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创新合作网络研究

创新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在创新技术形成的过程中，开展创新合作成为加速技术形成的重要力量。同时，不同的合作主体在相互合作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复杂和密切的合作网络，加强对创新合作网络研究，可以对该地区的创新合作力量及合作方向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为本书有关我国中心城市创新合作网络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一 创新合作网络的特征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Christo Pher Freeman（1991）首次提出“创新网络”概念，认为创新网络是应对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构架的主要连接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协作关系。创新网络包括10种类型，如企业与科研院所、R&D、技术交流、技术因素推动的直接投资、技术许可证协议、技术分包、人工设计的创新网络、非正式网络等。Debresson和Amesse（1991）认为创新网络是一个相对松散的、非正式的、隐含的、可分解和重组的相互关系系统。欧洲创新研究组织（GREMI）的Calnagini等（1991）指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企业及其外部的网络连接对于企业发展、创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都起到关键作用。Rolf（2000）认为创新网络是不同创新参与者的协同群体。网络的创新能力要大于单个创新参与者的创新能力之和。K. Koschatzky（2001）把创新网络定义为一个相对松散的、非正式的、嵌入性的、重新整合的相互联系系统，其有助于信息和知识（尤其是隐含性知识）的交流。

Harrison、Grabher、Storper、Capello等学者最早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网络理论进行了研究。Harrison（1992）指出创新网络必须根植于当地的文化环境，否则将会影响区域内企业间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因此，创新网络的根植性对于产业区的发展十分重要。Grabher（1993）则进一步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正使建立在企业与区域内的其他行为主体结成网络，并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基础，网络内松散的链接为行为主体间相互学习和创新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使得隐性知识在区域内转化为显性知识。Capello（1999）认为，区域内的行为主体在相互联结中不断进行集体学习，促进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的互动，即创新网络的发展促进了创新环境的改善，而创新环境的改善则进一步推动创新网络的发展，进而实现产业集聚与持续发展。

国外学者并没有直接提及何谓区域创新合作网络，更多的是对创新网络进行界定。而国内学者则表现出了对区域创新合作网络内涵问题的颇多关注。王缉慈、盖文启（1999）在区域创新网络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认为区域创新合作网络是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从狭义的角度讲是指企业有选择性地与其他企业或机构结成的“持久的稳定关系”，从广义的角度讲，还包括行为主体在长期交易中所发生的非正式交流与接触。童听、王缉慈（2000）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本地创新网络是外向型制造业集聚区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关键，并认为全球化的联系能够提高本地创新网络的学习能力和协同能力。在此基础上，盖文启（2002）对区域创新合作网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区域创新合作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的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总和。刘健（2006）指出，区域创新网络就是区域内各行为主体以互动学习为动力、以创新为目标而结成的密切的、相互交织的网络联系。周立军（2010）认为区域创新合作网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是由核心网络系统、支持网络系统和环境网络系统组成的，三者共同作用于区域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形成。徐艳梅、于佳丽（2010）将区域创新合作网络的层级划分为核心层、次核心层和辅助支撑层，指出区域创新合作网络内各种作用机制的存在将科技园中离散的个体联结起来，这种作用机制的非线性特征导致了园区内创新的非线性，各层级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园区的创新。

通过对创新合作网络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学者主要对创新合作网络的概念、创新合作网络的特征、创新合作网络的形成过程及其主体等方面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则更多的是从区域层面开展有关创新合作网络的研究，缺少有关城市层面的创新合作网络问题研究。同时，不同创新合作网络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特征，对区域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较大差别，对不同区域、不同主体的创新合作网络进行对比分析，进而从案例的角度对创新合作网络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书相关章节将着重从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的角度对创新合作网络进行研究。

二 创新合作网络的比较研究

开展创新合作网络的比较研究是在特征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分析不同合作网络的优劣势，有助于有关创新合作网络研究的进一步深入。Piore和Sabel（1984）指出创新合作网络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A. Saxenian（1996）比较了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认为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异造成了二者发展的差距，在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创新的主体主要由一些发展相对成熟、组织结构严密、彼此独立的大公司构成；在硅谷，创新的主体则主要是一些正处于创业期的中小公司。硅谷的优势在于形成了有利于小公司创业的“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B. Lundvall（1998）比较了多个区域创新合作网络后认为创新是一种生产者—用户相互作用的过程，共同的语言、地理及文化的接近有助于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区域政府能够在生产者—用户关系的建立与调整上施加较大的影响力；区域边界则对生产者—用户关系加以限制。因此，各个区域生产者—用户关系体系的独特性，决定和影响了区域创新网络的存在。Giuliani（2002）在对意大利多个区域创新合作网络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集群吸收能力与知识流动性等是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企业知识创新系统研究网络发展的重要因素。N. H. Britton（2003）对多伦多的大型公司和小型公司网络连接的特性进行了定性研究，认为大型企业更善于构建国际网络，而中小型企业则兼顾地区网络的内外连接。这一观点与本书后续有关我国中心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网络研究的部分结论是一致的。

国内学者有关创新合作网络的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借鉴对比性研究和本土案例研究方面。李新春（2000）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对美国硅谷与波士顿128公路的创新网络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硅谷与波士顿128公路的差异反映出创新网络与官僚组织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的差异。童晓燕（2001）通过对硅谷与筑波创新网络的研究，提出资金与技术是高技术产业区成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营造鼓励创新、有利于创业的氛围和环境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杨观聪（2003）认为传统产业区创新网络与高技术产业区创新网络的不同之处在于网络形成的基础、创新思想的来源、网络联系的主要内容、网络内劳动力的流动性、与区域外部联系的强度等方面，而在政府的作用、非正式的交流、创新的产业文化方面，二者则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朱光海、张伟峰等（2006）认为韩国大德科学城和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的成功在于将各自的实际、市场性和建构性、网络资本和风险资本网络有机结合，适应了高技术发展的本质要求。李振国（2010）对硅谷、新竹科学工业园和中关村科技园进行了演化路径的比较研究，认为硅谷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演化路径，而新竹科学工业园和中关村科技园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演化路径。

以上学者主要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创新合作网络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合作网络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地域因素外，文化差异也是影响创新合作网络的重要方面，创新是生产者—用户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区域生产者—用户关系体系的独特性，决定和影响了区域创新合作网络的存在。同时，研究结果表明，集群吸收能力与知识流动性等是基于区域创新合作网络的企业知识创新系统研究网络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总体来看，有关创新合作网络的研究仍局限于区域层面或是“块状”创新合作网络，因此，开展针对我国中心城市专利合作网络、推动中心城市间的创新合作交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创新合作网络的案例研究

开展创新合作网络的案例研究是国内外有关创新合作网络研究的重要方向，相对而言，国外创新合作网络案例研究起步较早。Saxenian（1991）认为美国硅谷地区的发展，归功于区域内大小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商业协会等形成的区域创新合作网络的发展。Saxenian特别强调了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性。Keeble等（1999）对剑桥地区中小企业集中学习过程、网络化本质和广度进行了调查，验证企业的衍生、网络化和学习过程对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James H. Love与Stephen Roper（2001）以英国、德国和爱尔兰的制造工厂为研究对象，分析网络和当地环境对于创新的影响，发现拥有强大的外部联系网络的工厂创新能力更强。Helmy和Manuel（2002）研究了英国电子和软件公司中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认为除了公司内部因素外，对创新起决定作用的是区域性的科学基地以及促进创新主体互动的政策。John Wolfe和Gertle（2006）通过对加拿大26个区域集群的案例分析，提出了对于区域创新网络发展至关重要的5个“L”，分别为Leoing、Labor、Leadership、Legislation、Lab以及Location。

中关村区域创新能力课题组（1999）开启了国内创新合作网络的研究，对中关村区域创新合作网络进行了系统剖析，指出区域创新合作网络的核心是创新信息的高速流动和不同方式与不同层次的技术交易的进行，企业是网络中最活跃的因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而政府则是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者。陈丹宇（2007）研究分析了长三角区域创新合作网络非同质化实质和三个创新群的外溢效率内在的逻辑关系，构建了基于长三角区域创新合作网络形成内在机理的理论研究框架。龚玉环（2009）基于复杂网络理论视角，分析了中关村产业集群发展历程，认为中关村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经历了从随机网络向无标度网络变迁的过程，资金、人才、创业企业、政府择优连接机制是变迁的主要原因。傅首清（2010）从创新合作网络演化的初始创新、离散创新、整合创新、集群创新以及优势创新五个阶段分析了中关村的创新合作网络，提出中关村创新合作网络不断演化、逐渐成熟、不断向优势创新阶段迈进。总的来看，国内研究普遍认为创新合作网络与产业发展环境之间存在彼此促进、相互改善的关系。

从国内外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见表2-6），创新合作网络是应对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其连接机制基于企业间的创新协作关系。由不同创新参与者或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基于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而形成的创新合作网络的创新能力要远大于单个创新参与者的创新能力之和。可以肯定的是，创新合作网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这一论断是与本书研究相契合的，同时这一网络系统包括了核心网络系统、支持网络系统和环境网络系统，这三个系统存在相互耦合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共同推进形成创新合作网络的整体创新能力。目前，国内学者对创新合作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的形状及形成的关系方面，对如何进一步加快区域创新合作、完善区域创新合作网络的研究相对较为浅显。因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很有必要对我国区域（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创新合作网络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表2-6 创新合作网络的主要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