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展望
特朗普政府制定政策的价值观基础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导向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预测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中哪些理念是可以放弃的，哪些是不能放弃的。
依照犹太—基督文明开明资本主义理论，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所寻求的下述目标或理念是不会放弃的：第一，白人之上的种族主义。尽管特朗普本人和班农都不承认其具有种族主义导向，但断言西方犹太—基督文明与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处于战争状态显然具有种族主义特征。特朗普上任后颁布的“禁穆令”也恰恰是因为其种族主义特征而受到了巨大的争议。大选中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也主要是白人选民。第二，国家安全。鉴于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特朗普政府无疑会把它置于危及国家安全的优先风险源。此外，限制外来移民既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抢占就业机会），也是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相比之下，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依照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的数据——“日益增加的移民”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有45%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损害，4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帮助，在所有因素中仅排在第六位。
再比如，特朗普政府打着防止非法移民的名义，不惜重金修建美墨“隔离墙”，但统计显示，近年来，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数量呈下降趋势。1995～2000年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数量为227万人；2005～2010年为－20000人；2009～2014年为－14万人。即便是非法移民总量，自2009年以来也呈现出稳定的态势。因此，未来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不会改变，这种关注既来自对恐怖主义的担忧，也来自对西方文明遭遇冲击的担忧。第三，全球霸主的地位。美国拒绝充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同时为追求自身利益也不再顾及“软实力”意义上的国家形象，但它并不会放弃其霸主地位。“让美国再强大”的核心仍然是占据全球霸主的地位。换言之，“美国优先”与“让美国再强大”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美国优先”是实现“让美国再强大”的手段。第四，美国同盟体系。同盟体系是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必要条件。奉行单边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同盟体系，包括北约、亚洲同盟体系。
与此相对应，与以往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可以放弃的目标至少有以下方面：第一，以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构建的多边主义成为其全球霸权的支柱。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开始逐渐放弃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主义，转向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主的区域主义。由于对经济全球化所持的否定立场，特朗普政府从区域主义开始转向单边主义。从上任起，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退出TPP，对已经实施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重新谈判，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总体来看，美国将会以单边主义替代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以“美国优先”取代经济全球化。第二，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原则。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中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取消了划线原则，或者只以商业利益为划线的原则。按照其犹太—基督文明开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美国的划线原则有可能会选择两个标准：一是文明形态标准，即是否属于西方犹太—基督文明；二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标准，即是否遵从所谓的开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以文明划分、发展模式划分替代意识形态划界从根本上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第三，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与美国的（短期）国家形象。长期以来，美国自认为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性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机制，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多边主义、区域主义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等等。在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将可能放弃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这样做客观上会损害美国的软实力，尤其是作为世界领导者的现象，但其坚信待“美国再次强大”之后，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会更加坚实。
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可以放弃这些目标并不等于说会无条件地主动放弃，更有可能的是会把这些目标当成与其他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手段。
基于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导向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亚洲政策未来的走向。
第一，以遏制中国为目标制定其亚洲政策。从文明冲突来看，中国并不构成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威胁，但从发展模式来看，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威胁。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口号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是受益者，而美国与西方世界是受损者。按照皮尤对美国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就业机会的丧失主要来源于外包和进口，对此持认同立场的被调查者分别占80%和77%，位居八项因素中的前两位。如果说美国的服务业外包对象国是印度的话，那么制造业外包对象国必然属于中国。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其贸易逆差总量的比例达到一半左右。不论美国民众对就业机会流失的上述逻辑判断是否成立，特朗普政府就是基于这样的“民意”把中国置于对手地位上的。仅就这一点而言，特朗普的亚洲政策将会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但它会比“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的目标更为明确，手段也会更加激进。
第二，以美日同盟为核心构建新型亚洲同盟体系。对奉行西方犹太—基督文明开明资本主义理念与“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政府而言，美日同盟本身并非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日本既不是西方犹太—基督文明的天然成员，也不是开明资本主义模式的样板。只有在应对中国的目标上，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才会选择美日同盟为基础。为此，特朗普政府可以对日本发出明确的威胁：日本必须为美日同盟承担更多的义务，否则美日同盟就是一项负担。同时，美国也可以以放弃美日同盟为要挟，迫使日本在安全以外的领域做出让步。既然美日同盟都是特朗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砝码，那么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就更不在话下。
第三，以双边贸易协定替代TPP。尽管日本首相安倍做出百般努力，特朗普上任伊始仍然宣布退出TPP。2015年10月TPP完成谈判后曾一度受到亚洲诸多国家欢迎，除了日本、越南等第一批成员国，包括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在内的亚洲国家都宣称要尽快加入TPP。奥巴马政府力推TPP，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分享亚洲高速增长的收益。特朗普政府放弃TPP并不意味着否认上述两种动机的合理性，只是认为美国为此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得不偿失。未来，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将会采取双边谈判的方式进行，寻找合适的贸易伙伴，保证美国的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