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斩首拜爵

商鞅变法艰难地推行了十年之后，秦国社会出现了令人惊喜的转变。《史记·商君鞅列传》用了四个字来表达秦国上下对商鞅变法的反响：秦民大悦。紧接着写道：

路上别人遗失的东西没有人拾捡以据为己有，山林里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井然安定。

所谓“道不拾遗……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当初跑到都城述苦说新法给百姓造成不便的那些人，这会又跑来极力给新法唱赞歌。左庶长商鞅这回生了大气。初始不理那些人——不管是别人唆使的，还是真正地自发来京，他都有意糊涂——是因为成文法的意义在于司法公开，前提是人人皆知，然后才能人人守法。新法公布之初，相信官府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势必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时间亦仓促，势必未能造成足够的影响与声势，不知者无罪，商鞅这才表现出审时度势的大度，没有为难那些人。眼下不同了，已是新法推行的十年之后。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些人还来，那就是目无法纪。目无法纪的歌功颂德与目无法纪的横加干扰性质相同，同样是对法的摧残。于是以“扰乱教化”之罪名，通通把他们打发到边疆去了。

漫漫十年，秦国已今非昔比。按照商鞅的理论，国力强盛之后必得找点事情来干，这叫“毒素输于国外”。于是商鞅在寻找机会。机会还真的来了。

公元前353年，秦孝公继位的第九个年头，也是商鞅入秦的第九个年头，魏国悍然攻入赵国都城邯郸，之后围魏救赵的历史剧精彩地发生，魏惠王对阵齐威王，孙膑对阵庞涓，结果魏国遭遇难以想象的惨败。

消息传到雍城（秦国旧都），秦孝公颇耐人寻味地看着商鞅，商鞅亦心照不宣地看着秦孝公。芒刺在背，谁都不痛快。魏国欺人太甚，在黄河西岸的西河地区，北起自少梁，一路蜿蜒曲折直至南边的阴晋，修起一条漫长的砖墙，美名之曰魏长城，妄图永久霸占“西河”是一，把秦国彻底压制在西鄙是二。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乘魏国无暇西顾之机，公元前355年，秦人选择主动出击，与魏国大战杜平；次年，复战于元里。战线看来是拉开了。就在这时，魏赵大战爆发，良机再次天赐，已升任大良造的商鞅，亲自率部，毫不含糊地越过黄河，目标直指魏国的故都——安邑（公元前562年，魏国先人徙治安邑，至公元前362年，魏惠王徙都大梁，逐鹿中原，魏人前后经营安邑达200年）。在商鞅的指挥下，先前还是处处被动挨打的秦军，竟然轻松地拿下了魏氏经营了整整200年之久的故都，消息传来，举国振奋。

魏惠王明智地选择与赵国讲和，归还邯郸。泗上十二诸侯国接着前去朝礼魏国，这说明尽管有围魏救赵的失败，但到目前为止，魏国的实力还是相当完整的，至少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从历史的角度看，商鞅选择从安邑撤退也是事属必然。在西河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前提下，秦军悬军深入，不可能长久固守，这是军事常识。至于撤退的时机，这里有个时间点，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与魏惠王相会于彤。“彤”，在今陕西省华县境内，华县战国时称郑县，地处魏长城的外围，属秦国的地盘。魏惠王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从大梁跑到彤，一定有棘手的双边问题需要解决。而后商鞅即从安邑撤兵。

同年，秦自雍城徙都咸阳。

笔者跟诸位看官一样，脑海里一定会闪出个疑问：此时秦国的都城不在栎阳么，何以说从雍城迁都咸阳呢？老实说，这里面的水很深，关系很复杂很微妙，且容我扼要道来。雍城是栎阳之前的秦故都，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徙都于此。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徙都栎阳，雍城结束了作为秦国政治、经济中心长达294年的历史。光华虽减，但雍城以其久远的历史和曾经的光环，一直在秦人的历史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政治上，雍城以其列祖列宗的陵寝及秦人宗庙所在地，在秦人的心目中等同于拯救与庇护。

秦王嬴政一度就求助于雍城。

赵太后（秦王嬴政的母亲）的情人嫪毐，是丞相吕不韦引荐的。吕不韦为了洗清瓜葛，不但将富于激情的赵太后托给了嫪毐，一并把国政也托付了，于是“事无大小皆决于毐”，明显违反郡县制精神之“毐国”也随之出现（《史记·秦始皇本纪》：嫪毐封为长信侯……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种种迹象表明，秦王嬴政避地雍城，是审时度势的一种策略。秦王嬴政13岁继位，公元前238年（始皇九年）来雍城时22岁。是年四月，他从容地在祖庙里行过冠礼，并取得带剑的资格，表示成年了，可以亲政了。这引起了一个人的恐慌，他就是嫪毐。嫪毐权衡再三还是决定铤而走险，于是伪造秦王和太后的命令，征调部队及亲己势力，准备向雍城发起进攻。面对危局，《史记》这样写秦王嬴政的反应：

王知之。

知，知道，知晓；之，名称代词，指嫪毐作乱这件事。王远在雍城的蕲年宫，却能使臂使指地知晓咸阳城的消息，这说明什么问题？我认为，秦王嬴政赴雍城绝非单纯地参观祖庙那么简单。事实是他早已谋好篇布好局，对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早已了如指掌。果不其然，本是嫪毐主动发动叛乱，战事却发生在他想从那里出发的咸阳而不是他想去进攻的雍城，掌握完全的主动说明到底是秦王嬴政主导了这场戏，嫪毐实际上是一步步被请入瓮中的。

举这个例子意在侧击秦孝公从栎阳来到雍城，极有可能是为了避开强大到盘根错节的公族势力的干扰，避世雍城，先清净耳根再说。包括营建新都咸阳，亦可能是他全力推进改革的算盘之一。《史记》提到咸阳的建筑，特意将“冀阙”与“宫庭”并列，并且将“冀阙”摆在“宫庭”的前面。根据字典的意思，“冀阙”是指古时宫庭外的门阙，那可是公布朝廷重大教令的地方。有理由相信，改革的教令便是从那里发布，然后面向全国的。自是之后，咸阳作为都城，与大秦国运同呼吸共命运长达144年（前350—前206）。

依星空之上的紫微垣来经营，咸阳可称人间仙境。基本可以这样认定，历经几代秦王的努力，咸阳可堪当时世界上最梦幻的城市。公元前206年，这颗王冠之上的珍珠毁灭。向来匹夫之勇的项羽，一把火烧焦了咸阳城，火三月不灭。浓烟蒸腾，遮天蔽日，银河亦要为之失色。一代都城咸阳，遂于汉高祖元年更名为新城，二年罢属长安。汉武帝元鼎三年后，改名为遐迩闻名的渭城。如今则属于咸阳市的渭城区。那时，渭城是由长安至西域的重要驿站，唐朝的王维于此饯别出使安西的“元二”，酒兴也是诗兴，于是有《渭城曲》。诗曲辉映，遂为脍炙人口的《阳关三叠》。渭城经由此曲，越发光华绝代。刘邦的长安城是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扩建的，兴乐宫位于渭河南岸的杜县长安乡。刘邦认为“长安”二字吉祥，又“欲其子孙长安”，故都于此。杜县是秦代设置的最早县份之一。换言之，就在徙都咸阳的同一年，商鞅第二批大规模的改革方案同时出台，要害就是将全国划分为三十一县（或四十一县），直归中央管辖。

法家所倡导的中央集权步步成形。

影响巨大的《为田开阡陌令》，亦于这一年公布。《商君列传》说：“为田开阡陌封疆。”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释义说：“封，即田阡陌。”《说文解字》说：“封，爵诸侯之地也。”诸般解释无疑强烈地指向这一事实，自入秦以来的十年后，商鞅再次拉下脸，重磅推出最后一道改革措施：没收分封给宗室贵族、世袭大臣的采邑，剥夺他们手中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终于收归国有。

作为“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配套措施，这一年（公元前352年），商鞅强势推出“父子兄弟不得同居一室”。没地方住？住茅屋，钻山洞，就是风餐露宿，尊卑爵秩等级也不能不强调，这很可能就是商鞅所要表达的意思。《史记》提到：

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按各家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

不得显荣的直观表现之一就是“毋敢履锦履”，不准穿锦履。什么是“锦履”呢？《睡虎地秦墓竹简》之“法律答问”说：用不同色彩的丝织鞋，鞋上有花纹，才算锦履。用锦做鞋帮也算。汉初进一步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其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二十等军功爵自是成为新型社会伦理的策源地，同时又是播种机、宣传队和宣言书。通过它，不管是中道失势的贵族，满怀希望的庶民，还是翘首以待自由的奴隶，因为目标的可期，前景的明亮，尽皆群情激昂，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睡虎地秦墓竹简·军爵律》规定：

要求退还爵两级，用来赎免现为隶臣妾的亲生父母一人，以及隶臣斩获敌首应授爵为公士，而请求退还公士的爵，用来赎免现为隶妾的妻一人，可以允许，所赎的都免为庶人。工隶臣斩获敌首和有人斩首来赎免他的，都令作工匠。如果形体已有残缺，用作隐官工。

仅此一条，不知道会鼓舞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为了理想而奋斗，这在当时的秦国不再是一句空话，却是掷地而有声。不拘一格出人才，二十等军功爵刷新了历史进程。

商鞅一入职就是左庶长，这是二十等军功爵中的第十等爵，上溯是右庶长（十一），左更（十二），中更（十三），右更（十四），少上造（十五），大上造（十六），驷车庶长（十七），大庶长（十八）。这九个爵级属于“卿”一级。

公元前352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秦孝公时期，大良造威权赫赫，既是政府的文官首长，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同时又是军职，有统兵作战的权力。秦惠文王时期，秦国设立相国（正式设丞相一职是在秦武王二年），官职和爵位分离，大良造的威权削减，成为单纯的爵名，相当于大上造。

十九等爵关内侯，二十等爵彻侯，属于“侯”一级。

属于“大夫”一级的有五个爵级：五等爵大夫（又称五大夫），六等爵官大夫，七等爵公大夫，八等爵公乘，九等爵五大夫。

属于“士”一级的有：一等爵公士，二等爵上造，三等爵簪袅，四等爵不更，共四个等级。上章提到的“芮盗卖公列地案”中的“走马”，亦是秦爵，相当于三等爵簪袅。

前文已述，“士”凡能斩敌一首的，就可以按规定获得爵位一级以及与之相应的田，初始亦有机会获得官职，但自从官、爵分离后就不行了。这就是所谓的斩首拜爵，直到西汉还是这个政策。据说“斩敌一首，爵一级”的“爵”，其内在价值相当于粟一千石，换算成铜钱的话就是三万钱。这未免高得离谱，一个普通劳动力不吃不喝连续工作十年方能赚得这么多钱。不过，爵一级赏万钱是有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能产捕（活捉）群盗一人若斩首二人，拜爵一级。”捕群盗一人赏金是十四两，金一两兑换成铜钱是576钱，十四两为8064钱。依然不乏为厚赏，所以有因争夺首级而引发的官司。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发动邢丘战役，夺取魏地邢丘（今河南温县）。战役结束后，部队返回军“戏”驻地（戏指在主力军翼侧协助作战的偏师），士兵丙瞥见士兵丁腰间挂着一个首级，有点眼红，便想据为己有。于是乘丁不备，拔剑砍伤他，同时下手抢夺首级。整个过程恰被不远处的士伍甲看见，他也刚从战场上归来，于是上前制止，并将丙制服，捆送军戏负责人处。军戏负责人认真听取了甲的控告，当场检验首级，又验视了丁的伤情，最后将事件的原委以书面形式向相关部门报告。

男丁无爵称士伍。士伍甲在大道上看见丙用剑砍伤丁，遂将丙捕获，这是秦律的要求：百步之内有制止犯罪的义务。甲将因此得到黄金二两的奖赏。《法律答问》说：

夫、妻、子五人共同行盗，均应刑为城旦，现甲把他们全部捕获告官，问甲应奖赏多少？每捕获一人奖赏黄金二两。

上下文中的甲、丙等皆是代称，如张三李四之类。

秦时代，黄金二两值1152钱。要知道当时的日工资是8钱，日生活开支只需要2钱（秦时代一日两餐），做衣服的布料一布才11钱，1000多钱无疑是巨款，名副其实的厚赏重赏。于是接着就发生了第二起夺首案例。因为缺少第三方的证词（如上文的甲），仅凭争执双方的供述不足以确定事情的原委，官方便发文详细描述了首级的形态，广求目击证人，借以帮助辨识首级的归属：

爰书：某里士伍甲、公士郑县某里人丙，一起送到首级一个，分别报告说：“甲、丙在邢丘城作战，这是甲、丙获得的首级，甲、丙互相争夺，把首级送到。”检验首级，小发，右额角上有创伤一处，长五寸，深到骨，像是剑的痕迹；其被割断的颈部短而不整齐。

文书征求能识辨首级者或知情者，前来军戏驻地识辨。

需要指出的是，斩首拜爵仅限于下级军官和士兵，如果“故大夫斩首者，迁”。故大夫，本爵为大夫。迁指迁刑，放逐、贬谪，是仅次于绞、斩的重刑。这是因为高级将军责在指挥而不是冲锋陷阵。如果大家都放弃岗位，端着冲锋枪去争抢人头，成何体统。像百将、屯长（即伍长）这样的下级军官则责在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百将、屯长所率领的百人、伍人的作战单位如在战斗中一无所获，是要受到处罚的——百将、屯长将被处死。高亨在《商君书译注》中说，“在战争的时候，百将和屯长没有获得敌人的首级，就杀死他”，意思一样。战斗中，相关作战单位如能斩敌“三十三首”及以上，就算全功，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这时候，负责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官又是如何计功的呢？

据《商君书·境内》，军队攻城围邑能斩敌首八千，野战能斩敌首二千，即为全功。获全功的部队，从普通士兵以至大将，“尽赏”。赏格是：凡有爵者，自公士至大良造皆赐爵一级；大将、参、御“赐爵三级”。御即车夫。参即参乘（也作骖乘），又名车右。古代车战，车夫在中，主将在左，参乘在右。御者的职责是驾驭车马，保证车马进退有节，安全奔驰。车右职在对敌格斗，保护将帅安全。

达到“大夫”级别的，每晋爵一级，同时可以享受如下待遇：“税邑三百家”，赐奴隶六人，铜币五千六百个。达到“卿”级别的，每晋一爵，“赐邑三百家”外，还“赐税三百家”。按高亨的说法，赐邑概是把城邑赏给臣下，作为封邑；赐税乃是把税收赏给臣下，土地人民仍属公室。

根据如上描述不难看出，从“士”晋至“卿”，待遇天差地别，其中“五大夫”是分水岭，也是坎，五大夫以上赏重，五大夫以下赏轻。举凡“税邑”“赐税”“赐邑”“受客”等重赏，只有在获得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时才有资格享有。至于爵至“五大夫”这个坎，有无操作秘境，限于史料不得而知。公元前219年，统一之后的第三个年头，秦始皇封禅泰山，返途，“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可见五大夫确是个重要的爵级。

斩首拜爵亦有先决条件，那就是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必须超过己方死亡的数目。如果己方战士的伤亡甚于敌方，非但不能论功行赏，反要依律论罪。如果己方战士的伤亡人数与敌人的伤亡相等，则功罪相抵，不赏不罚。必须是己方斩杀敌人的数目超过己方的死亡人数，并在其中扣除了己方死亡的人数之后，方能依“斩一首者爵一级”的规定论功行赏。这样一来，胜与败很可能只是个相对的概念，有时打了胜仗而己方伤亡惨重，或者打了败仗却极大地杀伤了敌方，就极有可能出现胜而无赏、败而论功的极富戏剧性的场面。

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比如李信攻楚。

李信是西汉李广的祖先，秦将，少年壮勇，尝以数千兵穷逐燕国太子姬丹，一直追到燕国腹地之衍水（在辽东），终把姬丹抓获。一战成名，秦始皇以之为贤勇。

关于进兵楚国，秦始皇召集百战老将王翦和后起之秀李信商议对策。秦始皇问李信，依你之见，扫灭楚国要多少兵力？李信轻率地回答只需二十万就可以，而且这是上限。老将王翦则坚持要六十万，只能多不能少。秦始皇笑着说：“王将军果然老喽，何以如此胆怯呀！李将军果断勇敢，我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派李信及蒙恬统兵二十万进军楚国。王翦的意见非但不被采纳，且被奚落了一顿，自感无趣，就推托有病，回故乡养老去了。李信前期推进顺利，大败楚军，后期碰到了强硬的对手项燕，结果是大败而归。

《史记》说：“始皇闻之，大怒。”余读书至此，不免为李信捏一把汗。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让我大感意外，秦始皇竟然亲自跑到频阳去力请王翦（以挽狂澜），而不是扑将过去死掐李信的脖子。按普遍的帝王心法，领导的决策自是英明，搞砸的全是手下的一帮饭桶，所谓“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而李信惨败如此，秦始皇却不加追究，至少没有迹象表明秦始皇追究了，这说明秦军的“大破荆军”与楚军的“大破李信军”，就首功来看，很可能功过相抵，秦始皇就是想怎么着李信，也找不到相应的律条支持。秦人的依律办事、依法行政，果然不是一纸空文。

种种迹象表明，直至秦始皇时期，这样强硬的司法原则依然得到了有效地捍卫：刑无等级，一断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