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轨迹

中国文明的发展史，同样体现了人类自身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据《帝王世记》记载，大禹时，民口13553923人；周成王时，民口13714923人。至齐桓公二年、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6年），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达11847000人。秦灭六国之时，估计有民口1000余万人（范晔，2306～2307）。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总人口59594978人，集中分布在关中、山西、河南等地。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总人口56486856人，多分布于河南、河北、山东、皖北等黄淮流域地区。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总人口16163863人。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总人口46019956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52919309人。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总人口59848964人，清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总人口143411559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总人口401487115人（王玉德、张全明，1999：上，709～710）。由于中国人口长期不到1亿人，对环境的破坏力相对较小。而明清以来，由于人口的持续膨胀，对环境的破坏呈现加速度的趋势。

周人以后的周原，就逐渐为沟壑切割成南北向的长条块，最宽的原面不过13公里。与周人在这里居住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岐山及其附近地区森林的被剪伐罄尽（史念海，1981:227）。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所遭受的破坏较之草原更为严重。森林遭受破坏自然与发展农业有关。因为破坏了森林就可空出土地，从事耕种，这只是其中的一端，其他如伐取材木当作薪柴等，都会使林地缩小或消失。不过在历史时期的早期，这样的破坏程度是相当微小的，甚至是不足称道的，随着时移岁易，就愈益严重。大致说来，黄土高原森林遭受破坏，可以分为四期：一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一开始还说不上有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到了后期，现在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等所谓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都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上述平原地区的森林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到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平原上已经基本没有林区可言了。三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平原已无林区，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四是明清以来。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达到难以恢复的地步。由远古时期漫山遍野的森林，演变到大部分都是濯濯童山，这就必然会招致生态平衡的失调（史念海，2002:298～299）。

岐山森林的基本消失是在唐宋之间。唐代以前的长安，生态环境相当的优良。汉唐长安城虽非一城，相距不远，皆位于关中平原的中部。关中平原在汉唐时期皆以富庶见称。汉唐长安城不仅有泾渭八水围绕，且南倚终南山。终南山上森林覆盖，郁郁葱葱，山下平原又遍地竹林，到处碧绿成片。由于八水围绕，使汉唐长安城皆位于农田灌溉网的中心，更增加富庶的程度。又由于气候温和，甚至燠热，雨量充沛，八水流量皆相当大，因而能利用水力，修凿漕渠。唐时长安城渠水中竟然可以行船（史念海，2002:346）。

但作为都城，其木材的消耗是相当大的。唐代曾大量砍伐岐陇材木供京师之用。为了运输方便，还专门开凿一条引千河水东流的升原渠。唐代以后，岐山已经没有材木，所幸陇山还有孑遗，于是采伐区域向西推移。宋代建都开封，秦陇两处都成为砍伐材木的重点。宋代为防备西夏，关中以西经常驻有重兵。边防将帅和军士贩运秦陇材木到开封，都大发其财（史念海，1981:227～228）。

这样一来，山清水秀的黄土高原，青山终于变成了童山，绿水也变成了浊水和黄水，这是生态平衡失调的必然结果。而生态平衡的失调，则是由于草原和森林的过分破坏，再加上相沿已久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情形就更为严重。这些现象由来已久，以后愈演愈烈，仿佛不可终止。

黄土高原的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很少精耕细作，广种薄收是促成滥垦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广种，也就不一定去选择耕地了，甚至极陡的坡地也要种植。陡坡本来容易流失水土，一经耕种，疏松了土壤，当然更会使水土流失（史念海，2002:299）。

远在商代时期，人们采用“刀耕火种”的办法，把大片大片的森林变成耕地。当时，火既可用来垦荒，也可以用来烧杀草木以肥田。农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原始森林的面积也就不断缩小。商代晚期已经开始出现沙尘暴天气。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关于沙尘暴的信息（朱彦民，2006）。

由于农业发展，平原旷野逐渐开垦为耕地。陕西省中部泾渭两河下游，山西省西南部汾河和涑水河之间，以及河南省西部伊、洛两河河谷，都是这样成为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的。这当然会使有关的森林草原受到一定的破坏，不过这在黄土高原上所占的比例不算太大，还不至于有太大影响。到战国后期以至秦汉时期，破坏的地区就相继扩大。战国后期秦国向西北扩展疆土，秦始皇和汉武帝相继开辟相当于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河南地，问题就显得突出了。现在鄂尔多斯主要是草原，战国后期泾河上游子午岭与六盘山之间和现在的鄂尔多斯相仿佛，也是一片草原。当时秦国向西北扩展主要就在泾河上游，当地草原转变成农耕地区，基本上也就从此开始。秦始皇在河南地的设置，大致也是绍述其祖上的旧规，这种办法，后来到汉武帝时还一直沿用，也就是说，河南地的草原当时一再受到破坏，此后由于从事游牧的民族和从事农耕的民族两方势力在黄土高原北部互相消长，农田和草原就不免相应地随时改易。魏晋以后，十六国的霸主们在黄河流域先后起伏，黄土高原自难免遭到破坏。这些霸主们有些出自游牧部落，因其部落迁徙所及，被破坏的草原就相应地得到恢复。等到这些霸主们销声匿迹，从事农耕的人重新来到，草原就又受到破坏。像这样的互相改易，以后并不就完全没有再次发生，不过到了明代才大致成了定局。每一次变迁都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史念海，2002:298）。

黄土高原的生态平衡既已失调，就会发生影响。显著影响有三：一是沟壑增多；二是河流混浊；三是沙漠扩大。

历史时期早期的千里沃野现在已杳不可睹，因为已经变成了沟壑区了。这样的沟壑区以陕北、陇东、晋西北最为突出。本来黄土高原上有很多的原。沟壑的出现，就是森林草原破坏、生态平衡失调的具体结果。因为没有森林草原涵蓄水源，一遇降水，就容易加速侵蚀，沟壑于是形成。黄土高原生态平衡失调不仅促成沟壑发展和水土严重流失，而且还促成黄土高原北部沙漠逐渐扩大，并向南侵移。鄂尔多斯的沙漠，以毛乌素沙漠最大，唐代中叶以前尚未见于记载。现在陕西靖边县北的白城子，于唐时为夏州治所。这里本是十六国时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夏国都城。当赫连勃勃选择这里作为都城时，是注意到当地附近有森林葱郁的青山和清澈的河流的，正是因为这里山清水秀，才使他把都城建立起来。到唐代中期，这里还没有沙漠，可是到唐代末年，这里的沙漠就已见记载。这完全是森林和草原破坏、生态平衡失调所引起的（史念海，2002:300～302）。

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其他活动，如营建、战争，对森林草原资源产生难以弥补的破坏。以营建为例，历史上西北修城筑墙非常频繁，历朝历代为修建那些数不清、望不到边的边塞、长城，宫殿、陵园，郡（州）、县、堡的城垣消耗了难以计数的森林。所以，不论沿长城一线，还是在城镇附近，都很少看到森林。比较著名的像秦修筑的阿房宫，造成了“蜀山兀，阿房出”。中国历朝历代基本沿袭这样的规律：通过大兴土木，用高墙厚土围成自己的家园，用长远的生态环境代价换回眼前一时的安宁（吴晓军，2005）。

唐以后，西北大部分地区水资源不断减少，许多地区成了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最明显的征状是湖泊不断萎缩甚至消失。河西走廊的石羊河，在史前时期曾经是黄河的一条著名支流。此河与黑河以及流向罗布泊的疏勒河均不断萎缩，在下游汇潴成了面积广阔的尾闾湖，石羊河下游形成了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的猪野泽，黑河下游形成了居延海。塔里木河和疏勒河潴积成广袤的罗布泊（冯绳武，1992:52～56）。从20世纪30年代起，祁连山冰川也普遍退缩。干旱缺水引发荒漠化和风沙灾害，公元10世纪以前中国的荒漠化主要集中在西北干旱地区，如塔里木河盆地周围、河西走廊；11～19世纪则发生在半干旱草原地带，如鄂尔多斯草原。周期性寒冷、水资源减少与干旱风沙交替或同时出现，使得西北地区适宜人居的良好环境遭到极大破坏。这种现象不但延缓阻滞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成为西北落后局面形成的基础条件（吴晓军，2005）。

综观历史，农业总是处于扩张之中，农牧业转换对西北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在产业结构上出现由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在生活方式上出现由逐水草而居向定居转变；在民族关系中出现“戎”“狄”等少数民族接受华夏文明，融于汉民族的转变；在生态环境方面出现由天然的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向人工种植的农业生态系统转变。这种生态与社会变迁在西北延续了数千年，使西北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草原森林等地表景观被人工农田彻底替代。

东部黄淮农业区生态的破坏轨迹，从史籍中对虎事的记载亦可看出。虎处于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人与虎的关系是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晴雨表”。

商代苏鲁曾是东夷飞虎部族的活动地域。今天的邳州城标就是虎形辟邪。大量描写苏鲁地理生态的《山海经·大荒东经》称靖人（小人国）“人面兽身”；蔿国和白民之国，均“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据郭璞注君子国“亦使虎豹”。高诱称：“国人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也。”（郭璞，1990:105）

春秋时，宋、鲁、楚等国在黄淮地区进行的战争中，经常以虎皮蒙战马，以收意外之效果。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夏六月，齐、宋联军与鲁开战。鲁大夫公子偃“蒙皋比而先犯之”，大败宋师于乘丘（今山东兖州西北）（左丘明，1990:148上—下）。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城濮之战中，“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左丘明，1990:273下）。

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葛洪，2005:120）。《水经注》称，王莽时代的阴陆（即西汉时的阴陵，今皖北定远县西北）,“时多虎灾，百姓苦之”。（郦道元，1989:2530）

汉以后，黄淮之间的农田水利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里成了全国最重要的粮产地。农业的发展，肇因于对原始生态的大规模开发，造成了与虎争林、与虎争地的局面，是以史籍中大量记载了虎与人类的冲突，且虎迹大量南移到江淮之间。

东汉显宗永平年间（57—75年），宗均为九江太守（治寿春）,“常募设槛井，而犹多伤害”。时人认为：“夫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司马光，1956:1446）由此可见当时江淮之间虎的普遍存在。魏明帝曾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纵百姓观看（陈继儒，卷4:3下）。南朝宋初，彭城驾山下老虎多次肇灾，“村人遇害日有一两”。河北僧人释昙称自愿舍身饲虎，“尔后，虎灾遂息”（大藏经刋行会，1983:404上）。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宣城郡猛虎暴食人”。（郑樵，1987:255下）隋以前，扬州之地“多虎狼，人罹其害”。（张宇初等，1985:253下）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多虎暴，白昼噬人”。时淮上阻兵，武将王征任申州刺史，“大修擒虎具，兵仗坑阱，靡不备设。又重悬购，得一虎而酬十缣焉”。（孙家洲，2000:888）据唐小说《原化记》:一中朝子弟，依附于亳州永城舅氏，倾慕舅女才色。后此子入京求得功名，回到舅氏所居附近，竟误宿虎穴，杀虎子数头，并意外救下了被虎衔来的舅女，遂成婚姻（钱振民, 2000:360～361）。

金末元初，由于宋、金对峙造成土地荒芜，黄淮之间多有虎迹。元好问31岁时（1221年），洛阳玉华谷发生虎灾（姚奠中，1990:528）。元好问赋《虎害》诗：“北山虎有穴，南山虎为群。目光如电声如雷，倚荡起伏山之垠。百人一饱不留骨，败衣坠絮徒纷纷。空谷绝樵声，长路无行尘。呀呀垂涎口，眈眈阚城。”（姚奠中，1990:118）别的因被元世祖任命为寿、颍二州屯田府达鲁花赤，“时二州地多荒芜，有虎食民妻”。别的因乃立槛设机，缚羔羊于槛中作为诱饵，将虎射死，“自是虎害顿息”（宋濂，1976:2994）。

洪武（1368—1398年）初，随赟为六安州英山县知县，常有虎食人之事。随赟移文于城隍神，“虎遂死于民被害所。乃斩其首，悬之城隍庙门。虎患遂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1998）据天长县群牧监奏：民人戴某妻在野外牧牛，其犬被虎所食。虎见戴妻，遂转而攻击。戴家所饲之牛，舍命护主，与虎相搏。“不逾时，而虎负牛胜，人难消矣。”（朱元璋，1991:328）

明代两位苏北籍作家施耐庵、吴承恩各自所著的《水浒传》和《西游记》均详细描述过打虎的场面。实际上，由于生态的破坏，明以后，淮河流域已甚少有虎事记载。仅在一些山区尚有虎迹。如史载“东海旧患虎”（许绍蘧, 1936:116）。在明代，将大别、桐柏列为“禁山”。康熙时光山县“群虎据其湾（虎湾—村名）搏人，集乡勇捕杀至二十余，虎患始息”。

清以来，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农民长期以来有向蒙古等地移民的传统，即通称的“走西口”。民国建立后，政府在绥远等地建立了专门的移民机构（移民局），负责内蒙古、察哈尔及绥远的垦区事务（Paul Wilm, Dipe Acrar,1927）。由此造成内地向西北的大规模移民。内地贫民一般在后套一带筑室耕田，生产生活与内地相似。其中以山西人占大部分，河北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0%。至1925年，“在以往的大约三十年中间，已经从各蒙旗取得供开垦的土地三百万亩有零。这些土地分散于绥远各县并交错于甘肃和陕西的边界”。（章有义，1957:662～663）经过大范围的移动，经过仅仅20年的开垦，察哈尔地区大约有半数的地方住满了人。耕地连成一片，数百个村落和许多城镇已经兴起（Paul Wilm, Dipe Acrar,1927）。

内地迁往新疆的人口相对较少。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专著中写道：“天山南北自古为各民族驰骋角逐之场，往来迁徙之径，故民族极其复杂，尤其是（天）山北之民族新陈代谢更为频繁，唐以前之古民族均出走消失或同化，今之居民皆自元迄民国间先后迁入者。”（曾问吾，1936:570）据估计， 1912年，新疆仅有人口2097763人，1928年比1912年净增人口902237人（陈彩章，1946:126），估计其中不少人是口内移民。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非常注重对西北的开发。在绥远，1931年，垦务局已丈放荒地18万余顷；察哈尔，1929年建设厅曾规定蒙旗放垦办法；青海，1929年，垦务局在不到1年内即丈放荒地及私垦熟地207750亩；宁夏，曾计划移民14000户、共70000人，开发荒地140万亩；新疆，1935年，西安至新疆的西北公路修成，为内地人民迁移新疆提供了条件（田方等，1986:176～179）。据对山西保德县的调查，到绥远、甘肃等处谋生的人约占当地人口总数的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936年对甘肃省安西农村的调查：“据说因为新疆哈密召户，全家移住该处者更多，安西有许多村里，简直已经不见人烟了。”（耕夫，1930）

民国年间，农民大量离村进入垦区，对于边疆的开发、民族的融合都有积极的作用。但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不靖、人口增加过快、农村社会失序造成的。内地人口大量涌入边疆地区，滥垦现象势不可免，给较为脆弱的边疆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内地人口向东北迁移，在晚清时开始得到政府的鼓励，1897年修筑中东铁路，中国移民开始大规模北上，数千工人群集满洲。中东铁路于1903年正式通车，自此以后，中国移民逐渐增加。在那时，“闯关东”是山东等地农民谋生的重要途径；民国建立后，东北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招徕内地移民开发东北。据国外学者在1927年的估计，1925年以前，在正常年份，每年约有40万内地人移居东北。从1926年11月至1927年10月，大约有100万移民从南方迁居东北（C.Walter Young,1927），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

移入东三省的人口，约80%为山东人，其次为河北人和河南人。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谋生困难，兵灾匪患连连。（陈彩章，119～120）据海关报告：“由山东和河北向东北移民的狂潮，其规模之大，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章有义，1957:638）移民至东三省后，多数分布在奉天、长春、滨江，其中半数移民经滨江移迁到黑龙江。

1923—1930年，移入东北人口达570万人，其中居留在东北者占46.6%。1927年移入东北的人口为102万人，1929年移入东北人口达108万人，其中从山东迁出者占71%。

1931年以后，每年移入东北人口的数量，再也没有百万人。1933—1937年每年移入东北的人口分别为586767人、627332人、444540人、359741人、372654人；其间每年返回原籍的人口分别为447552人、298571人、420414人、282966人、372654人（金毓黻，1944:120）。5年中净迁入东北人数达568897人。

东北是当时少有的多林地区之一，人口的大量移入，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但造成了严重的毁林后果。

有人认为，历史时期以移民屯垦为模式的西部开发走的都是粗放型农业道路，尽管其军事和政治意义重大，但经济和环境意义却难以一言以蔽之，如与气候变化相叠加，很容易出现生态环境退化的结果，一时的繁荣之后是长期的环境恶化与民生凋敝，我国西北地区许多农区和牧区的沙漠化过程演变即如此（何彤慧等，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