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理论范式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用表征分析

——以湖北省黄冈市2镇4村为例

陈波 刘波

摘要：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与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的载体，是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着眼点。本文基于场景理论范式，以湖北省黄冈市2镇4村为例，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活动的参与情况与实际效用出发，划分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设定效用维度的定量分析方法，并计算出效用维度表现指数，最终总结出该市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用表征，为今后的优化构建提供一定思路。

关键词： 场景理论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表征

各类公共文化空间承载着特定的公共文化设施及相应的文化活动，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益发挥的基础条件。由于历史遗留与地理局限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或场所呈现互不关联的点状分布格局；而且这些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功能单一，整合率较低，无法高效率地、差异化地满足农民公共文化需求。因此政府部门秉持存量与增量结合的理念，逐步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加强建设文体广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村文化大礼堂等设施或场所，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效益。然而我们还须在探究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效用表征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优化决策。

一 关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

“公共空间”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等学科领域，在人文与社会学科层面，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公共领域”理论，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利领域与私人权利领域之间的公共交往空间，是实现公共舆论与公共利益的重要基础。阐明了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对公共空间及其“公共性”做出了经典的政治性解读；法国哲学家与城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在“空间生产理论”中提及了“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他指出文化空间是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实体空间场所。文化空间具有私性与公共性两种属性。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中逐步脱离公共领域的政治性考量，更注重人际交往中的文化价值需求，共享性与文化性更为突出。

公共空间的概念起初生发于对城市公民社会关系的探讨，虽然国内外学界过去更加注重对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但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也有过权威解析，譬如中国学者费孝通揭示了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熟识的居民关系，他认为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面对面的长期沟通行为逐渐构成了乡村公共交流空间。然而随着近年来城镇化速度愈发加快，人们对农村的关注热情日益高涨，学界开始重视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含义方面，我国学者曹海林认为村落公共空间是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也是社区内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指明了乡村公共空间一般带有明显的文化内涵与烙印。马永强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视为乡村人际交往的主要空间和乡村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温莹蕾则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具体划分为物质层面（街道、民居建筑、礼制建筑与广场节点等）与表象层面（民俗活动、表演艺术、手工技艺、生活方式等）。以上学者皆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内涵有着独到见解，结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主要由文化设施、文化活动、文化参与者三大因素及其相互运转的关系构成。而有的学者还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类型研究，这有助于层次化、全面化地分析公共文化空间的内涵。曹海林根据村落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不同，将公共空间划分为正式的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和非正式的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前者基于外部行政力量的介入，后者来源于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和现实需求。李小云、孙丽则从内容属性层面把农村公共空间划分为组织型、生活型、休闲型、事件型与项目型五大公共空间类型。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路径方面，公共文化空间已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视角，更能理顺文化参与者、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等关键要素的关系，整体而理性地考虑文化建设格局。马永强指出，通过改造和创新利用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培育、建构新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不断丰富乡村公共生活的内涵，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激活农民的文化自觉，以最终实现新的乡村文化形态的重塑。他表明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的空间其实更具内涵与活力，可增强人们参与文化的动力。吴理财、李世敏则在分析农村传统文化生活颓废的背景下，建议通过“嵌入论”与市场化的途径完成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这符合当代文化发展的规律与客观环境，但仍需注重对乡村内生性文化的挖掘与利用。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探析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含义、类型与构建路径，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诸多启发。但是未有学者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去认知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用现状及今后的提升方向。因此本文将运用场景理论范式，量化剖析湖北省黄冈市2镇4村的公共文化生活参与数据，实证描述该市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用表征。

二 范式与分析对象：场景理论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一）场景理论概述

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促使城市形态由生产型逐渐转向消费型，城市中心地带涌现了大量休闲娱乐、高新技术、金融服务以及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过去以土地、劳动、资本与管理等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社会理论无法适应当下的城市更新与发展。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特里·N．克拉克教授提出了“场景理论”，用独到而前沿的学术表达系统去解析这些问题。在“场景理论”体系中，与一定阶层、种族、性别等社会身份相适应，体现一定价值观的文化设施集群被称为“场景”。在区域发展研究上，“场景”在形式上包括了都市设施，但实质上又超越了都市设施，表现为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地理空间、个人符号（如种族、阶级、性别、教育等）及其相互联结（如参加音乐会），以及人们进行（文化消费）时所追求的价值观。“场景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的都市休闲娱乐设施与活动能形成差异化的“场景”，而这些不同的场景皆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价值倾向，从而吸引着拥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的社会群体前来消费，最终使高新技术人才、文化创意人才聚集于此，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场景理论的研究范式主要遵循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建立价值维度体系。场景区别于甚至超越于种种具体独立的设施或空间，每一个场景都有专属的精神或价值内涵，那么研究这些场景则必须依凭一定的价值维度以彰显出价值含义的多元取向。以特里·克拉克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为场景理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价值维度体系，它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包含3个价值观主维度（戏剧性、真实性与合法性）；第二个层次是3个主维度下对应细分的15个价值观次维度，为每一种都市文娱设施赋予了恰当的“性格属性”以便于搜寻到青睐于它的消费群体。第二步是依据美国电信黄页（Yellow Pages）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统计都市文化设施、文化活动空间与市民文化组织等相关数据，并基于邮政编码区域划分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第三步是用“五分标尺法”为每个统计对象的15个价值观次级维度进行赋值（从1至5依次递增）并计算价值观维度的表现指数（Performance Index）。第四步是根据研究的目标，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进行相关、回归分析等，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场景与不同价值观的内在联系，研究“创造性群体”等优秀人力资源的区域类型偏好和价值观取向，最终为城市空间规划、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乃至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咨询或建议，为后工业化城市的未来发展走向提供全新的研究路径、方法。

（二）场景理论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适用性

第一，从社会学与文化领域这两个宏观研究范畴的内在联系上来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社会学方法论实践的领域之一。文化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将社会学思维范式应用于文化领域有较强的适应性，场景理论作为美国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新模式，虽带有强烈的都市文化色彩，但其思维逻辑仍可适用于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的相关研究。

第二，基于对场景理论内涵与研究范式的尝试性认知与理解，该理论在诞生的时代背景、研究载体及其属性、研究目标方面，与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存在一致性、同理性，因此将场景理论作为研究方法与解释框架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一是生发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同。在后工业社会时期文化消费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场景理论应运而生，而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在经历工业化建设时期集中统一的行政化供给后，逐渐迎来了后工业化的信息科技时代，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文化权利诉求日益强烈。二是研究载体及其属性相近，场景理论主要通过对都市文化设施、空间等研究载体进行数量统计与分析总结确定研究目标内涵，而我国农村文化空间研究也是建立在对一系列文化设备设施与活动统计基础之上，由此两者的研究载体具有文化消费属性。三是在研究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场景理论认为都市文娱设施及其营造的活动空间皆存在消费者特定的价值倾向、情感内涵或生活方式意义，便以此为目标进行研究，最终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而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则是以居民的文化参与度与需求度为出发点，妥善配置文化设施与活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用效能。

（三）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的划分与计算方式

如同场景理论对于城市文化娱乐设施与空间的价值观维度体系构建，依据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的一系列价值内涵、知识技能与生活方式意义建立效用维度，为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用表征研究提供量化基础。

1．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划分

经过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的细致梳理与深刻思考，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休闲娱乐，农民在忙完繁重的农活或在从事一系列经济活动后的短暂休憩时间内，急需丰富多元的乡村业余活动舒缓身心，同时可强身健体，因此休闲娱乐是农村居民劳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二类是知识技能，如今我国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与文化程度虽逐步得以改善提高，但目前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仍然保留着大部分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居民，他们急需更多的知识技能型资源（如图书馆、技能培训大会等）提升自我文化素养与职业技能水准；第三类是道德培育，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农村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言行规范与文化习俗在现代化潮流的强烈冲击下渐趋分崩离析，人际交往关系中的个体化、独立化属性增强，同时农村充当中坚力量的青年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谋发展，空心化程度较为严重，因此优良的传统道德观念大面积解化，而其公共教化的人口基础日渐薄弱，农村居民渴求重拾社区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道德观；第四类是心灵归属，传统文化符号在时代变迁中被悄然磨灭，漂浮于世的心灵在寻求归属感的过程中难度与日俱增，保护利用既存的特色文化资源是增强农村居民心灵归属度的必要工作。

2．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表现指数的计算流程

第一步，基于湖北省黄冈市2镇4村的文化生活调研数据，归类统计出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的参与度，调查问卷采用“五分标尺法”将参与度分为五个层级，从弱到强分别为不知道、没有、从不去（参加）、很少去（参加）、偶尔去（参加）、经常去（参加），并用数字0、1、2、3、4、5依次对应，根据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的参与度平均值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第二步，继续采用“五分标尺法”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四个效用维度（休闲娱乐、知识技能、道德培育和心灵归属）的贡献率赋值，从小至大依次划分为1, 2, 3, 4, 5来显示效用维度贡献率大小，数值1表示贡献率最小，数值2表示贡献率较小，数值3表示贡献率一般，数值4表示贡献率较大，数值5表示贡献率最大，最后根据各类公共文化空间（设施与活动）属性预估其效用维度贡献率大小。第三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出每一类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的表现指数：①某类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用维度表现指数（P）=参与度平均值（M）×每个效用维度贡献率（C），即P=M × C; ②某类效用维度总表现指数（GP）=每种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用维度表现指数（P）之和，即GP=P1+P2+P3+…+PN。最后通过对各类效用维度表现指数的分析，总结出黄冈市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效用表征。

三 黄冈市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的定量分析

2017年暑假期间，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对湖北省黄冈市的2镇（堵城镇、团风镇）4村（堵城村、松杨村、张家窑村、得胜桥村）开展调研，运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居民的文化参与度情况详尽地记录统计，共获取80份数据。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整合归纳为传统媒体（电视、电影、广播与书报）、互联网（网络视频、网络新闻、网络社交与网络游戏）、益智与健身运动（棋类、牌类、钓鱼爬山等、跳舞打球等）、祭祖与宗教活动（宗祠祭拜、教堂礼拜与庙会）、文艺演出（传统与现代歌舞戏曲等）、文化场馆或场地（农家书屋与文化站等）6大类。第一步，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运算数据库内各类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参与度的强弱情况。首先，描述性统计出农村居民在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知晓度、参与度上的数量分布状况（见图1）；其次，对数量分布状况进行二次运算后得出知晓度与参与度平均值（见图2），为计算效用维度表现指数奠定基础。

第二步，设计出关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贡献率的调查问卷，并采用德尔菲法进行相对科学的赋值，由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内的部分权威专家对贡献率集体打分，最终取其平均值绘制出效用维度贡献率表（见表1）。

第三步，当各类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的知晓度、参与度平均值确定后，计算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表现指数的两大变量因素随之确定。最终按照表现指数的计算步骤得出四类效用维度的总值（GP）。首先，计算出单类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维度表现指数（P）（见表2）。如传统媒体的“休闲娱乐”维度表现指数（P）: [3.4（电视）+1.87（电影）+1.37（广播）+2.25（书报）] /4 × 4.56=10.12；互联网的“休闲娱乐”维度表现指数（P）：[2.25（网络视频、新闻与交流）+1.48（网络游戏）] /2 × 3.78=7.07；益智与健身运动的“休闲娱乐”维度表现指数（P）: [1.38（棋类）+2.03（牌类）+2.05（钓鱼爬山等）+1.86（跳舞打球等）] /4 × 4.22 =7.72（依此方法进行下去）。当这6类内生公共文化资源的效用维度表现指数（P）皆被分别计算后，则每个效用维度表现指数的总值（GP）就顺应而得出。

其次，计算出某类效用维度总表现指数（GP）。如休闲娱乐效用维度表现指数总值为：GP =P1（传统媒体）+P2（互联网）+P3（益智健身运动）+P4（祭祖与宗教活动）+P5（文艺演出）+P6（文化场馆或场地），即GP=10.12+7.07+7.72+3.35+7.06+5.13=40.45。按照此类运算方法可得出：知识技能维度表现指数总值（GP）=34.01；道德培育维度表现指数总值（GP）=34.42；心灵归属维度表现指数总值（GP）=31.98。由此可知，黄冈市农村居民在全部公共文化空间中获取的四个效用维度大小依次为：休闲娱乐＞道德培育＞知识技能＞心灵归属。

四 黄冈市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用表征

（一）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完整或利用度较低，发挥多元效用的空间格局尚未形成

通过统计分析本次调研数据中的黄冈市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度情况，发现该市农村公共文化生活某些内容存在较为严重的空白。图1显示，农村居民未参与宗祠祭拜活动与教堂礼拜的人数比重超过80%；没有下棋、玩网络游戏以及听广播的人数占70%～80%；没有观看歌舞戏曲、参加庙会活动、玩牌类游戏的人数占50%～60%；而未曾看过电影、上网观看视频、浏览新闻和交流、从事跳舞打球运动的居民也接近50%。以上数据说明了两种情况：一是该市农村公共空间缺少传统文化内容、现代网络资源与日常文化生活方式；二是该市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确存在，但难以融入居民的生产生活中，利用率偏低。而认为村内不存在行政嵌入式公共文化空间（如文化站、文化广场、农家书屋、村文化活动室等）的居民人数皆低于20%，不知道这类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的居民占10%～20%，然而图2显示，除电视一项以外，包括公共文化场所在内的其余各项皆低于3（很少参加），大部分都停留在2（从不参加）与1（没有）之间，这表明农村居民在闲暇时光中仍旧沉浸在单调的私性文化中，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处于不完整的状态，即使知晓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存在，也呈现参与度普遍偏低的现象，导致现存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的利用率与效用度极低。发挥多元效用的公共文化空间格局依然没建立起来。

（二）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的整体参与度较弱、参与层次低且结构失调，既存的公共文化空间难以发挥其效用

本次调研数据还表明黄冈市农村居民的文化参与度普遍较低。图1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对各类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经常去（参与）”和“偶尔去（参与）”的人数占比分别为0%～26.5%、0.7%～18.5%，都没有超过50%的平均水平线，且图2数据显示，除“电视”这类传统媒体的参与度平均值高达3.4外（从弱到强的权重范畴为1～5），而其余文化资源的参与度平均值为1.12～2.25，均低于3（很少参加）的中等水平。此外，还发现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的整体参与度结构失调，图1显示居民经常或偶尔看电视的人数比重位居第一位，分别达到26.5%、18.5%；经常看网络视频、新闻以及网上聊天的居民人数比重居于次位，达到8.7%；经常参加牌类活动的居民则占到7.5%。而其余诸如“阅览书籍报刊”“跳舞打球”“观看歌舞戏曲等文艺演出”“进农家书屋与文化站等文化场馆”的居民人数比例全部都低于30%，比重相对偏低，且“宗祠祭拜”“参加传统庙会”“教堂礼拜”等地方传统文化活动的参与人数严重不足。这些情况表明农村居民在文化参与上大多停留在基本的物质文化和传统制度文化层次上，而对精神文化层次的参与暂时仍处于欠缺状态，难以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自尊、自我实现需求。因此，农村居民尚处于低文化层次参与之中，现有的公共文化空间难以在参与中发挥休闲娱乐、知识技能获取、道德培育及增强心灵归属感的效用。

（三）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效用的发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休闲娱乐的效用维度表现指数最高，知识技能与心灵归属的指数偏低

经过对表2数据的梳理发现，电视、电影、广播与书报等传统媒体在各个效用维度的表现指数都较高，休闲娱乐类指数高达10.12，居于首位，而知识技能类、道德培育类与心灵归属类指数虽然在依次递减，但是相对较高，处在6以上的水平，这说明文化内容在通过新旧媒体传播的过程中，对于居民生活的渗透性最强，因此发挥的综合效用也最高；网络信息浏览、网络视频观看的休闲娱乐类、知识技能类表现指数分别达到较高的7.07、6.66，其余两项表现指数较低。以上结论表明，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保留传统媒介的基础上，促进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导入与融合，大力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而益智与健身运动、文艺演出的休闲娱乐类指数在其他类型指数中最高，分别达到7.72、7.06。可见休闲娱乐类指数在2/3的公共文化空间中皆达到最高，说明居民在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时的最大收获便是放松心情、尽情玩乐，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切实增强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的可玩度与趣味性。宗祠祭拜、教堂礼拜与庙会等传统活动的心灵归属类表现指数最高，道德培育类指数居第二，休闲娱乐类指数较低，知识技能类指数甚至在全部表现指数中达到最低，这意味着黄冈市农村的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参与度较低，增强休闲娱乐与知识获取的体验是活化该类空间的必要路径。整体而言，黄冈市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四类效用表现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休闲娱乐类的综合效用发挥最大，道德培育类的综合效用发挥较大，而知识技能与心灵归属的综合效用发挥却明显不足，这就要求在公共文化建设中重点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热爱观看的电视节目、电影、文艺演出及体育健身运动，创新并推送更加适合农民需求的文化活动，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场馆与场地的建设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