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社会思想动态问题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作为人类特有的复杂的社会意识的集合性表现形式，社会思想动态根源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世界上各国各政党都高度重视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结合我国我党实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相关的历史命题主要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命活力和理论创新能力。

提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研究的选题，是顺应新时期、新阶段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注重文化强国建设和意识形态价值凸显的现实要求。就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动态，在宏观上呈现极为复杂的动态性图景，既有发展的机遇，也面临调整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来自国际和国内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展开的激烈交流、交融与交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种来自国际国内的价值观尤其是来自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价值观的竞争，以及因商品货币关系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渗透而造成的道德衰败和社会主流文化瓦解危机。在微观层面，就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自身而言，也存在因自身内部结构差异而带来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社会思想动态包括社会舆情、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想这三个维度，首先，社会舆情和社会心态是社会思想动态中较为表层的方面，受深层的社会思想的影响。其次，社会思想往往通过社会舆情和社会心态而得以展现，甚至不同社会思想的交锋也是在社会舆情和社会心态的维度中体现出来。最后，社会舆情和社会心态对社会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具有较为重大的影响。社会舆情能够对社会思想真正作用的发挥产生正面引导或负面误导作用；社会心态则往往从社会心理机制的层面对社会思想产生影响，比如不同社会心态效应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向，进而带来完全不同的多方面影响。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呈现的问题及其带来的挑战，深化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意识形态理论、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并实现其大众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强化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需要

基于社会思想动态的视域，意识形态既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舆情影响，又能够对社会心态产生正面或负面的重大影响，同时，它还是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深层社会思想观念的系统化呈现，因此，加强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的研究，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强化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意识形态安全是意识形态主体的现实的价值需要，也是意识形态的现实价值体现。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在国家层面上对意识形态的现实价值要求。它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生态平衡。在一定的时空场域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意识形态价值的重要内容，是基于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提出的重要课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应当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地位。它和意识形态归属、意识形态尊严、意识形态权威是同一系列不同层次的价值，它和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在新阶段、新时期，也有个科学认识、把握、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动态进行整体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动态问题。而且从长期持续的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来考虑，就更需要注重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研究，把握其背后的理论规律。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意识形态隐忧。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提出的政治和法律诉求越来越露骨、大胆，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分裂势力勾结起来搞“颜色革命”及和平演变，各种社会思潮甚嚣尘上。这些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剧增，通过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动态来实现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理论需求飙升。

强化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要求加强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动态研究。缺少科学理论支撑的意识形态工作注定要失败，意识形态的安全就不能实现，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就会大大降低。苏联解体就是不久前的历史教训。在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德米特里·格奥尔吉耶维奇·诺维科夫特别强调了苏联解体原因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如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美苏两大体系的对峙中启用巨大的宣传资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专家在苏联内部成功地找到盟友。又如，由于提倡“多元化”和“公开性”，持不同政见者伺机公开进行政治斗争，自由主义势力、民族主义势力兴风作浪，民族冲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些都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苏联解体前的意识形态理论明显滞后于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明显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强大攻势，更加重要的是，苏联解体前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已大大降低，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吸引力和对整个社会的凝聚力。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及和平演变，苏联的意识形态理论界哑口无言、束手无策、被动挨打。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高层逐渐怀疑、动摇、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这最终通过整个社会的思想动态演变表现出来。

2．提高执政党领导能力的需要

社会思想动态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无论是深层社会思想的演变，还是社会心态和社会舆情的变化，都能够从一个重要的维度反映出社会经济的变化状况，这对于执政党深刻认识执政基础、准确辨别执政环境进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考验着执政6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综合领导能力。面对新的时代特点，能够更加反映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的“软性领导”能力问题，如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社会主流文化领导能力和社会核心价值领导能力等问题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来自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考验和现实危机更加要求努力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中国融入世界步伐的加快，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自身文化建设的影响越来越大；伴随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政治文化传统地区的价值观念大量涌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混乱和迷失，给当代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建设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给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造成了不小的障碍。基于上述，可以讲，我党的执政领导能力，尤其是涉及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社会主流文化方面的领导能力亟待提高，我党的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研究亟待加强。

从世界一些大党、老党丧失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变色变质的经验教训来看，因意识形态领导失误、社会核心价值工作失效和社会主流文化建设落后及被边缘化而导致的对整体性社会思想动态问题日趋严重并最终成为瓦解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力量的忽视，简言之，即忽视对社会思想动态的时刻关注和把握，是其带给我们的深刻经验教训。其中敌对意识形态的精神侵蚀、敌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思想瓦解和敌对社会主流文化的社会引导起着关键性的消极作用。它们在锈迹斑斑的时间牢笼中腐蚀着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了全国30万名党员思想状况调查。在调研中发现许多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生活作风腐败、基层组织涣散等问题。应当正视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比如，理想信念、党性和政治立场不坚定，意识形态敏锐性、鉴别力和判断力不符合意识形态实践要求，不知不觉中蜕化成为意识形态蛀虫、“变色”高危人群。这反映出背后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忽视对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的整体性把握和研究，原有针对社会思想观念及其具体表现形态的研究僵化老套，缺乏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对社会思想动态工作的规律把握不够，领导干部的社会思想动态建设理论和实践没有真正科学化。

特别应当重视的是青年党员干部的社会思想动态观念和相关素养的培养。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青年党员干部面对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国内环境、生活环境呈现新时代的崭新特点，他们的政治阅历、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文化认同在这个节奏快捷、信息杂陈、浮躁盛行的时代洪流中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着新时空、新科技、新文化的时代优势和特色，也面临着由此带来的时代困惑和忧虑。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的整体状况来看，青年党员干部身处党治国理政的前沿阵地，直接面对和从事着党的意识形态实务工作。如果对社会思想动态工作的情形缺乏清晰而准确的把握，往往处置不当而造成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青年党员干部尤其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辨别能力，增强预警和免疫能力，影响和带动周围的干部和群众，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严防社会思想动态危险变成危害。

3．为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保驾护航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文化的发展变化略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但基本是同步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社会亟须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客观需求。大力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提高其科学化发展水平，需要人才、制度、资金等多方面支持，需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与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加之党和国家制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目标，这些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整体的框架范围和基调准绳。事实上，也应当为文化事业发展繁荣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但文化的自由发展也不是没有章法的胡闹，需要依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深化和细化不同文化形态的价值序列安排。搞清楚怎样的文化的价值追求是先进的、怎样的文化的价值追求是后进的，怎样的文化的价值追求是科学的、怎样的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不科学的，怎样的文化的价值追求是社会容忍的、怎样的文化的价值追求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汲取世界各文明（包括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文化发展成就。

经济大发展大繁荣总要唤起文化和政治的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提出来的，是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并行的一个重要的事业发展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先进精神文化的洗礼，以涤荡旧文化、发展新文化。这无疑是件有风险的事，“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教训。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是乱搞文化自由主义、不是主动放弃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恰恰相反，要坚决防止腐朽文化的侵蚀，堵住意识形态的漏洞和改善整个社会主义的整体性社会思想动态。主导价值观与多样社会思潮如何结合，在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建设社会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如何结合，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如何结合，这些都是关涉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正是面对着这些问题，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来保驾护航，需要整体性社会思想动态的改善来提供环境保障和社会基础保障。梁漱溟讲，文化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只是路向（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已。中国的文化是中庸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向前文化和印度的向后文化。如果这样的立论成立的话，整体性社会思想动态的改善可以主导、牵引、护持文化的发展。

4．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并内化于日常生活和行为中，成为日常生活和行为的价值指导准则。就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不仅是一个推广和普及的动态化过程，而且是一种对这种动态化过程的结果状态的追求，也因此，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动态化的不断实践过程。

分析和解构具有多元化内涵的社会思想动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据此找到更加切实可行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例如，从社会心态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一方面，社会心态是对复杂变化的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尽管这种反映属于社会意识中较为低级的层面，但它依然能够对社会存在的不同层次和方面产生有力的反作用。而从具体的作用方式和途径来看，社会心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影响，主要就是通过社会心态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效应实现的。这些效应有汇聚效应、从众效应、群体极化效应等。据此，我们可以就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构建起初步的解决路径，如在主体层面，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的理性权威接受度和认同度建设；在客体层面，注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传播，并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等。概括而言，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的整体性认识和结构性分析，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提供现实指导。

5．为探索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有效方法提供参考和借鉴的需要

就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做意识形态工作最根本的方法；就社会现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寓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流文化建设中。从理论层面讲，通过社会舆情、社会心态、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想等整体性社会思想动态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都可以最终归结为某种价值体系。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思想动态的研究，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某个或多个价值体系的研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而且是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研究。对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的研究是基于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要求提出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发展之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也需要随着时代进步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立30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培养了大量的合格和优秀的社会思想动态工作者。客观地讲，取得辉煌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凸显的瓶颈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一直存在，如学科的基础理论还相对薄弱、元理论研究还有很多可资探索的处女地、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方兴未艾等。也许，结合社会心理学知识对社会思想动态的研究可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范式的研究，可以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提供方法和思路上的借鉴，可以促进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和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研究。

第一节 社会思想动态的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关于社会思想动态的研究现状分为两个层面。

首先是围绕“社会思想动态”这一主题进行的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社会思想动态”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查阅到的文献共20篇，其中与本书研究有实质性关联的文献只有两篇。一篇是中央民族大学姚丽娟教授的《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动态特征——2010年社会思想动态调查研究》，文章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动态的特点和状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值得关注的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动态的领域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另一篇是由中国政研会、中宣部政研所课题组联合写就的《2010年社会思想动态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对社会思想动态的基本含义和内在结构进行了一定的学理分析，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当前社会思想动态的总体状况，概述了当前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思想动态状况，最后，课题组提出了当前值得注意的几个社会思想动态问题。姚丽娟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动态，主要是指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党和国家以及当地的发展形势、发展方向、发展政策等方面的评价，对国家的民族工作、民族政策等的态度，以及由此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动态，不仅指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动态，还包括居住在民族地区的汉族群众的思想动态。在姚丽娟教授看来，社会思想动态涉及人们的评价、态度和思想认识。这样的界定实质上涉及了社会舆论、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三个层面。而由中国政研会、中宣部政研所课题组提交的报告中，则认为社会思想动态是一个整体概念，是指一个时期内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群体情绪、行为意向、舆论热点等发展变化的综合体现，既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也反映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还反映了社会成员对现实社会变迁和社会矛盾的思想心理变化过程，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此，课题组认为社会思想动态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思想、社会心态和社会舆情三个方面，其中，社会思想处于社会思想动态的最深层，社会心态处于社会思想动态的中层，而社会舆情处于社会思想动态的最表层。总体而言，上述两篇文章对社会思想动态的界定大同小异；相对而言，中国政研会、中宣部政研所课题组的报告对社会思想动态的界定更加富有学理性，逻辑上也更自洽、完满。而从内在结构来看，两篇文章尽管表述不同，但是都认为社会思想动态包含由浅入深的层次性内在结构。就具体的内在结构而言，尽管表述各异，但两篇文章都认为社会思想动态包含社会思想（思潮）、社会心态和社会舆论（舆情）这三个方面。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政研会、中宣部政研所课题组的报告侧重于基础理论分析，明确提出社会思想动态具体内容的层次性、逻辑性；而姚丽娟教授的文章则侧重于现实研究，缺乏相应的理论层面的分析和论述。总体而言，上述两篇文献对本选题思路的确立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参考作用。

其次，如果抛开“社会思想动态”这一关键词，而从社会思想动态的实质内容着手，进行相关文献搜索和分析，会发现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基于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指向，笔者选取了社会心态、社会心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四个涉及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的关键维度进行了文献查阅。其中，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主要涉及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演变的深层作用机制，也是本选题研究的重要方面和特色；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的极为重要的维度，二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的影响作用是如何实现的，实现的程度如何，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中是否会出现相反的效果等，这些重大问题对本选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方向性指引和理论参考作用。以下分四个方面，分别对上述涉及本选题的四个方面进行概括性说明。

一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研究的重要方面。相关研究非常丰富，如社会心态本体论的研究（涉及社会心态的概念、特点、作用机制、产生、影响等）、社会心态变化研究、不良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心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态研究、转型期社会心态研究、和谐社会构建的社会心态维度研究，以及实证性的社会心态调查报告研究。研究成果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心理学、中国政治、社会学、传播学等六个领域。尽管是粗线条的概括，我们还是按图索骥地勾勒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现状。代表性的论文有赵芳的《不良社会心态的媒体责任》，刘艳萍的《从社会心态变化看民众对社会共同理想的认同》，邱吉、孙树平和周怀红的《当前社会心态的考察分析与实践引导》，程家明和陈生辉的《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心态研究》，宋小红的《阶层分化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影响》，李静、何云峰和冯显诚的《论社会心态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作用》，马广海的《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杨宜音的《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冯伯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刘锦涛的《试论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基本路径》，聂立清、张燕的《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现机制探析》，杨军的《我国社会心理变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蔡新燕的《转型期社会心态嬗变及调适》，杨宜音的《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等。其中，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概念、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作用的研究和良好社会心态培育的研究对本选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就社会心态的本体论研究而言，一些论文严密论证了社会心态的概念、特点和作用发挥机制，对本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宜音研究员认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社会心态透过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舆论和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感受、对未来的信心、社会动机、社会情绪等而得以表现；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通过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去个性化等机制，对社会行为者形成模糊的、潜在的和情绪性的影响。它来自社会个体心态的同质性，却不等同于个体心态的简单加总，而是新生成的、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建构而形成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学者马广海则对杨宜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它属于社会心理的动态构成部分”。二者尽管对社会心态的界定不大相同，并因此得出了不同的社会心态特点和作用机制等，但对本选题从社会心态角度切入，展现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嬗变的深层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

二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研究。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研究是中国社会思想动态嬗变的重要作用机制之一，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的重要方面。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状况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心理研究、网络舆论与社会心理研究、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研究、社会转型与社会心理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分析研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心理研究、政治认同与社会心理研究、制度建设与社会心理研究等。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中国政治、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八个领域。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曹海霞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心理疏导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高春芽的《当代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从社会崩溃到政治过程》、陈国华的《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述评》、张掌然的《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当代社会心理问题研究》、严磊和胡修银的《集群行为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述评》、严国红和高新民的《论弗洛姆社会潜意识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心理思想的异同》、严国红的《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心理”内涵界定的实质》、惠天的《全球化视阈下中国社会心理不稳定的成因探讨》、金圣华的《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研究》、谷少杰的《无产阶级理论家的社会心理理论及其当代启示》、杨宜音和张曙光的《在多元一体中寻找“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看共识的建构》、司春燕的《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失衡与和谐社会心理构建》等。其中，关于转型社会社会心理作用的机制研究，对本选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

三是关于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研究的重要方面。相关研究非常丰富，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建设、执政合法性与意识形态资源整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理论、中国文学、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中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九个研究领域。尽管是粗线条的、挂一漏万的，但我们还是可以按图索骥般地勾勒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现状。代表性的论文有石云霞的《我国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新情况新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侯惠勤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哲学变革》、《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郑永廷的《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及特点》、《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域发展》，张耀灿、李辽宁的《试析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陈秉公的《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规律性——30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张雷声的《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林雪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识形态政治教化功能的转变与提升》，王习胜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梁周敏的《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新特点和面临的主要任务》，龚正荣的《论胡锦涛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建设的新思想》，王永贵的《全球化背景下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思潮分析》，赵景来的《关于意识形态若干问题研究综述》等。其中，关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直接涉及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的内在结构和演变，对本选题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关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现状，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属性和特点等。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现实地体现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二者之间存在区别，也是密切联系着的。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是高度契合、正相关的。要明确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它是由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也要“用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引导国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构建政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同时我国面临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也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考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要求加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可以有力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代表性的论文有陈秉公的《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规律性——30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敖带芽的《邓小平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观及其理论价值》、黄力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性问题》等。

学界探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属性或特征，涉及意识形态的本质、发展、创新。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属性，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超越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性、总体性、阶级性、掩蔽性和相对独立性。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传承性。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总体上呈现多元化、趋同化、淡化的趋势，我国目前意识形态具有如下特征：过渡性、多样性、冲突性。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进展，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继承性与超越性相结合、协调性与综合性相结合、中心发展与边缘渗透相结合的发展特点。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有六个特点：一是“发展的路径，采取的不是革命模式，而是采取渐进演化的维新模式”；二是“通过‘旧瓶’与‘新酒’的有机结合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软着陆’”；三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四是“汲取人类文明的价值成果”；五是“思想解放与学术的相对自由空间”；六是“防止‘左’的思维模式的死灰复燃与路径依赖”。还有学者总结出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五个特征”说、“五个特点”说、“五个并存”说、“四个统一”说、“四个特征”说和“两个统一和两个结合”说。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之间关系的研究。

四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研究的重要维度。笔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一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查阅，共计查阅到文献19352条，涉及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文化、哲学、新闻与传媒、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社会学、中国文学、法理学与法史学等30多个学科门类。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体论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论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传播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和谐社会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袁贵仁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许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基本价值——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价值理论探究》、朱继胜和谭培文的《经济正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雷龙乾的《扬弃“物的依赖性”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郑杭生的《关于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的几点思考——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王正明的《价值观：和谐文化的核心——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及其特征的思考》、张博颖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社会思潮》、张红艳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和建设的研究成果，对本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