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那个时代

黄河之水天上来，九曲十八弯后，在陕西、山西交界呈南北走向，成为秦、晋的天然分界线。一直要到著名的风陵渡，才折而向东流去。公元前361年，黄河并非地处黄河西边的秦国和地处黄河东边的魏国的天然分界线，魏国一度强大的实力乃至透过黄河，强占西河地区（黄河西岸古称西河），将秦国的势力范围持续向西压迫。而且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其情形基本等同于“屋漏偏逢连夜雨”。从西河的临晋，到秦国的首都栎阳，直线距离约八十公里。换言之，若按以轻捷著称的骑兵之攻击速度，弹指之间即可抵达栎阳城下，如果野心勃勃的魏惠王决定发动一次像样的攻击的话。

出现这种情形的公元前361年，若按诸侯国纪元，也即魏惠王九年，秦国是秦孝公元年。

秦孝公看着窗外，满怀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魏国是战国之际首启革新之风的诸侯国，魏惠王的祖父魏文侯，团结了一批极为像样的学者，又有学识又有眼光，诸如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克之属。史学家白寿彝主张李克就是李悝，而李悝便是《法经》的作者，公认的法家的开山始祖。李悝、吴起、段干木、田子方皆师事卜子夏，卜子夏师事孔丘。这一系的学问就是这么来的。有迹象表明，他们得到了孔门真传。

三国之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提到：

孔子删诗授卜商（即卜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

荀卿后来实地考察过秦国，其座下二大弟子，皆可以风华绝代。一是韩非，再是李斯。

李悝对魏国的贡献是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和经济上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多收的三五斗，国家则以平价收购；不幸而遭诸荒年，国家亦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平籴法”旨在取有余以补不足，防止“谷物甚贵而扰民”，或谷贱伤农。李悝最冷酷的气质是以不留余地的手腕来破除贵族的特权，将世代为贵族把持的官爵向平民百姓开放，只要你有这个能力这个水平，开得了疆拓得了土，捍卫得了边疆平安。这一切，明明白白地写在《法经》之中。他又以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兑现。

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田子方在魏文侯去世以后继续匡佐魏武侯。这一年，魏武侯在祖庙设宴款待国中有身份的士大夫。《吴起兵法》这样记载：

武侯设席于祖庙，分三排坐位宴请士大夫。立上等功的坐前排，用上等酒席和名贵餐具，猪、牛、羊三牲俱全。立次等功的坐中排，酒席、餐具差一等。没有功劳的坐后排，只有酒席，没有贵重餐具。席散，又在庙门外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也按功劳大小而有差列。对于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派人慰问、赏赐他们的父母，表示心里没有忘记他们。

如此推行了三年，魏人风闻“秦人兴师，临于西河”，“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秦、魏阴晋之战）。这说明奖励军功这一政策在魏国得到了很好地贯彻。

公元前403年，魏、赵、韩三家分晋，至魏惠王继位初年，历经三十多年的开拓与积储，魏国形势一片大好，国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中原版图中首屈一指的国家。魏国的睥睨群雄与霸气外泄是可以想见的。比如魏武侯就粗声粗气地干预了“田代齐姜”（权臣田氏取代姜太公的姜氏，成为齐王）这一历史事件。周安王作为天下的共主，天上的代表，一声不敢吭，至此威风越发扫地。因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以三家分晋作为战国的开端，他指责周威烈王是自坏规矩，自毁长城，三家闹着要分家那是三家的事，你作为最后的仲裁者，手握权衡，却让三家的“非礼”要求梦想成真，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及至魏惠王，似乎是贫穷落后的秦国已引不起魏国的兴趣，他光芒万丈地决意逐鹿中原。这个意外的出现让秦国且惊且喜——我们在开头说过，秦国当时的形势真是危如累卵——于是抓紧机会该竭肩的竭肩，该喘息的喘息。后来魏惠王吃了急功近利的亏，遭遇诸侯国配合默契地联合绞杀，从此一蹶不振，那是后来的事，正如秦国成功地闷声发大财，亦属后来一样。

根据公开的文献资料表明，魏惠王出生于公元前400年，商鞅出生于公元前395年，他们基本属于同一年龄层，虽然分属不同的世界。针对魏惠王不知收敛的狂妄，在群策群力予以阻击的过程中，就有一记重拳来自商鞅，秦国收复了军事要地——西河，并且大踏步向魏国腹地推进，一度占领魏国故都安邑，陷魏惠王于背腹受敌之险境。这样厉害的商鞅，却曾是魏惠王相当不看好的人。在魏国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公叔痤，死前警告过魏惠王，要小心同样年轻气盛的商鞅。当着快断气的公叔痤的面，魏惠王不好说什么，一转身，实在忍不住了，便对扈从人员说：

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悖”的本义是：违反，违背。这里的意思是作为引申义的荒谬。根据这个分析，魏惠王的话可作如下翻译：

公叔病得不轻，可怜啊！他要寡人举国听从公孙鞅（即商鞅），岂不是很荒谬！

《史记》在叙述这个故事时颇富文学色彩，有剧情，有冲突，有曲折。公叔痤先是公而忘私，给了魏惠王以极肺腑的建议，而后颇人情味地告诉商鞅，赶快跑否则不妙。面对公叔痤遗嘱似的坦诚，商鞅笑不出来：

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大王既不听您的话任用我，又安肯听您的话而杀我呢？

司马迁的《史记》似乎在指责魏惠王有眼无珠，不识人间真英雄，结果吃了巨亏。实际上，依我的观察，在魏国当时的大环境下，魏惠王确实没办法开口用他，因为这明显违反奖励军功这一国策：

魏文侯、武侯时期，有《宪令》行世。魏国“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魏惠王时又有《大府之宪》，分篇名编纂，收藏于大府之中。

商鞅的“噩梦”是碰到了当时极具战略眼光的制度性建设，魏文侯草创，魏武侯掷地有声地推进，到了魏惠王手上，秉承遗绪，权衡轻重，无功自然不得封赏。而他千里迢迢从卫国跑到魏国谋求发展，一心想的是剑走偏锋，意外的崛起，猛然的出人头地，就如锥置囊中一样。不曾想公叔痤的推荐竟如泥牛入海，这让他大失所望。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从具体工作做起，要么回老家种地去，此外别无捷径可寻。虽然，从他的话中大体可以推测出，商鞅一时半会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毕竟在当时的视野里，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跨越魏国给他提供更合适的舞台，除非出现意外。

公元前361年，同样身陷梦魇的还有秦孝公。仰望星空之上，繁星点点，是那样的神秘、孤傲与居高临下，充满遐想的完美，可是谁又能体谅晶莹剔透之后的碧海青天，就那么虚无地悬着，不免令人担心。那时秦孝公的处境就是这样。百姓眼里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可是王的宝座还未焐热，驻扎在西河一线的魏军之喊打喊杀就隐约传来。就算在警戒森严的王宫中就寝，他也得把佩剑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并且时刻睁着一只眼，因为强悍的公族随时可以联手粉碎屁股底下貌似神圣的王座。

在秦孝公之前的八位国君的历史记载中，出了十个权势熏人的庶长，其中有五人主导了五位国君的废立，这个数字的可怕之处在于，作为臣属的庶长只手就可以决定作为一国之主的国君之去留，国君有何体面可言？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秦国，政局复杂而乱象丛生，把持中央朝政的竟是宗室而不是君主，就连王位继承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也不是国君能说了算的。这是因为庶长一职在秦国官气赫赫，“文武兼慑，总领朝政”，并且为公族所把持的缘故。秦厉公以后，迄乎秦孝公，八世秦君，“无虑皆为贵族所立所废，君权脆弱可知矣”。因此，秦孝公继位之初才战战兢兢地说：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

严耕望释义说：所谓“内忧”“不宁”，自指内政人事有摩擦而言。秦孝公必要先放心自己的生存才能宽心考虑国家的生存，他想到了一位神明的存在，那就是他的祖先——秦穆公，其所开创的盛大之基业，归根结底，功在客卿：相辅有百里奚、蹇叔、由余，将帅有孟明视、西乞术。百里奚是虞国人，人称五羖大夫的便是，大将孟明视是他的儿子。蹇叔是宋国人。秦穆公太爱由余这个人了，便巧施妙计从西戎手中明抢了来。西乞术亦非秦人。这几个人在秦穆公时期的历史作用，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资用强国。意思是巧借正能量而实现富国强兵。这样的历史真实在秦孝公的眼里太具诱惑力了，仿如开天辟地，给他指明了一条活路。倘若亦如此地以卓越的客卿为爪牙，听他由他，又指哪打哪，以来匡扶君室，稀释公族，岂不妙哉？这着实值得一试。于是，秦孝公做出承诺：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提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大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给他土地。

机遇向来留给有准备的人。商鞅需要剑走偏锋，秦孝公给出的条件恰恰是棋行险招——需要明确的是，截至目前，秦孝公并无有效的正招可使。先宾客而后群臣，这个微妙的变化，商鞅读懂了。于是他热血沸腾地上路了，腋下一把雨伞，囊中一册《法经》。

一定不止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也一定不止一个人大踏步西去，但最终只有商鞅开创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