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动态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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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心态视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意味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文化强国建设需要恪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这一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然而,当代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全球化发展对中国产生的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以及现代通信科技的快速发展等诸多因素,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正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牵连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本书试图从社会心态的视角切入,就社会心态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问题做一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 基本范畴的界定:社会心态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一)对“社会心态”的解读

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因此,特定社会心态的产生或引起,往往是由社会条件的突然或急剧变化造成的;同时,社会心态由于和社会现实直接紧密相关,从而主要是直接反映当前社会运行或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动态的、具有较强烈的情感色彩的心理活动内容。我们可以认为,就本质而言,社会心态属于“低水平的、不系统的、不定型的、自发的”社会意识。

尽管属于对复杂、流变的社会存在的较为低层次的直接反映,社会心态依然有其相应的特点。一是具有自发性。从客观的社会现象看,社会心态表现为一种弥散的社会心境状态,它往往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感染和沟通交流而逐步形成,并且随着这一过程的延续而实现放大性的快速传递,同时,伴随着这种相互感染和传递的是特定社会心态认同的互为强化。在此过程中,个体的特性和心态往往会被掩盖甚至淹没和丧失,从而造成特定社会心态的盲目形成和蔓延。二是具有直接性。社会心态是对社会存在最为直接的反映,体现为对社会生活中某一重大或突发事件的认识、对个体或公众直接利益的认知和理解。社会心态对社会生活状况特别是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反映快速敏锐并且形式多变、内容丰富,并直接影响着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三是具有普遍性。社会心态并非个体社会成员心态的简单相加,而是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地域条件下的经济、所处社会阶层、收入情况、教育水平、共同或相似经历、共同或相似记忆等因素的影响下,在心理上对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变化的相同或相似的反映。此外,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会不自觉地受到社会心态的影响,并按照特定的社会心态对社会事件进行思考并做出反应。四是社会心态具有历史性。社会心态尽管是社会群体对当下社会生活实时、快速的反映,但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习惯的影响,某些社会心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已经趋于稳定化和形式化,并已经内化到社会成员的意识结构中去,甚至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价值观念,从而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五是社会心态具有非理性和易被操纵性。社会心态虽然属于社会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和情绪色彩,其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对复杂社会存在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心态具有极为显著的非理性特点。同时,由于较为偏重对社会现象的感性的理解,而缺乏透过社会现象认识社会深层本质的理性思考,这就导致了社会心态易被操纵的特点。

(二)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解读

所谓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是一定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者社会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从内在结构来看,它包含认知、价值和策略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是对世界及本国历史进程以及当前社会的制度、体制、政策等所做的合理解释与说明,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层面。价值层面是对当下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等进行的系统化表述,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层面。策略层面回答如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所追求和设想的目标这一问题,构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操作层面。作为系统化的思想体系,从主要内容来看,主流意识形态包括主流经济思想、主流政治思想和主流文化思想。主流经济思想是维护当下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运行等的理论思想体系,要对现实经济的存在和运行予以合理化的解释和论证。一定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总是从维护该社会的经济制度出发并最终为其社会制度的巩固服务。主流政治思想是关于当前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的系统化理论,要对当下政治法律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存在与运行给予合理化解释和论证。一定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担负着批判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维护当下的政治法律制度、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权的任务。主流文化思想是维护当下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情感心理等的系统化思想和理论。一定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想承担着批判敌对的文化观念,宣扬自身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从而维护和巩固该社会制度的思想基础的任务。

就社会认同的视角来看,首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能够为当下的统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证明。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学习和传播,能够使民众确信现行制度的正义性,并在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动员民众。其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能够发挥社会价值导向的作用。“尽管有一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着相当的可变性。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社会的有序和稳定,需要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确定并建立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的社会价值系统,从而使民众出于道德层面的深切认同来自觉遵守现行的社会准则。最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能够发挥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理论上的论证,为人们提供了统一的价值目标、社会理想和行为指南,通过“水泥作用”的发挥,不仅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成员提供了具有广泛共识的强大社会精神支柱,而且使他们在此基础上得以动员和聚合。由此可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仅关涉民众对当下社会生活现状的理解和认知,而且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和预期;不仅关涉民众对当下各种制度安排的理解与认同,而且影响人们对未来基本制度变化的态度和判断;不仅关涉民众当下的共识自觉,而且影响人们对共同理想的认同、坚持和拥护。

二 社会心态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

如前所述,社会心态是对复杂变化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属于社会意识中较为低级的层面,但它依然能够对社会存在产生有力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是通过社会心态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效应实现的。

第一种社会心态发挥作用的方式是汇聚效应,即“当社会中持某一种社会态度或观点的成员,经过各种媒体的沟通交流,逐渐形成共识,会形成一种超越个体社会态度或观点的整体力量”。杨宜音:《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效应的汇聚过程可能是渐进的滚雪球方式(速度可快可慢),也可能是同时汇聚的爆发方式,还有可能是二者混合的方式。这种社会心理效应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出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此时,人们无论是否在相同的空间(无论现实空间还是虚拟网络空间)聚集,都会在社会态度上聚集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心理态度共识,进而发出共同的呼声和强烈的要求,从而产生强大的集体行动力量。目前,随着现代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扩散范围越来越广,重大社会事件产生的汇聚效应也早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少重大社会事件甚至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持久关注。也因此,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更容易受到范围越来越广、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心理汇聚效应的冲击,稍有应对失误,就很容易引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否定,从而造成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甚至引发“颜色革命”所谓“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东北非地区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这些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活动,背后一般都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因素,经过社会动员,往往导致持久的社会对立和动荡,给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仔细研究颜色革命的发生过程可以发现,作为幕后操纵者的外部势力,往往以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为契机,有意利用重大社会事件本身对整个社会心态的影响,有针对性、有指向地引导、激发和强化社会心态形成过程中的汇聚效应,激化社会矛盾,挑动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冲突,从而最终实现现行合法政权的更迭。。另外,考虑到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重大社会事件频发,在此背景下,尽管社会事件的发生也许并非同时同地,但只要它们具有共同或相似的原因或是与某种特定的价值理念相关,在信息快速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中,就极易引起全社会的共鸣,产生巨大的社会心理汇聚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社会转型和社会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很容易使某种社会共鸣汇聚、加强和放大,从而立刻引发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高度怀疑甚至是彻底否定,加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信任、对抗,甚至是冲突。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若干起具有重大影响的暴力拆迁事件,各地发生的暴力拆迁事件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背景,但其事件起因、发生过程、政府应对和处理等都不尽相同。然而,人们还是将各地发生的具体事件给予概括化的归类,并由此得出针对泛化的政府的“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如此一来,不仅形成了对政府行为的批判和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怀疑与漠视,而且在客观上造成了这种批判、怀疑和漠视的强化、放大。而这是转型中国的社会心理汇聚效应的鲜活例证。就当下我国的客观现实情况来看,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部分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怨恨和失望等消极情绪,这些情绪影响了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认同和拥护。人们看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规定与现实中的政策落实和运行之间的脱节现象,对此,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及时对社会成员遇到的现实问题和困难进行合理的解释说明,这就自然会引发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甚至是否定性的看法,而社会心理的汇聚效应能够很轻易地将这种负面性的社会情绪和否定性看法予以放大和强化,从而使得人们在未经理性分析和思考的情况下,把主流意识形态视为“空话”“假话”,从而彻底疏远、拒绝主流意识形态。

第二种社会心态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从众效应,是指当个体受到群体中多数人的影响,从而面临来自多数人的或真实或想象的压力时,会怀疑并放弃或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生活中的从众现象比比皆是。随着社会专业和行业分工的不断细密化,群体中的个人一方面在专业化知识和技能方面得到强化与提高,另一方面也因此造成了个人知识结构的狭窄,以及个人对具体复杂社会现象的分析判断能力的弱化甚至是丧失,如此一来,具有信息和知识优势的大众传媒、专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等群体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大。当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他们的评判和观点往往不仅更能得到大众的尊重和认可,还会由于社会心理的从众效应而得到社会心理结构层面的大范围传播和强化。同样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也会受到社会心理的从众效应的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具备信息和知识优势的大众传媒,能够快速引发针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社会心理的从众效应,影响和左右关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社会心态走向,放大和强化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态度和看法,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产生认同、支持和巩固或怀疑、反对和瓦解的作用。就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在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加速融入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多元化的思想价值取向通过社会心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造成了巨大干扰。价值观是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中的核心,意识形态认同的实质是价值观的认同。当前,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已经呈现多元化的鲜明特点,这就造成社会成员在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选择困惑。我国社会心态中的不良方面,相当一部分就是受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的产物,在价值取向上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倡导发生严重龃龉;还有相当部分的不良社会心态表现为价值取向上的混乱不清,反映出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怀疑和游离。这种复杂的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心态,在从众效应的作用下,借助社会心态的弥散化,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影响到整个社会既有心态的良性稳定,从而极易使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甚至是否定扩大化,从而不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巩固和维护。

第三种社会心态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群体极化效应,是指“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向某一个极端倾斜”。杨宜音:《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群体极化效应能够有效地促进大众内部意见的统一,强化大众内部的凝聚力,促使大众行为的高度一致。但同时,它也能够使错误的判断和决定更趋极端,在一定的社会态度和思维定式的影响下,人们经常基于某种特定的视角或立场看待事物,而这个视角或立场一旦确定,人们很容易为这一既有路径提供更多论证和观点,借以强化和证明这一既有路径的正确。在此过程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遗漏那些能够质疑既有路径正确性的观点和看法,其结果是群体的意见在丧失理性思维和判断的同时更加趋于极端和激进,而与群体中个人最初的判断和想法相去甚远。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就面临着这种群体极化效应的挑战。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有关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谁更加有效率的理论看法和争论。包含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市场等基本假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产权理论为论证核心,认为私有制企业更加高效,进而得出取消公有制企业的全盘私有化结论。抛开这种经济理念对经济实践产生的影响不谈,仅仅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就对我国经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构成了巨大挑战。在这种挑战形成和强化的过程中,社会形态的群体极化效应极为明显。一方面,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经济意义层面的低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心理印记。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企业私有化理论的严谨逻辑和精巧分析,加强了人们对公有制经济理论的怀疑和否定;加上国有企业实践层面不少问题的存在,最终导致了人们对私有制企业效率更高这一评判结论的强化。而且,这种看法和立场在群体极化效应的进一步影响下,更加趋于极端和固化。这就造成了经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普及的艰难,从而威胁到人们对经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简单来说,社会心态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机制是异常复杂和多样化的,进而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也是极为复杂多样的。这就需要我们对社会心态进行全面细致的深刻分析和把握,认真辨别不同社会心态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作用方式和影响。

三 基于社会心态的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对策

毫无疑问,当前我国的社会心态状况是较为复杂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来看,社会转型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表现在社会心态上,就呈现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且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这种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且相互交织的状况,主要表现为社会心态的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积极进取与消极懈怠并存、积极参与与消极冷漠并存、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以及特殊信任度高与普遍信任危机的并存。详见王小卫《从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社科纵横》2012年第8期。因此,基于复杂社会心态背景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首先需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本身加以明确。从理论上来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一方面表明认识主体认为认识客体与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并予以承认和赞同,另一方面又表明主体自觉地以所认可对象的基本规范要求自己,按照其规范行事,因此,认同始终是与权威联系在一起的。权威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得认同的结果,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得认同的原因。从人类历史的沿革来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主要有四种权威模型,即宗教权威、个人权威、政治权威和理性权威。宗教权威是依靠宗教魅力来获得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个人权威是依赖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而使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大众的拥护。政治权威是指主流意识形态依靠统治阶级的政治强制来获得民众接受和服从的力量。理性权威则是指主流意识形态自身所具有的以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使民众自觉信服的理论感召力。相比较而言,理性权威因其更加注重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在其内在心理中的认可和接受,而相对更加能够保障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持久认同。

有鉴于此,在复杂社会心态条件下,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一方面需要更加注重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理性权威认同建设。对此,首先是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正视时代挑战、表达时代呼声,是任何一个主流意识形态获得成功认同的先决条件,毕竟“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58页。一旦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跟不上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无法解释可观察到的外部条件的变化,就必然引发负面消极性的社会心态,影响自身的合法权威和主导地位。其次,要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当代中国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现实差距,在此前提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腐化堕落性等予以坚决的批判;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批判和对他种意识形态资源合理成分的有效吸收。再次,要积极改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在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民众主体性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用事实说话,通过对传统说教式灌输方式的改变,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渗透性,努力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识活动大多停留在感性层面,相应的表达方式是民间话语。基于日常生活工作中压力大、节奏快的现实,人们更愿意接受能够令人轻松、愉悦和具有“短”“快”“新”等特点的信息,而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也使人们乐于接受感性、直观甚至是娱乐化的表述方式。因此,“通过很感性的方式表达很理性的观念,是意识形态进入大众‘头脑’的通道”,参见侯惠勤《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下)》,《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9期。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通信技术,积极搭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多层次信息平台,包括网站、微博、交流群、短信平台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便捷性、即时性和广泛性,在改变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单向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中多向、双向的交流,从而推动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认知兴趣和学习自觉,最终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认同。复次,要大力整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阵地。通过改革对学校、书报杂志、大众传播媒介和电子网络等舆论阵地和传播平台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树立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传播媒介对社会舆论、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等的积极功能,控制其负面影响。最后,要大力培养高素质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没有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就不能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入人心及其价值导向作用的发挥。在队伍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坚定的政治信念、扎实的业务能力、宽阔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的思维感觉的标准,加强对工作队伍的业务教育培训,并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的建立,来调动和发挥工作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要努力建设良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生态环境,通过对有利社会环境的营造,从根本上破除社会心态形成过程中各种心理效应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干扰。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是以“想象的现实”来唤起人们“现实的想象”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在此过程中,外在环境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的现实感受,当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理念契合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经验感悟时,社会心态就会比较平稳、良性,主流意识形态也更能获得人们的认同;反之,人们的社会心态就会较为复杂和负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也会有更多的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针对前述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应当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从而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优化,破除各种社会心理效应的负面影响。

首先,要努力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经济环境。就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要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原则下,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努力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企业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来切实增强国家的经济国力,为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人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要着力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环境。就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运行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的方式,从而有效解决人们广泛关注的“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虚置”“公共部门利益化”“腐败蔓延屡禁不止”“人民民主权利不平等”“司法不公正”等影响社会主义形象、恶化甚至是危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保障。最后,要大力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文化环境。文化是包含人们的知识、信仰、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及各种意识形态的复合体。文化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具有重大影响。就当下的现实情况来看,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通过教育引导的强化、社会共识的增进、方式方法的创新和制度保障的健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各方面。要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础上,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认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文化创作和文化生产领域,要在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的前提下,“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化产品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学术探索和艺术创作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要加强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在认真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的同时,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此外,还要按照政府主导和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大力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通过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四 初步的结论

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方法的根本性变化,使得社会心态的波动幅度越来越大,社会心态的变化频率也大大提高,这无疑加大了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困难。面对这一新的时代挑战,立足于社会心态的视角,无论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理性权威认同建设,还是努力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生态环境,都需要把握最基本的一点,即动态性地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基本理念同社会大众精神诉求的方向一致与内容契合。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努力避免社会心态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挖掘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对社会心态的引导、塑造等方面的作用。只有这样,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才能获得更为有力的社会心态支撑,从而实现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真正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