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绅行动的分化与废科事件的发生

从上述对1895届两代士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科场场域尚未崩裂前，士绅惯习使不少人仍汲汲于科名之得，那些在科场上已获得上层地位的人是将其士绅惯习与既得利益联结在一起的，而那些千辛万苦拿到低级功名的人也不愿轻易放弃向更高功名爬升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西学已作为新文化资本在科场场域里获得了合法性，这即别开了另一进身之阶。两种资本的并存既然改变了士绅惯习垄断科场的局面，那么，昔日一心扑在科场上的统一的行动模式也随之被打破了。既有以旧文化资本作为争夺新文化资源手段的（即由绅而学），也有以新文化资本作为争夺旧文化资本手段的（即所谓“奖励出身”），还有以新文化资本谋求彻底颠覆科场背后的社会支配结构的（即以新学为革命手段），当然，仍有坚持走科场、书院正统道路的。

1895年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的确立逐步蛀空了科场场域存在的外部基础，而西式学堂所负载的新文化资源以其强劲的生机控制性使科场场域赖以运转的士绅惯习被破坏殆尽——从这一意义上说，废除科举是科场衰败后的必然结果。

废科事件在这里值得研究的已不再是废科本身为什么会发生，而是这一事件为什么会提前九年发生。因为，按照清廷1904年1月批准的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奏折，是计划自1906年始分三科减尽科试取额的，但到1905年9月2日，清廷就改采袁世凯等人的主张，决定次年即停止全部科试。按照袁世凯奏折上的说法是：“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归纳起来即两点：一是“强邻环伺”之外来威胁；二是“科举一日不停，士皆有侥幸得第之心”，而学堂则无以发展。前一点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有一种加速深化的趋势。在费正清所称之为“条约制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列强在中国的支配权力从1840到1895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扩展速度远不及1895到1905年这十年的扩展速度。从《马关条约》到割地狂潮再到《辛丑条约》，列强的支配力已经到了可以将清统治者逐出皇城的地步。而1905年在中国发生的日俄战争给中国的刺激不仅是被迫置身局外的蒙羞，而且是由日本获胜所再次显示出的立宪政体对君主政体的巨大威慑力。而袁世凯等人所说的第二点表明科考对学堂学生仍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导致无心向学者众；与此同时，学堂的发展却又销蚀了科考的合法性，因而造成科考与学堂两不相宜，既无法让老树接新枝，也无法让新瓶装旧酒。加上1905年议修京师贡院之事引发了以兴学为急务的部分督抚的危机意识，因此通过权谋改变决策层人事，通过非常规的决策程序催生了将减额渐停改为立停科举的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