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鸦片在古代中国的流布
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在西方广为知晓的中国罂粟，实际上是郁金香。
因此罂粟及其制品鸦片，都是从国外传入的。罂粟传入中国之后，对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究竟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第一节 唐宋元时代的罂粟及其药用
拂霖国的底也伽 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
《旧唐书》列传第198卷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经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以及中国学者岑仲勉等的研究，“拂霖”是伊兰语Frwm、突厥文Purum等的译音。拂霖也称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唐时，由于阿拉伯人的大举扩张，拂霖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古音为te ya ka），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据阿拉伯史家称，底也伽相传是公元前2世纪由小亚细亚本都王国的国王米特拉达悌六世研制成功的。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西方自古就认为，底也伽是万能的解毒药，这种由600种物质制成的丸状药，其作用可解除除蝮蛇毒以外的一切毒物之中毒。它的主要成分是：鸦片、龙涎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鸦片是其中的重要成分。
由上可知，含有鸦片成分的“底也伽”，是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
唐代时，正在急速扩展中的阿拉伯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据史书记载，唐时，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阿拉伯人主要是经陆海两路前来中国的。陆路由著名的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成书于10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是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如天宝年间（742—756年），刘展作乱，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到扬州镇压，曾“大掠居人资产”，“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由此可见阿拉伯人之众。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含有鸦片的药物。
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贡献底也伽，为文献上可征的含有鸦片的物品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但中国人对鸦片的认识却要早于这一文献记载。由苏敬等编修的《唐本草》，成书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内载“底也伽”：底也伽，味辜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云是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新附）。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的成书，比史载的阿拉伯人献底也伽还要早8年，而且明确地记载了它的药用效果。当然严格而言，作为解毒药的底也伽，虽含有鸦片，并非纯鸦片。根据欧洲来华传教士的记录，在17世纪的大马士革，“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胀，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珍异之”。北宋苏颂所编的《图经本草》记：“又有底也伽，是西戎人用诸胆和合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今南海或有之。”可以推测，宋朝时，是由海路输入底也伽的。直到清代，外国还有向中国朝廷进献底也伽的记录。
通过底也伽在中国的流传史，我们知道了，在公元7世纪的上半叶，即唐朝初时，底也伽——一种含有鸦片成分的药品——已进入中国了。
“马前初见米囊花”阿拉伯人在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对鸦片史颇有研究的中华国民拒毒会会长罗运炎指出：“罂粟的种子，即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了。成书于开元时期（714—741年）的《本草拾遗》中，作者陈藏器引述前人嵩子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生活于文宗时期（827—840年）的郭橐驼，也具有种植罂粟的经验。他在《种树书》里写道：“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
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人们已开始种植作为观赏花卉了。郭震有诗《米囊花》：“开花空道胜于草，结实何曾济得民。却笑野田禾与黍，不闻弦管过青春。”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唱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客今日散，马前初见米橐花。”以上的“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称。郭橐驼为长安人，郭震虽是魏州贵乡人（今河北大名人），却担任安西（在天山以北）大都护和朔方（今宁夏灵武）大管家，雍陶是成都人，由此可见，至少那时的陕西、新疆、宁夏、四川等地已经种植罂粟了。但，雍陶所言的“初见”，又表明罂粟的种植尚不普遍。生活在晚唐时代的张钴在《江南杂题三十首》中写道：“碧抽书带草，红节米囊花。”由此可知，江南地区也开始种植罂粟了。
罂粟不仅可供观赏，其果实的罂粟籽似也有人开始品尝了。唐诗人李贞白有《咏罂粟子》诗云：“倒徘双陆子，希插碧牙筹。既似栖牛乳，又如铃马兜。既槌并瀑箭，直是有来由。”
而到了宋代，罂粟又被称为“鼓子花”。鼓子花还被用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米囊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山樵野语》载词人张先晚年在杭州时“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龙靓”。所以有诗曰：“天兴群材十样花，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又王元之被谪齐安郡，见当地“民物荒凉，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作诗感叹：“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鱼饼”和“佛粥” 进入了宋代后，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如苏颂在《图经本草》里写道：“罂粟花处处有之，人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其实形如瓶子，有米粒极细。圃人隔年粪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极繁茂，不尔则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黄乃采之。”可见宋人对罂粟的植物特征、种植及采摘已有一定的认识了。
罂粟在唐代时还仅仅是观赏植物，而到了宋代，医家已用它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磟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宋徽宗的中医官通直郎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石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杨士瀛的《直指方》载：“粟壳治痢，人皆薄之固矣，然下痢口久腹中无积痛止涩者，岂容不涩不有此剂，何以对治乎。”王磟视罂粟为赤白泻痢之特效药，其方法是将罂粟子、壳炒而研为末，然后加蜜制成丸，每服30粒必愈。谢采伯为宋理宗皇后叔伯，他在《密斋笔记》中云：“罂粟红白两种，痔下者随色用之即愈。”辛弃疾（稼轩）曾患有此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由此可见，宋代已有用罂粟花治疾疗病了。
至南宋，名医林洪创新药——罂粟饼。其法是将罂粟洗净磨乳，去渣然后煮沸，收聚后入极小囊压成块，用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薄而小的鱼片状，即为罂粟饼。此后，“鱼饼”一词，一再被宋元明代的医生们所引用。《易简方》记载：“罂粟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可见王硕已认识其副作用，并且提出了抵消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其法矣。”还可与四君子药合用，“不致闭胃妨食而获奇功也”。这种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罂粟不仅为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民间的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一方面可推断它已进入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实际上民间使用已越来越广泛了。苏轼有诗道：“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其弟苏辙有《种药苗诗》，所记甚详：“筑室城西，中有图书，窗户之余，松竹扶疏，罂小如罂，粟小如粟。与麦皆种，与麦皆熟。……研为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锤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苏颂指出粟粥还可治消化不良，徽宗时的诗人谢迈有《咏罂粟花》七言绝句二首，其中对罂粟的医药功用云：“铅膏细细点花梢，道是春深雪未消，一千囊苍玉粟，东风吃作米长腰。”所以，罂粟在宋代，竟成了医疗与食补兼而有之的物品。
金元时的罂粟方 金元的医家承宋朝之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泻痢。金代名医刘河间在《宣明方》中记载：“罂粟壳治咳嗽，甚效。”到元初，忽必烈于1270年设广惠司，专门制造阿拉伯药剂，供他自己和亲信、卫士使用。1292年，元人又在两都——大都和上都分设“回回药物院”，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译自波斯文的《回回药方》由元代传入中国，它是唐中叶西方伊斯兰医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编撰的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在所存的《回回药方》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含罂粟的马准方等5方药剂，当时写作“樱粟子”或“御米子”。此外，在残存目录中，还可找到以罂粟为名的11个药方。罂粟主要作为一种治疗瘫痪、中风、咳嗽、泻痢等症的药物。此外，罂粟也可做成饼、散、水服用。鸦片则称为“阿夫荣”或“阿肥荣”，显然是因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影响。在《回回药方》里，含有鸦片的药方多达38方。且对鸦片的副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可见，在元代，鸦片已传入中国。
元代的李杲号东垣，受业于张元素，为名震一时的医师，他善用罂粟治病，认为它有收敛固气的作用。危亦林的《得效方》则提倡用罂粟壳治久泻。对罂粟认识最深的当数名医朱震亨，朱字彦修，号丹溪。他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由此可见，元代人既已认识了罂粟碱的特效，同时又指出其有害的副作用，对罂粟的毒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我们可以从“杀人如剑”这四个字里，推测出那时社会上已有了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的记录了。
第二节 明清时代的鸦片
“鸦片”一词的出现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一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明代时期，四川、陕西、甘肃以及贵州等地都植有罂粟。1638年，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发现大片的罂粟花盛开，十分欣赏，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盛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时人栽种罂粟主要是为了观赏和药用，直到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8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
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阿芙蓉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者。”又云：“鸦片治久痢不止，罂粟花花卸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
这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重要记载。王玺作为封疆大吏，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在那里他有可能长期与穆斯林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阿拉伯的物产、医术、习俗等。他的记录是极为重要的。其后有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书中写道：“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性急可多用。”从这两则记录可以判断，那时的医家已懂得取罂粟之液，制成鸦片，配作药剂了。张时徹于1550年完成的《摄生众妙方》中记载，用鸦片、黄连、木香、白术合为“治痢疾良方”，“服此无不止之”。
“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一般认为是英语Opium，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但也有认为可能是阿拉伯语—波斯语Afyun的音译。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而在受伊斯兰教影响较深的地区，如云南，直到民国时期仍称芙蓉，芙蓉即是阿芙蓉的简称。另外，罂粟的别称还有藕宾和苍玉粟等。
综上所述，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而会制作鸦片也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
《本草纲目》中的鸦片 王玺的《医林集要》行世百年后，伟大的医学大师李时珍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成就，编成《本草纲目》，这部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4年）的医学巨著，详细记载了关于罂粟与鸦片的知识。李时珍把“阿片”作为正名。而把“鸦片”作俗名解。至于阿芙蓉，他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阿，方音称我也。以其花色似芙蓉而得此名。”
明代时，中国人对鸦片的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李时珍指出：“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采集方法与后来完全相同了。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泻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泻、噤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有趣的是李时珍还告诫说：赤痢须用红花罂粟，而白痢须用白花罂粟。
另外，李时珍已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鸦片“能涩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从《本草》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属于药用范围，鸦片制成，尚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术用之”的事实，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时人已懂得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并且借助它的药力来纵欲了。从中我们已可窥见明代衍变中的风气了。
“乌香”与明神宗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载：暹罗、爪哇、榜葛赖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他们时常将“乌香”即鸦片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200斤乌香，给皇后100斤。直到民国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鸦片有奇效，因此它才成为外国向中国输入的重要商品。明政府已将它列入纳税之药物，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货物抽税现行则例》中规定：每10斤鸦片的税银为1钱7分3厘。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成化年间（1465—1488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2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鸦片是一种成瘾物品，一旦成为社会供应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随着吸食者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因需求太大，价格奇昂，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续绀珠集》记载，郑和之徒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中贵多嗜之。这“碗药”，就是鸦片。
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而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龄的《蟫精隽》曾说，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合甫融”：“成化癸卯，尝令中贵出海南、闽浙、川陕，近西域诸处收买之。其价与黄金等。”从中可见，“合甫融”已成为一种价格高昂的商品，且不少地区出产，还能直接向西方各国购买。而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开此先例的“鸦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长年不视朝政，户部主事董汉儒说：“神圣御宇亦且二十三年，何始勤而终怠，国是日非。频年深宫，群臣罕能窥其面。”则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由于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颁谕旨说：“肤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连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而许熙重则把皇帝吃鸦片的责任推在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纪要》中指出：“帝之倦于正朝，多年不见臣工。实为奸臣毒药所蛊。”究竟是万历自己求取，还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万历皇帝是个鸦片瘾者，应是一个事实。这一论断亦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成就所证实。1958年中国考古学界对定陵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后，科学家对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头盖骨作了化验，发现有较多的吗啡成分残留。
也就是在万历皇帝时代，一位官员最早明确记载了中国人自己生产鸦片。他就是谢肇淛，曾任广西右布政使，在云南为官时，他写过《滇略》，在这部云南风情录里，他写道：“哈芙蓉，夷产也，以莺粟汁和草乌合成之。其精者为鸦片，价埒黄金，可疗泻痢风虫诸症，尤能坚阳不泄，房中之术多用之。然亦有大毒，滇人忿争者，往往吞之即毙。”可见，那时的云南已有制造鸦片的。
烟草与鸦片 鸦片的早期流行，一定程度上与明末禁吸烟草有关。
烟草原产于美洲，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烟草后，烟草逐渐传入欧亚大陆。约在万历年间（1573—1619年），烟草由菲律宾传入台湾、漳州和泉州地区，人称“淡肉果”或“淡苋菰”。据《台湾府志》记载：“淡苋菰晒而切之，以筒烧吸，能醉人。原产湾地，明季漳人取种回栽，今名为烟，达天下矣。”此后，很快流行于全国，“开门七件事，今则增烟而八矣”。烟草的地位竟与米、面、油、盐、酱、醋、茶相并而列，可见其影响之深。
烟草的吸食方法除鼻烟外，主要分旱烟与水烟两种。关于旱烟烟筒的起源，史家一般认为出自美洲。1535年出版的《印第安通史》说：印第安人的酋长使用一种状如丫的管子，将有丫的两端插入鼻孔，在管子的另一端装着燃烧的烟草。英国在17世纪中叶已使用长杆子小窝窝的烟斗，形状类似清代延续至今的旱烟袋。后来其风习传入荷兰，遂使荷兰人吸烟日盛。1689年荷兰王子威廉二世同玛丽结婚而戴上英国皇冠时，嘴上仍叼着他的长杆旱烟袋。荷兰人来东方殖民后，旱烟传到东南亚，又从那里传入中国。初中国人用竹管吸食，闽粤一带多设烟桌，“烟草初行市井间，设小桌子列烟具及清水一碗，凡来食者，吸烟毕，即以清水漱口，投钱桌上而去”。后其风日烈，公共烟具化为无数私人携带物，人手一具，泛滥于社会。
水烟法传说首创于土耳其。那时的国王苏丹深居宫闱，嫔妃们每天簇拥着抽水烟袋，享人间荣华。又有一说创于波斯。那里的人们发明水管吸烟法，用水来过滤烟草的毒素，一时大受欢迎。后来，水烟传至阿拉伯，而阿拉伯人又传入南洋群岛，逐渐遍及东方各地。波斯人用青铜或紫铜制作烟筒，印度人则喜欢用可可壳或泥土做的烟具。
水烟袋稍晚于鼻烟、旱烟而传入中国。据《食烟考》载：“水烟者，起于甘肃之兰州。兰州五泉山下产烟草。既制必隔水吸之，入腹而后吐，醉人尤易。其器曰壶，其烟必瓷锡器盛着抽水烟袋，盖湿食也。”
明末吸烟已遍及大江南北，崇祯年间（1628—1644年）有大臣奏曰：百姓到处喊吃烟，“烟”“燕”相通，吃“燕”（北京）岂非造反？于是，崇祯十年（1637年）诏令全国禁止吸烟。翌年又令：“凡私有兜售淡婆姑及售与外人者，不论多寡，均斩首示众。”禁令极严，有一进京赶考的举人就因携带烟草而被砍头，此后令禁更甚。崇祯十三年（1640年），又下令民间私种者处刑。
然而，众多的吸烟者烟瘾已经养成，烟草被禁后，鸦片便成了最为便利与合适的替代品，更何况在此以前，已有许多人将烟草与鸦片混吸了，从而大大刺激了鸦片的流行。1793年8月16日，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到达通州，该使节团的秘书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记录道：“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吸烟或者嚼槟榔。他们有时把一些香料放进烟内，有时放进一些鸦片。”
鸦片盛行的另一原因是统治阶层的示范效应。明中叶后，外国鸦片数量大增，从史料来看，鸦片最早由外国进口，接风气者，自然是皇宫的贵族。当时，人们视鸦片的不可名状的欣快感为神奇，故将它作为一种高雅耗钱的娱乐，有钱者自然步趋，所以它是以一种高级享受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但这种“享乐”的特殊在于它的成瘾性。时髦数次之后，即欲罢不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示范效应”的结果，却是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明中叶后，鸦片由药用品而衍变为享乐的奢侈品，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由先进变为落后的历史进程。
另外，鸦片使用方法的改进，也刺激了鸦片的消费，这就是吸食法的推广。
鸦片食用方法的变迁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已有煮佛粥、磨乳汁、服生鸦片等用法。此外，在国外还有一些其他用法，如法国人用罂粟榨油，据说香美无比；印度人一般取干鸦片制成饼，嚼食款客；作为药品，则是将鸦片和以白糖、藏红花等混合制成药丸吞服；也有把鸦片融在开水里服下；英国人则喜欢喝鸦片茶。
尽管方法各种不一，但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基本上只知道生食鸦片；直到17世纪，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熟吸，才完成了鸦片吸食史上的飞跃性的变革。
苏门答腊地处热带，中世纪时，因缺医少药，霍乱瘟疫流行。自阿拉伯人将鸦片传入后，因它能缓解病痛，祛湿避瘴而受到土人的欢迎，鸦片即很快流行起来了。富者服用上等鸦片，而贫寒之家则将罂粟的花枝茎叶磨制成劣等鸦片，溶入开水中服用。
到了17世纪前期，苏门答腊人取鸦片浆液蒸熟，再滤去残渣，与烟叶混合制成丸子，然后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有些人则只吸鸦片，从而形成了吸食法。
时荷兰人入侵东南亚，从印度等地运来大量的鸦片，使爪哇一带的吸食鸦片之风渐盛。此后随着殖民者的东进，荷兰人把鸦片连同吸食的方法传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同时，在爪哇一带经商的中国人也将鸦片吸法带回台湾、厦门等地，“自兹以后，我国人遂沾染吸食鸦片恶习”。那么，吸食法何时传入我国的呢？大约是在明末。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文人曾羽王在日记中写道：“余幼时闻有鸦片烟之名，然未见有吸之者，只福建人吸之。”但是，至迟在乾隆年间（1736—1796年），中国人已流行用烟枪吸食鸦片了，是年出版的《台湾采风图考》，已明确记载了鸦片吸食法。
吸食法的传播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后果，在此以前的生食法，因进入人体的吗啡毒素较少而危害较轻；而吸食法使吗啡毒素深入肌骨，危害加深；不仅如此，吸食法使鸦片那种忘却烦忧、自我麻醉的舒畅感得以充分展示，从而深得追求者的青睐，称赞鸦片的好处在于“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沈沈，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这样，使用者对鸦片的依赖性也就大大加深了，而一旦成瘾，则难以戒除，这样就使得鸦片烟毒越来越广，并且最终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甚至使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蒙受了难以估量的耻辱与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