的未被解释部分归结为技术进步，提出了计算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剩余法”，在此方法中索洛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因此理论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阿罗（Arrow, 1962）从内生技术角度解释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之后以Romer和Luca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先河。到20世纪6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开始从产品多样化模型和产品质量升级模型两个方面来探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丹尼森（Denison, 1962）在库兹涅茨（Smion Kuznets）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法，他通过对不同类型劳动质量和资本的考虑以及对索洛余值的进一步划分，全面估算了就业人数、教育背景、存货、规模经济、知识进步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罗默（Paul Romer, 1986）和卢卡斯（Robert Lucas, 1988）等用全经济范围内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提出了科技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Young（1991）认为技术进步是发明和边干边学共同作用的结果。Aghion和Howitt（1992）认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都是科技创新的发展结果。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包括前沿生产函数（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在内的更多计算新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不断产生。Kuznets Paul（2011）研究认为，现代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其重要的源泉和主要影响因素是人们对以往的知识储备科学合理利用。Salter John（2013）研究认为，形成生产率增长差别的原因众多，技术进步率是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近年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科技进步内生化并成功解决了传统经济增长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近年来，国外有关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开始逐步涉足新的研究领域，一些学者从分析政府技术创新政策角度入手，研究技术创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Deek和Kee（2003）研究分析了政府研发、教育支出的动态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政府增加研发投入后，物质资本、知识和产出的稳定增长率都随之提高。Morales（2004）将政府部门从事公共研发、资助企业研发以及对企业研发进行补贴全部内生化，认为提高政府对企业研发的单位补贴率不仅不会挤出企业研发投资，还能产生提高社会应用研发与基础研发投入的汲水效应（Pump-priming Effect），这将有助于强化经济发展的长期增长效应。

二 国内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国内对创新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和实证两方面进行的，且主要集中在一般性的实证研究。在增长机理研究方面，王瑾（2003）从区域经济增长过程是特色经济形成并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视角阐释了科技创新对于培育主导产业、转变产业结构的重要作用及其通过乘数效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吴传清、刘方池（2003）认为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引发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形态与功能、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还可通过促进企业制度变革和改变人的价值观念两种方式推进区域经济的制度创新。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比较统一，主要是利用面板数据通过Cobb-Douglas生产函数开展数量分析。洪名勇（2003）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将科技创新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并纳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计量分析模型，选择中国31个省（区、市）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科技创新的差异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必须加快提升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朱勇、张宗益（2005）选取了我国31个省（区、市）2000～2003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我国八大经济区区域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其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绝大部分可以用创新能力来解释，但我国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创新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具有显著差异，由此造成东西部区域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与此结论相类似的还有郭新力（2007）关于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他认为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科技创新水平和贡献率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朱学新、方健雯、张斌（2007）以1998～2005年我国大陆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translog函数对科技投入产出成效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如技术转换的影响程度显著。任义君（2008）以我国31个省（区、市）为单元，选取R&D科技活动经费、人员全时当量、课题数量及科技服务等变量代表高校科技创新能力，选取最终消费支出、人均GDP、第三产业总产值等变量代表区域经济增长，并对两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万勇、文豪（2009）选择我国30个省（区、市）1998～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技术创新投入的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存在区域性差异。郭秀兰（2010）以我国1980～2005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构建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得出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0276、0.0207、0.1134，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最大。李正辉、徐维（2011）利用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西藏除外）2002～200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包含时期的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和地区差异性。

表2-1中国内外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都是基于全国、区域及技术分析的角度，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关创新合作网络的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进一步关注。因此，后续将对国内外关于创新合作网络问题进行系统综述分析。

表2-1 国内外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