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北京粮食市场与津、冀的关系
前人对京城粮食市场与津、冀地区关系的专门研究较少，但仍有研究者涉及相关问题。如陈金陵用顺天府粮价说明“道光以前京师粮价相对稳定”，“道光以后京师粮价上涨”，上涨之高，全国之冠。
张瑞威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由于政府的漕粮制度，使到京城的人口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钱，便能享用产自江南的稻米”。其实这个问题正反映出京城粮食市场与津、冀地区的关系，本文拟对此详细论述。
研究时限，清代前期，即1644～1840年，包括部分中期。北京，在清代前期称京师，档案中也称京城。这里使用北京的概念，主要是为了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对现实有些借鉴意义。实际上，北京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本文研究只限于当时京城的地域范围，专指内城与外城区，不含关厢。内城在九门和相连的城墙之内。九门从南面西边始为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东面为朝阳门、东直门，北面为安定门、德胜门，西面为西直门、阜成门。在内城，延续了前代遗留下的两圈城墙，以皇城为中心，在外有内城拱卫。外城在十门和连接的城基之内。十门从南面西边始为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东面为广渠门、东便门，北面为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西面为西便门、广宁门（广安门）。其中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及城墙是内外城的分界，以北为内城，以南为外城，所以外城也称南城。
现代的津是天津市的简称，冀是河北省的简称。在清代前期天津为天津府，河北省为直隶省。直隶包括顺天府，顺天府下属的宛平和大兴二县的地域与京城范围有部分重合，以中轴线为界，西边为宛平县，东边为大兴县。尽管顺天府署，宛平、大兴二县衙署，都设在内城，但是二县知县只管理内外城以外的地区，而内外城，即十六门内为京师范围。在京城，中央政府都察院下设五城巡城御史，职掌中、东、西、北、南五城的治安、司法、社会保障、经济、平治道路等“细事”。在各类政书、档案记载的资料中，政府往往命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三部门负责京城的具体事务，尤重视顺天府，京城的粮价多由顺天府府尹奏报。“清代京师，遇有重务，朝旨责成，实多顺府。”
一 京城周围形成集散市镇
清代前期围绕京城粮食市场，在津、冀地区形成了一些粮食集散市镇。第一，通州。通州是京师东面的门户，“自朝阳门至通州四十里，为国东门孔道。凡正供输将，匪颁诏糈，由通州达京师者，悉遵是路。”“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陆之冲逵也。”韩国使臣走这条路时，记载“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神震荡不宁。”通州是大运河的北码头，为水陆总汇之区，准备运到京师的漕粮先由船运至通州下卸，“为漕粮交卸之区”。在这里存贮一部分漕粮，剩下的漕粮运到京仓存贮。通州也是粮食聚集地，“向来旗丁余米，准在通州变卖，以资日用。”当时大部分官员俸米也在通州发放，所以许多皇亲国戚、官员以至兵丁，在分到粮食之后，不运回家，直接在通州出卖给米局、商铺。“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运至家，惟图微利，一时即行变卖。”嘉庆时发生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据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自己交待，他们先后在通州出售米票或米粮的情况。
礼亲王昭梿称：“自嘉庆十一年起共五次，将票卖在通州。”
顺承郡王伦柱称：“近年来俱将米票卖在通州。”
贝勒绵誉称：“今年春季在通州卖票一次。”
贝勒绵志称：“历年均在通州照票领米，除本门上留用米石之外，余俱在通州米局售卖。惟本年春季本门上参领伦常保卖票一次。”
睿亲王端恩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即在通州售卖。”
豫亲王裕丰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即在通州售卖。”
肃亲王永锡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即在通州售卖。”
仪亲王永璇称：“历年均在通州照票领米，除本门上留用米石之外，余俱在通州米局售卖。”
成亲王永瑆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关出，俱在通州售卖。”
定亲王绵恩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关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俱在通州售卖。”
克勤郡王尚格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俱系在通州售卖。”
庆郡王永璘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俱系在通州售卖。”
贝勒永珠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俱在通州售卖。”
贝勒绵懃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关出，俱在通州售卖。”
贝勒奕纶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即在通州售卖。”
贝勒奕绮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即在通州售卖。”
贝子奕绍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领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即在通州售卖。”
怡亲王奕勋称：“每年应领俸米俱由通仓照票关领，除本门上食用米石外，其余剩零米卖给通州德和米局。”
荣郡王绵亿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关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俱卖与灯市口义合米局吴姓自行运京。”
和郡王绵偱称：“历年均系由通仓照票关出，除留食用外，余剩米石俱卖与京城米局。”“历年余剩俸米俱卖与东四牌楼（北十一条胡同西口外路东）孙姓广聚米局，及白庙（北路西）纪姓增盛（店）碓房。”据调查，绵偱一家，历年每季应关俸米一千一百八十七石五斗，自食四五百石，剩米全部出卖，约占40%左右。
正如李明珠所说，“官员、旗人售卖俸粮使得通仓实际上成为商品粮的批发地”。正因为此，通州不仅有漕运船只，也有商船停靠，在东门外起卸粮食。明代“旧例不许商船挨挤河道，不许地方开设舂杵研磨”，“以防偷盗混冒之弊。”“客贩杂粮，俱在张家湾起卸，不许抵通。”所以“粮店归于张家湾，其通门新盖铺店，听改别项生理”。后户部奏准，“每岁粮艘抵坝，民间贩卖杂粮船只，不得拥挤停泊土石二坝。至东门新开店房，仍令照旧贸易，但粮到之日不得买卖稉（粳？）、粟米二米，以磁（堵？）运官盗卖之弊”。清代顺治六年，巡仓御史称，“漕粮、杂粮起卸，原各有地，如通州东门外，天下漕粮毕集之所”。因此，改变明代的做法，允许商贩粮食的船只在运输漕粮的河道中行驶，所以商船也能到达通州。康熙三十五年，总督仓场侍郎德珠等官员提出，“通州至大通桥闸河，向无民船往来。今应令小舟泛载，于民殊有利济。”政府令官员详奏，于是仓场侍郎等官员将通州至京城河道，“绘图呈览”。康熙帝看后，改变了政策，允许“民船贸易行走”，但要避让粮艘，并打造装载二十石小船通行。雍正三年，因多雨，“道路泥泞，民商客货，车辆难行”。政府暂时不禁止“其五闸运河内载货民船”。在通州有十几家私人米局，还有米铺、碓房。据乾隆年间直隶总督胡季堂等官员调查，“通州地方为水陆总汇之区，凡山东、河南及直隶之大名、天津，江南之徐州等处，出产麦石，各处商人每年自二月开河以后，陆续装运来通，数至五六十万不等。该州东关有永茂、永成、福聚、涌源四大堆房，每石无论停贮久暂，得价一分，租给商人堆贮，陆续卖给京城，及通州本地铺户。当年消售大半，至次年新麦运到，则将上年之麦，全行粜完，从无堆积，此历年兴贩消售之成规也。”“乾隆四十二年，商人张圣如等二百二十余家，自各处贩运麦五十三万九千余石。”在通州范围内，还有马驹桥、张家湾、马头等“居民稠密”，“商贾辐辏”的市镇。张家湾在清代以前就已经是粮食集散地了。道光时，在朝阳门外，商人雇人零星背负粮食，集成满石，车运张家湾等地，或囤积待售，或有意回漕。马头镇有大商人包买旗丁余米，囤积待售。可见，通州成为京城外围最大的粮食批发集散市场，粮价比京城低，具有集散、批发和零售聚于一地的功能，与京城内外市场相为呼应，进行粮食调配。不过，在通州的粮食也是双向流动的，不仅向京城，也从京城回流，再向津、冀地区流动。
第二，白沟河等市镇。直隶雄县白沟河、霸州苏家桥等处，“与德州、临清一水可通”，是水陆马头，有河间、天津商民“多在水次收买粟米，转贩射利”。“天津为舟车辐辏之区，其余如新城、白沟河及各处水陆马头，俱有粮食买卖。”嘉庆十五年，有官员上报，“直隶白沟河地方为各省商贩粮石会萃之所，可以就近采买，以资民食，以筹仓储。”在天津地方也有“市镇为商贩辏集之处，其中有由海船搭运粮石，至津销售者。”“该处商贩既多，若果拨银采买，即较实价稍增，而比较南粮运京，自多减省。且商贩闻风踊跃来者，倍多于畿辅仓贮，民生均属大有裨益。”于是政府令直隶总督温承惠派人调查，是否只有杂粮？有没有大米？可否“广为籴买，以资储备”? 笔者未见温承惠回折，从以后没有政府采购记载看，可能是这些地方聚集的粮食有限，不能采购，但可以看到这里聚集的粮食较多。直隶雄县白沟河地方，“时有奸民囤聚米石，与漕船旗丁等，因缘为奸”。给事中王玮庆上报，“新城县附近之白沟河，平时富商皆以囤积为渔利之计，积贮最富。涿州之新桥马头亦为富商积之所。”“京西新城所辖白沟河地方，向多开设粮店，近因天时亢旱，奸商希图重利，囤积极多。”其他还有“宛平县长新店一带铺户，有囤积杂粮，及买空卖空情弊。”天津府“武清县北蔡村，为南粮籴粜之区”，商人在这里包买漕运兵丁的余米。
京城周围形成的这些粮食集散市场，首先是地理位置所致。交通便利，“一水可通”, “系口外粮石贩运经由之所。”白沟河“由水道可达天津、山东德州一带。”其他市镇也与京城都有道路可通。“朝阳门外百胜庄六里村一带，为运往杨村、蔡村、河西务、天津等处必由之路。”其次，这些市镇处在漕粮输入京城的沿途，商人可以从中得到低价粮食。“舟主籴米率百十石，南来则或籴于淮上，江来则籴于江、楚、皖。自北往南则籴于通州，或河西务。盖南则籴于米之所产，北则籴于米之所聚。不零籴，不路籴，零籴则银耗，路籴则价贵”。更有商人专门在这些市镇囤积粮食，“向来通州、天津，及附近京城各城市镇集处所，较京城囤积者居多”。在通州有“三义号李大，囤积杂粮八千石。恒泰号魏将方，囤积杂粮六千石。丰泰号白三，囤积杂粮四千五百石。通聚号王大，囤积杂粮三千石。广米号李二囤积杂粮三千石。”在马驹桥有“元增号张国安，囤积杂粮二千五百石。合盛当张国正，囤积杂粮二千五百石。”昌平州之沙河集有“义升局刘二囤积杂粮三千石。广兴店曾大囤积杂粮二千石”。“直隶地方，连年尚属收成，民间富户自多盖藏，恐奸商因以为利，囤积居奇”。由于粮食外流，致使“京城粮价腾贵”。这些商人“私贩出城，恐城外囤户尚不止此一处”。“白沟粮店六家，共存粮十三万余石”。正因为这些市镇处在与漕运粮食相关的水道边，商人囤积粮食，便于回漕。卢沟桥附近之黄土铺地方，“有奸商贩运接济回漕。”“京城米价之贵，由于运米出外预备回漕，则京城以外，天津以北，其米石囤积之处必多，不止黄土铺地方一处”。因有商人囤积回漕，使“京城米价日渐增昂，每石竟须制钱四千数百文，小民日用倍形拮据”。由于京城有漕粮供应，市镇的商人可以在运漕粮的途中，获得价格低粮食，有利囤积，从这个角度看，这类市镇是借助漕运京城而发展起来的，并与京城粮价低廉，市场粮食量供应充足有直接关系。
二 京、津、冀之间的关系
京城与津、冀地区之间的粮食流通。
首先是京师从津、冀地区输入粮食。康熙时，“天津为卫，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京师岁食东南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另外，还有海运天津的奉天米豆，再由天津输入京城。畿辅地方歉收，京城米价上涨，“商人出口往来贩运，以资接济”。同时，“天津、临清二关，及通州张家湾马（码？）头等处米税，宽免征收”。于是“商贾闻风踊跃，往来贩运，民食无缺，已有成效”。由于“秋雨数次，道途泥泞，四乡杂粮尚未运至”，京城粮价上涨。天气转晴后，四乡杂粮运入，京城“米价大减，于未增以前无异”。广宁门内德成、德聚粮店，购买“涿州成泰粮店姚姓”，“麦子一百六十余石”, 在京城零星发卖。
其次是京城向津、冀地区输出粮食。雍正时，政府开始关心京城粮食价格与周围地区的关系问题。雍正帝问大学士等官员，“今年直隶近河地方，虽有被水一二处，而其余州县俱各十分收获，何以京城及通州米价皆至昂贵？”这些地方的粮价如何？令官员调查上报。但从官员们议论看，似乎未找到什么原因。步军统领阿齐图认为，京城米价上涨，“乃系在外商人来京，籴去贩卖之所致”。乾隆年间，与京城接壤的各乡和东南一带因受到水灾，“米价腾贵，民多赴京买食，致京师米价日昂”。在畿辅一带丰收的情况下，“杂粮入市必多，价值理宜平减。何以转增于前？”政府估计有“奸商倡议居奇，长价于登场之前，庶不致减价于登场之后，借以售其垄断之计”。嘉庆时，“京城米价上年因直隶被有水灾，一时增长”。京城粮价上涨，官员认为是奸商兴贩出城之故。并且在广渠门外抓“获贩夫高通等米车三车，共有三十七石一斗二升零。”查验均系小米。商人说，“由东便门外椿树园米局拉运，同往马驹桥吉成号去”。“近因京师米价昂贵，禁止搬运”。京城漕粮并不是因为米价贱才向外贩运，米价昂贵仍然有人贩运，有时因为向京城外贩运粮食，使京城粮价上涨。也有直隶等地粮价比京城还要贵，商人向外贩运。据京城商人称，“因天津米价昂贵，起意兴贩渔利，买得细稄米运至天津丁兆歧斗行散卖。”据天津丁兆歧铺内登记簿载：“复兴系霍四店号，住在珠市口。达子号系达大把。郭客即郭四均住在长营。高客系高大，住在观音堂。贾客系贾大住在玻璃营均系京城内外人氏。”丁兆歧称，“因伊等来行内贩卖粮食多次，始得熟识”。有商贩运粮出广渠门外，“运往天津售卖。”还有在“天津县属蒲口开大来米店的”商人到京城东珠市口买粮。直隶总督那彦成奏称，“天津烟户稠密，惟藉商贩米石接济。”铺户卢尔德等人贩米出城运向天津。政府批评直隶总督说：“京城居民繁庶，百倍天津，此项私运稄米一万四千余石，若云可济天津民食，独不计都城民食骤少此数乎？”另外，“天津一带，为漕艘经过通津，正系回漕弊薮”，所以这种贩运有回漕嫌疑。道光时，有商贩从朝阳门外，贩米到通州张家湾等处。“上年四乡薄收，现在京城米价增至一倍有余，民食不无拮据。”
此外，还不同品种粮食的交流，京城从津、冀地区购入京米，“畿内间有水田，其稻米（价格）倍于南。闻昌平、居庸关外的保安、隆庆、阳和并艺水稻，其价轻”, “秔稻溢于市廛”。京米不比漕粮中各类稻米品质差，且因产地近京城，品质新鲜，尽管价高但购买者有之。特别是从南方来到京城的人喜食新鲜大米。“惟南人居京者始食白米。”这些南方人偏爱本地产的新鲜京米，而不喜欢陈旧的仓粮。但近京居民，则从京城内外“零星买食细米”，背负出城，这米可能是稄米。
一般来说，京城粮价受到周围地区粮食丰歉的影响，周围地区粮食歉收，京城粮价上涨。雍正时，“近几年直隶附近地方粮食歉收，京城米价较前上涨”。乾隆时，“京畿连岁丰稔，本年收成，又复有八九分，市集价值，不应转贵于前”。从侧面说明丰收粮价贱。“五城米价腾贵”，“或因近京各州县被潦欠收”。“上年四乡薄收，现在京城米价增至一倍有余，民食不无拮据”。李文治等研究指出：“运额既多，不但京师很少发生粮食恐慌，京师附近若干州县之粮价也比较稳定，比畿南、山东、河南等处粮价都较低廉。”张瑞威称：“政府的漕粮制度，使到京城的人口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钱，便能享用产自江南的稻米”，且“漕米的售价不包括运输成本”，所以京城米价低于直隶等地区。陈金陵提出相反意见，他用顺天府粮价说明：“道光以前京师粮价相对稳定。”“道光以后京师粮价上涨”，上涨之高，全国之冠。应该说，京师地域与顺天府的大兴、宛平两县虽然有重合，但与顺天府不是一个地区，用顺天府的粮价说明不了京师的粮价。更何况清代前期京城粮价是由顺天府府尹等官员专门向中央奏报的，京城有自己的粮价，与顺天府粮价没有关系。
三 政府对津、冀地区的粮食调控
政府在津、冀地区的调控粮食的主要用平粜法；允许直隶等地截留漕粮；许商人出口贩运粮食，令地方官员监管市场粮食及修路、河等措施。
首先是平粜和允许直隶等地截留漕粮。康熙时，“直隶饥，以京师米贵，发京、通仓米并内务府庄头谷石，减价平粜。”雍正三年，直隶粮价上涨，政府不仅允许“直隶各州县截留漕米二十三万石。”还“运送通仓米十万石，令散平粜。”并令仓场总督将“廒内旧贮米”，在直隶地区平粜，“凡近水州县，可通舟楫者，俱令赴通州领运，平粜便民”。乾隆时期，“直隶所各河间等处，偶被偏灾，彼地贫民赴京觅食者，俱已加恩赈济，不令失所。”但“或手艺营生，或佣工度日，适值米价渐昂，当此岁暮天寒，情殊可悯。”政府令“户部将京仓米石，酌量给发各旗局，及五城米厂，照依时价核减平粜，卖与零星肩贩之人，俾得沿途粜卖，使僻巷穷檐，皆沾实惠”。直隶各属受旱灾，政府令仓场侍郎将仓内所有成色米石，交直隶总督方观承，“运至良乡等处平粜，以赡民食。”“近京州县平粜常平仓谷”，“酌量地方市价，每石减粜银二三钱，俾闾阎均沾实惠”。大兴、宛平原未设常平仓，百姓仅靠京城平粜，但路远乡村百姓颇为不便，总督请在两县“添设常平仓”被批准。嘉庆时，直隶所属地区被灾，“截漕六十万石”。道光时期，也多次在直隶各州县减价平粜仓米。十二年，顺天府所属遭遇旱灾，政府分别在“大兴、宛平之黄村、采育、定福庄、孙河、沙河、卢沟桥、庞各庄七厂”，“拨给稄米二万石。加拨黑豆二万石平粜。稄米即照户部此次减定之数，每石制钱一千文，黑豆仍照原定认买之数，每石制钱七百文，定期出粜。”对受旱灾较重的通永、霸昌二道所属之通州、蓟州、三河、昌平、平谷、密云、顺义七州县，“拨给粟米三千石，白麦三千石，黑豆二万石平粜。粟米每石减定制钱一千三百文，白麦每石减定制钱一千五百文，黑豆每石亦照原定认买之数制钱七百文，分厂出粜”。御史焦友麟奏称，“京西新城所辖白沟河地方，向多开设粮店，近因天时亢旱，奸商希图重利，囤积极多，以致贫民买食维艰。”官员调查后称，“委员查明，白沟粮店六家，共存粮十三万余石，并无遏籴等情，现仍谕令减价粜卖，无许囤积居奇”。①
其次，允许商人出口贩运粮食。乾隆三年，“直隶地方歉收，粮价昂贵”，政府允许商人“将奉天米石，由海洋贩运，畿辅米价得以渐减。”“弛禁一年之期将满，而直隶尚在需米之际，天津等处价值未平，又降旨宽限一年，民颇称便。”以后从“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若遇奉天收成平常，米粮不足之年，该将军奏闻请旨，再申禁约”。②又“因连年直隶歉收，米粮短少。”政府“令直督官买旗丁余米”，解决“畿辅地方需米”。③“旗丁多余米石，原欲卖与民间希图得价，若畿辅地方官出价收买，以备赈籴之用，似于公私两便。”④有时因旗丁有余粮，政府允许在“天津一带沿途售卖”。⑤
再次，政府令直隶总督监管市场，保证商人运输。乾隆三十一年，直隶等地粮价上涨，“河间、天津商民，因与德州、临清一水可通，多在水次收买，转贩射利，然于邻省歉地民食有裨，未便概行禁止”。⑥“夏秋雨泽未匀之处，内惟天津等十六州县，间有成灾，情形尚轻等语。是直属成灾地方尚不及十分之一，且其中亦不过间段偏灾。”但粮价上涨，令地方官严查，奸商“居奇牟利，乘此时高抬价值，俟新粮入市，时价减平，尚可售其旧时之数”。⑦“通州、天津，及附近京城各城市镇集处所，较京城囤积者居多”, ⑧政府令地方官员赴天津府、河西务、通州、杨村，及各城市镇集处所，调查各铺户囤积数目，“如何减价平粜之处，先行据实具奏”。嘉庆时，政府疏通河道，保证通州粮食运输。道光时，“直隶雄县白沟河地方，由水道可达天津、山东德州一带，时有奸民囤聚米石，与漕船旗丁等，因缘为奸，尤干法纪，著直隶总督、山东巡抚查拿重惩，以除积蠹，而裕民食”。“京畿一带，甚形亢旱，麦收欠薄，粮价增昂。”政府令直隶总督、顺天府尹调查仓储实数，可以采买的地方，“详加筹划”，以备赈粜之用。又命直隶总督令地方官出示晓谕，对北上商贩粮船，“不准留难”，如遇水浅，“量为疏通，俾得遄行，以资接济”。给事中王玮庆奏称，“闻新城县附近之白沟河，平时富商皆以囤积为渔利之计，积贮最富。涿州之新桥马头亦为富商囤积之所。”政府令总督琦善委员确查，妥为办理。御史奏称，“玉田、遵化等州县所管林南仓，平安城子暨开平各镇，有奸商数十家。”“邀群结伙，买空卖空，把持市价。该商狡诈渔利，并无一粒实粮，但凭纸写，名为批空，增价另售，辗转叠更，以致粮价贵，民食愈艰。”令总督确查严办“谕知各所属州县检查有否此类事情，于各村镇商贾辐辏之地，出示晓谕，以平粮价”。最后，政府修路、河。顺治十三年，政府修“自通州至京道路”，解决官兵运米，“运费不赀，商民贸易，艰于跋涉”等问题。雍正三年七月，京城各地方“桥梁、道路多被潦水淹没，行旅维艰，诸物腾贵。”政府命“通州一路可交与副将赛都，通永道高矿。”“近京一带，可交与大兴、宛平、良乡、涿州等州县，俱速令其相度地势，设法修理，使行旅之人，通行无阻。不可借端差派，以便民之政，反致累民。”七年八月至八年五月，政府修朝阳门至通往石道四十里，这条路“为国东门孔道。”“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陆之冲达也。”“建修石路，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土道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经始于雍正七年八月，至雍正八年五月告竣。”修广宁门外石道。京城为四方总会之地，商贩往来，络绎不绝，“广宁门其必由之路。门外通途，轮蹄所践，岁月滋久，渐至深洼。时雨既降，潦水停注，则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修石道，“皆填洼为高，砌以巨石，其广二丈”，费帑金八万两。以上两路，在三十年之后，政府又重修。乾隆四年，“琉璃河一带石道，系冲衢要路。东西两旁悉行坍塌”，工部奏请修理。政府命由直隶总督委员“确勘具题”再议。二十二年，“京师之朝阳、西直、广宁诸门外，旧有石道”，“历年既久，凸凹不平，车辆往来，每有倾侧之虞，自应亟为修整”。政府派官员承办，务必“坚固平稳，以便行旅。”是年十月开工，二十五年七月竣工。其中朝阳门至通州石道，“初未甃石，往往积涔成洼，经潦作泞，行者弗便焉”。重修时建甃石。重修广宁门外石道，“以利行者”。“卢沟桥为都会通衢，车马辐辏，经行年久，多有残损。兹特发帑鸠工，重加修造。”这时的石道，是用碎石铺成的，“石料碎小，地脚未能坚实”，政府要求修理整齐。应该说，政府修路不仅为政务提供便利，而且也为商人贩运带来了方便。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三，道光十九年六月甲戌。
② 《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乾隆四年四月已亥；卷一〇三，乾隆四年十月戊子。
③ 《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乾隆四年八月甲午。
④ 杨锡绂撰《漕运则例纂》卷十六，《通漕禁令·侵盗折乾》。
⑤ 杨锡绂撰《漕运则例纂》卷二十，《京通粮储·余米
羡》。
⑥ 《清高宗实录》卷七六八，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丁丑。
⑦ 《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六，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巳。
⑧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六日大学士和珅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0765-014。
结论
综上所述，京城的粮食市场与津、冀地区有重要关系，主要原因就是京城与津、冀地自然形成的比较便利的交通陆、河道路，同时政府对陆、河道进行维修，保证交通畅通。此外，京城市场上交易的粮食量多，各种粮食流通量大，市场机制决定粮食价格与津、冀地区有相关性。政府采用平粜方法，允许直隶等地截留漕粮，允许商人出口贩运粮食，令地方官员监管市场粮食等措施，使得京城粮食市场的优势辐射到津、冀地区，也让百姓受益。正如岸本美绪对张瑞威英文著作的中文书评指出的，“清朝利用大量剩余漕米，能够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其他省份也顺利地实行平粜、赈恤政策。就这一点而言，不受米价变动影响的漕米收入强化了清朝财政体制，同时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正因为此，这一课题的研究对现今有值得借鉴的意义。首先是自然条件决定京、津、冀地区的交通方便，这是基础条件，政府职能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建立并保证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其次，京城市场相对于周边地区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辐射到津、冀地区，政府应顺应市场机制，帮助京城周边的经济发展，同时对市场进行监管，保证交易正常进行，令京、津、冀地区百姓受益。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