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内的大战略论争表明，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识到新保守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布什主义”霸权大战略的失败，认为小布什政府先是将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核心威胁而犯下“战略短视”错误，继而在未结束阿富汗战争的情况下以单边主义方式开打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陷入“战略虚耗”，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难以“偿付”（solvency）使这种霸权大战略注定失败。
他们大多在冷战后美国大战略求索的历史视野下探讨“布什主义”，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之前的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和相似性，它们基本上奉行以“全球主导”或“全球霸权”为核心目标的大战略，不同之处在于采取新保守主义路径还是“自由帝国主义”方式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大战略论争，美国战略界人士深入讨论了冷战结束后及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性质、范围和特征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目标，提出了不同的大战略主张。
总体而言，这些大战略主张基本上都承认或暗示美国实力的有限性以及美国单极地位的不可持续性，强调美国应坚持“战略克制”，重新平衡国内发展和国际负担，认为美国不应奉行过于扩张性的全球战略，不应继续耗费有限的国家实力，不应继续过度依赖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不应仅注重近期威胁而忽略长远挑战。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大战略主张实际上都没有放弃对美国“全球领导”的追求。从“全球支配”或“全球霸权”过渡为“全球领导”，既是美国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因应分散化的全球权力对比、“网络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复合化的国家安全威胁的主动选择。
在这一大战略论争中，具有跨党派共识基础的“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模式对奥巴马政府产生了最为明显的影响，但其在政策实践上注重务实主义，对“选择性介入”“离岸制衡”等各种大战略主张进行了借鉴。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强调从管理“相联性”和构建“关系”、占据“网络中心位置”（network centrality）入手巩固权力，突出以“安全相互依赖”为原则审视国家安全环境，并力图以“有原则的多边主义”方式重振美国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更注重从国际体系视角筹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积极寻求权力“倍增器”（multipliers），试图恢复和巩固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应对跨国性威胁，吸纳新兴力量，规范“潜在挑战者”。虽然奥巴马政府因国内政治等因素尚无法全然有力地贯彻“新自由国际主义”构想，但在未来一个时期它有望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性原则，美国似已进入注重恢复国力、审慎使用武力、平衡运用各种国家安全手段、强调责任分担的“战略克制”时期和“战略休整”（strategic respite）阶段。
中国在美国国内的大战略论争中成为核心议题。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影响美国国际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有可能终结“美国治下的和平”，“中国可能会成为比苏联更为可怕的对手，因为其经济规模可能超过我们，而且与过去基本上经济封闭的苏联不同，中国依赖海外贸易和资源，将更倾向于向海外投射力量”。当然，他们也看到中国未来发展进程所面临的显著挑战以及中国在地缘政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劣势。应对中国崛起的主要思路是，利用“更扩大的西方”以及包括大部分国家在内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规范中国的对外行为，同时不放弃强化“天鹅绒手套下的铁拳”，对冲中国可能实施的谋求地区霸权的战略。
美国国内的大战略论争或给中国带来以下几点启示：一是避免“战略短视”，要更加长远而全面地分析国家战略环境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更加精细地界定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目标；二是审慎地评估国家力量，要避免将“权力资源”误认为是“权力”，更新自身权力观，加大对规则性权力和权力自我约束的重视；三是要确保国家安全手段的均衡运用，促进外交、发展和军事手段的相互配合；四是要认识到大战略的构成要素包括权力、务实主义（运用权力的方式）和原则（价值观和政治观念），原则是大战略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五是“全球公域”已成为大国竞逐的重要舞台，特别是对海权的争夺将更趋激烈，中国在从“大陆强国”向“海陆强国”跨越的过程中或将遭遇更为艰困的挑战。
从中国角度而言，美国的世界观及其对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是中国认识自身国际环境和思考自身大战略的重要外部因素，“在制定和实施大战略时，极为重要的不仅是尽可能准确地理解现实，还要考虑其他国家和行为体从不同角度认知这一现实的方式”。从美国国内大战略论争的主要观点来看，中美两国博弈在未来数年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挑战，而促进两国关系相对稳定和积极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中美应在“战略愿景”方面努力展开协调并践行“相互克制”。面对当前国际体系深刻调整、世界权势转移和分散化加速以及中国自身“体量”发生质变所带来的变局，我们有必要跳脱“中国中心论”的偏狭视角，全面审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大棋局”，深入分析和借鉴美国战略精英人士的世界观和创新性的外交战略思考，更新自身国家安全战略观念并大力完善战略规划体制，以更大的战略自信、战略克制和战略韧性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