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中华区的汉语及方言

一 “国语”、普通话和华语

所谓“大中华区”，指的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两岸四地”，以及华人、华裔、华侨人口众多，移民历史悠久的聚集国，或华人、华裔、华侨的经济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聚居区。另外有时也包括泰国、越南，乃至英法、美加澳等地的唐人街，这些地方均可归为全球“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地区。就以华（汉）族的共同语——汉语的称呼为例，整个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便名称迥异，各地选用的名称也可以说是历史传统的惯性和社会意识形态沉淀的结果。

词汇是语言符号最敏感且变化最大最快的部分，也最能具体反映出社会文化变化的面貌。今天，汉语在台湾被称为“国语”。中国大陆称之为“汉语”，强调其为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至于“普通话”，则与传统名称——“官话”相对，强调此语言的普及通用特性，乃人民大众的语言，不具任何特权性质（此名称与中国大陆其他事物所标举的社会意识紧密相连，例如“人民币”等）。港澳则兼而有之，称之为“国语”或者“普通话”，这种矛盾也体现在文字繁简的选择上。而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华人以“华族”作为族群的身份表征，与他族（马来族、印度族等）形成对照，自然把华人的共同语称为“华语”。

如果要详细考究这些名称的由来，应该追溯到20世纪初。1906年，著名学者朱文熊就提出了推行与文言和方言相对的各省通用之语“普通话”的构想。后来，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和鲁迅、瞿秋白等对“普通话”都有所论述。1931年，瞿秋白写文章批评“五四”以后白话文的发展发生了偏向，成为半文半白的“非驴非马的文体”，他主张中国需要再开展一次俗语文学革命运动，用“现代人的普通话来写”。这“现代人的普通话”指的是共通的、现代的、多音节的，能让各地大众共同使用的“俗话”，而不是“雅语”。但不管是“国语”还是“普通话”，人们并未达成内涵上的共识。例如，“民国初年”的读音统一会认为“国语”就是“就国音而发”的“近文之雅语”，是“一种极普通之官话”，当然这是很含混的说法。当时“国语”和“普通话”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雅”的，后者是“俗”的，前者是半文半白的，与文言藕断丝连的，后者是大众易懂的，是中国各地正在实际使用的大众口语，是比“国语”更具普遍性和更接近人民口语的白话文。

至于“华语”，则是因为在海外，华语是同广府话（或粤语，Cantonese）、闽南话（或闽语，Hokkien）、客家话（Hakka）、潮州话（Teochew）、浙江话、海南话等汉语方言相提并论的，因此华语常用来专指汉语的普通话，以示区分，也强调海外华人的认同，推广到许多词语也以“华”作为词素（例如：华裔、华社、华校、华教等），以凸显其民族性。

应该说，这三个名称不是彼此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国语”曾是中国的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的称呼，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common language），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通语（lingua franca）。过去，外国人称普通话为Mandarin（旧时欧美人指的北京方言），有时也用Common speech（of the Chinese language），现在，“普通话”的说法越来越普遍，很多外国人干脆就用“普通话”的音译，叫Putonghua了。而在国际场合，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语”这一称呼有可取之处，因为其通行度更广，大家都能理解。

二 全球视野里的汉语

我们知道，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强大国力的支持下，英语在信息、商业、媒体、旅游、科技、学术、教育、娱乐等领域都发挥着莫大的影响力，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强势的国际语言。同样，由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拥有10多亿人口的全球汉语市场也备受瞩目，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移民在东南亚及欧美各地形成的海外华人区，加上中国近30年来致力推行稳定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庞大市场的外商跨国企业，其经济与军事影响力在世界上已不容忽视，台港澳等地综合力量的日益强大，使得汉语在21世纪不可避免地走向全球。汉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恐怕并不过分。

与其他世界性语言一样，汉语从来都不是一种单质的语言，它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衍生出各种区域变体，由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各方言区所使用的汉语，也形成程度不同的语言变体。如果将视野延伸到境外，以过去属于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为例，由于近百年来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加上与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富地方色彩并深受当地华人认同的华语变体自然就产生了。随着汉语在全球各地日益通行以及学习汉语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它与英语一样，也开始衍生各种区域变体。中国大陆有多层面的语言生态，各地的方言已是纷繁众多，异彩纷呈，再加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新马等地和全球的唐人街，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比较分析完世界英语的区域变异研究的动态和趋势，我们不妨把这些研究成果推广到汉语及其变体的研究，笔者认为，从全球的视野出发，我们同样可以依据语言社会功能域、文字用词特点、传统的认可度、语言习得类型、扩散传播的历史等因素，把汉语划分为三大圈：核心圈、延伸圈和扩散圈。

核心圈包括“两岸四地”，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虽然这些地方称呼汉语时名称各不相同，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其词汇存在细微的差别，文字也有繁简之分，但都是以汉语为母语或者社会共同语，其共同特点就是将汉语作为正式场合的强势主导语言，语言使用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也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媒介语，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学术、传媒等领域。

延伸圈指以“华语”作为共通语的海外华人移民地区，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即传统上的“南洋文化圈”，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为主。由于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存在着相当多的海外华人移民社会，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延伸圈是比较合理的。可以说，新马华人在离开了母国以后依然把中华传统文化保留得比较完整，包括汉语的传承与使用。汉语在当地被称为“华语”，即“华人的母语”，也许正是为了凸显中国移民后裔共同的族群身份标志。

扩散圈则是指除核心圈和扩展圈以外的全球其他地方，主要是把汉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非华人地区，这些地区主要的学习者包括欧美澳、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士，其汉语以大陆或台湾侨务机构在海外华人居留地开设的侨校或者中文学校所教授的汉语为主，也包括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经过长期的演变所发展的华语教育模式所传授的汉语。应该说明的是，扩散圈的很多外国人虽热衷于学习汉语，但师资的来源或素质无法保持稳定，全凭着学生的兴趣支撑，汉语水平相对较低。

如果我们对汉语在海外的情况加以全面考察，就会发现情况其实很复杂。语言的规范固然重要，但不能把标准语视为一切，域外华语的本土化及语码混杂是汉语传播和演变的自然现象，过于强求统一反而会使汉语失去时代性与活力。由于华人在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人口数量不同，其华人社群的形成时代不同，其对汉语的态度也不同，这些都影响到汉语在海外的使用情况，同时也影响到不同地区的汉语面貌。普通话、方言、华人间通行的汉语、英语、当地语混用，这种状况还将长期存在。例如，在新加坡，华语为四大官方语言之一，而且是华族学生在校必修的“母语”课程；在马来西亚，华人在华文小学与独立中学便需要学习三种语言（即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华语一直都通过华文教育让华人子弟掌握学习。尽管这些地方的发展历史差异很大，但华语已经成为海外华人族群在多语多文化社会里的标志及日常使用语言之一，既是一种文化载体，更是华人社会团结的象征。

如今，大陆在海外开设的“孔子学院”，包括台湾正在筹划的“台湾书院”，可以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阵地，它们的教学目标都定位在延续中华文化或传统价值上，所开设的汉语课程，以及一些关于汉字书法、中国功夫、中医等有针对性的课程，扩大了汉语在海外的影响力，有些课程还放在互联网上给海外受众免费分享，也更好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

三 大中华区的汉语方言

早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经济困窘或天灾内乱等因素，许多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尤以闽粤地区为多，以“卖猪仔”的方式被雇用为东南亚的廉价契约劳工，他们大部分都是下层阶级的文盲或没落的书香子弟，怀着被自己国土遗弃的心情，冒着被欺凌屠杀的危险，奔赴海外。早期华人多是为谋生而去的，大都文化水平不高，只会说家乡的方言，即使有些文化，也不会说“国语”，而且那时也没有推广普通话的要求，所以各种汉语方言，例如广东话、闽南话、福州话以及客家话等，在早年移居海外的华人及其后裔的语言生活中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

由于近代以来规模化华人移民浪潮的历史起因并非是中国母体社会主导发起的文化外求——如西方近代的地理发现、海外拓殖或传教冲动那样，也不是旨在创造作为母国、母文化之延伸并且并行地存在于世的属地型“扩张”，而是主要基于朝代更迭引起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内部管理上的需要，因此，中国近代政府对海外移民采取消极态度，导致汉语地位无法像英语一样随本族移民影响力遍及全球，而靠着单一方言又无法统一全局。例如，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约有600万，是中国以外华人最多的地方，在保存传统文化，尤其是“草根”的民俗及价值观方面，还可见其原始风貌，其方言可分五大群体，包括福建、潮州、海南、广府及客家。槟城和怡保两地虽然只相距100多公里，早先到大马的很多华人却无法彼此沟通，因为槟城是“福建话”（即闽南话）居多，而怡保则主要使用广东话。以菲律宾为例，菲律宾华人中十有八九祖籍为福建，居住相对集中，当地华社的“官方语言”就是最强势的闽南方言。又比如，在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城邦里，竟然可以找到闽南、广府、客家、海南、潮州、福州、兴化等近十种华南的方言，完全可以被称作“语言的博物馆”。

就东南亚的情况而言，华人分为华商、华工、华侨、华裔或再移民等。在接近现代的时期，移民成因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它越来越直接地受到一个新的世界性因素的控制：西方势力进逼东南亚和中国本土所发生的人文历史的脱序以及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事实上，不管哪一种类型的移民，很多人更倾向于把使用各自的方言当成对故土的纽带联结。因此，很多海外华人社区还维持了相对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这些传统的华文教育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大部分是以母语为依托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二战前，闽南话在东南亚最有优势，是名副其实的华人之间的“普通话”。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越来越大，使得学习中国的通用语言不仅仅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流行趋势，更成为一种越来越迫切的世界性需要。因留学、做生意而定居海外的华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会说普通话，因此华语理所当然地成了华人的“最大公约数”，在海外也越来越流行。发展到现在，华语已经是大多数海外华社的共同语了。加上政治和外交的影响，推广和学习华语（普通话）时不时地在一些国家成为热潮，使得普通话越来越“普通”，从而也使得汉语的国际化方兴未艾。近年来，这种势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不少人开始把汉语看成一种强势语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持续增加，汉语（“国语”、普通话、华语）在海外，尤其是在传统上的华人区，也越来越普及，而汉语方言却正面临着日渐萎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