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的神话

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不争的事实，为孩子减负的口号不绝于耳。学生、家长、媒体及教育主管部门众口一词地强调应该为学生减负。然而事与愿违，在全社会减负的呐喊声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丝毫没发生改变。在惨烈的升学竞争中，孩子的负担日益沉重。孩子在重压下身心疲惫，老师在重压下心力不济，家长在重压下忧心忡忡，人人向往的减负成了神话，尽管它是那么美好，那么诱人，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天长日久，减负即使在精神上也失去了“充饥”的魔力，整个社会陷入了升学考试恶性的竞争泥潭。

一、可怜的孩子

中国的儿童更多地被形容成为小皇帝、小公主。在独生子女的政策下，孩子的稀缺使孩子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这个还不算富裕的民族，对孩子的投入极其慷慨，中国父母的奉献精神堪称天下第一，孩子几乎都被家长惯坏了，他们怎能称得上可怜呢？

孩子的可怜是孩子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就没有了童年。小小的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终日与学习为伴，成天上课，业余时间上各种辅导班，一旦到了初三，便没有了节假日，没有了八小时学习时间的概念。我儿子所在的重点高中，住校生从早晨6：30到晚上9：30，除了课间及中午吃饭，均为上课与自习时间，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不受《劳动法》保护的群体。我有一个表妹将孩子送入青岛市郊的一个重点中学，离开学校后表妹在给她的丈夫打电话时失声痛哭。妹夫问：“怎么了？难道是将孩子送进监狱了？”表妹说：“差不多，十几个孩子睡在一间宿舍，伙食不好，从周一到周六不准走出学校的大门。”十三岁的孩子失去了自由。

孩子在学校不仅仅要承受体力与脑力的压力，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按成绩排班，按成绩排座，动态调班，优胜劣汰，无论学习好还是学习差的孩子均承受着与他们年龄不符的竞争压力。学校还经常变换花样强化这种压力。我儿子上初三的时候，我参加了他们学校举办的一个“把握今天，辉煌明天，大干100天”的誓师大会。大会隆重庄严，前面是初三各班的孩子，后面是孩子的家长，一个班级派一个代表站在台上，率领本班同学宣誓，其中有个女孩，在誓言中竟有“从今以后，我们要过上非人的生活！”这样的言辞，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笑声中有苦涩，笑声中有悲壮。

巨大的心理负担，繁重的课业负担，严重地侵蚀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由于缺乏体育锻炼，孩子中小胖墩、豆芽菜不在少数，而且我国城镇中小学生近视率能改写世界纪录。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孩子中自杀的、杀人的（甚至杀亲生父母的），精神错乱的，已不再是媒体报道的热点。据辽宁《半岛晨报》抽样调查统计，孩子心理不健康的比例超过50%。

除此之外，追逐分数第一、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还带来两个有害的副产品：其一是泯灭了孩子的创造力。我的儿子经常因为独辟蹊径而被老师批评。孩子初中与高中的数学老师都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儿子的思维发散，不依常规的方法做题，虽然说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是好事，但毕竟我们面对一张考卷，判卷的老师没有时间循着你的思路去想，偏离常规的算法，十有八九被判错，吃亏的是我们自己。”这种循规蹈矩的教育方式，难怪我们能培养出数理化奥赛世界第一，却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创新取胜）。其二是让孩子失去了求知的兴趣。长期大量超负荷填鸭式的教学，日复一日演算没有穷尽的试卷，使本该趣味横生的求知过程变得枯燥无味，让孩子对学习产生了厌恶心理。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她的女儿中考结束后对她讲：“妈妈，一个月内你不要在我面前提学习两个字。”探索奥秘，增加知识的学习原本可以其乐无穷，而僵化与繁重使它变成了酷刑，让许多孩子感到恐惧。一个对学习恐惧与厌恶的孩子怎么可能成为知识海洋的弄潮儿。

我们怎么啦？为什么和孩子过不去？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希望他们快乐与幸福。然而人生的快乐与幸福包含了童年的快乐与幸福，剥夺了孩子“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快乐，我们拿什么去补偿？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二、无奈的家长

与学校联手剥夺孩子童年的，恰恰是深爱着孩子的家长。“爱之深，责之切”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我看过一个报道，一位政协委员热泪盈眶地谈到，每天清晨呼唤女儿起床时，孩子经常伸出一个手指，请求多睡一分钟。然而无论如何怜爱，家长总是硬下心来，让孩子去背负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学习重担。面对孩子的早出晚归，面对孩子的夜以继日，家长的那份心疼与焦急，不亲身感受，很难明白其中的滋味。这是一群无奈的家长，他们的选择具有相当的理性。

理性之一是知识具有很高的租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使生产要素的价格更加合理。计划经济中常见的脑体倒挂现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矫正。知识有价，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回报率很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从一般意义上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收入有着越来越大的差距。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知识及技能成为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对劳动力市场这一变化心知肚明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又怎能不硬下心肠，想方设法地让孩子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

理性之二是高等教育文凭仍然是一个门槛。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劳动力不均质的条件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雇主无法如雇员一样清楚雇员自身的能力。由于测度雇员能力的成本太高（如试用期半年），所以雇主就借助另外一个与能力相关的指标—文凭。一个能够读到大学毕业的人，一般来说智商不会太低，而且接受过与企业有关的专业训练更容易进入工作状态。由于文凭是传递雇员能力的一种信号，因此，它就成了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进入障碍。我们在太多的招工广告上看到“大学本科以上”的字样。尽管文凭不等于能力，文凭不代表水平，但它的门槛效应将多少有能力、有才华的青年挡在成功的大门之外。没有文凭，孩子将失去许多机会。

理性之三是家长陷入囚徒困境。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描述个人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在激烈的升学考试竞争中，学生与家长均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们在与其他高考竞争者博弈的占优策略就是不能减负。因为假如其他竞争者减负，我的理性选择是不减负，悄悄地超过对手；假如其他竞争者不减负，我的理性选择也是不减负，因为掉以轻心，便会被不减负者打败。无论对手减负还是不减负，个人理性的选择都是不减负，不减负是竞争中取胜的最优策略，减负不就成泡影了吗？我亲耳听到一位中学校长说：“减负，谁减负谁是傻瓜。”这种不当傻瓜的个人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社会为那张文凭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可谁能打破这个愚蠢的纳什均衡呢？谁愿意从我做起？囚徒困境又称囚犯两难，家长痛苦的选择岂止是两难，可怜天下父母心！

三、失态的教师

教师的职业被称作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教师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回首童年，除了母亲，留给我慈爱与关怀最多的是我的老师。那些亲切、耐心、敬业的中小学老师，在我心底留下美好的印象，他们永远是我从业做人的楷模。

曾几何时，像母亲一样慈爱的老师变了模样。媒体屡有报道教师中的败类，将孩子殴打致残、在孩子的脸上刺字、逼迫孩子吃屎，甚至奸污幼小的女生。每每看到这些报道我总是胆战心惊。这些现象不具有代表性，那些教师中的道德败坏者早就应该从教师队伍中清除出去，但是缺乏耐心、口无遮拦、体罚和心罚孩子的老师绝非个别，下面是我儿子刚上初中时的一段日记。

浅秋。微风惬意地吹着我的脸，可是我的心并不惬意。

中学，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吉利的字眼。因为它不仅陌生也许还代表着严苛的校规和恼人的作息时间，所以我不愿意上中学，可是没办法。

我跟着爸爸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到了四中。一进教学楼，我就遇见了我的班主任冯老师。我打量着她，老练、深沉，这是我对她的评价。于是，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了。

也许冯老师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开学第一天就出现了第一位“牺牲者”。“大家请看，某某像狗一样趴在桌子上。”冯老师喊道，我吃了一惊，看起来如此老成持重的老师竟会在开学第一天就辱骂学生！这就是初中一年级最好的老师吗？很快轮到我了。上课时，我想举手发言，看冯老师似乎朝我点了一下头，我便站了起来，“谁让你站起来的？”我懵了，说了一声“对不起”。刚坐下又听见她说：“谁让你坐下的？”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就这样，冯老师用她苛刻的言行限制着我们。在班级里、在她的课堂上，甚至只要冯老师在教室，你就不可能听到一点笑声。同学们渐渐地被她训练成了一群长着小孩儿脸的老头、老太太。时至今日，在初中一年级二班的课堂上、班会上你都不会看到同学们生龙活虎、踊跃发言的景象。

我的孩子平时未见他有多好的文采，可每每写到他的老师及教育制度，他却能写下如“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及“长着小孩儿脸的老头”这样入木三分的文字。就是这位老师在家长会上毫不掩饰地说：“孩子成绩不好，就不可能有尊严地活着。”当孩子上初三时，班主任（此时，儿子已经换了班主任）十万火急地将我请进学校，问及孩子所犯的错误，竟是因为无所顾忌地大笑。我问老师：“是课上还是课下？”老师说：“快上课了，学校正开展下课静悄悄活动。”十几岁的孩子紧张地学习45分钟之后，在下课的时候因为笑而被罚不准上课还要请家长，让我如何理解学校及老师这种近乎变态的行为及制度？

老师的行为、学校的规定均源于严酷的升学考试及教师主权的教育制度。教师的失态是因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中考与高考的压力。孩子初三的班主任和孩子一起没日没夜地度过“黑色的初三”，一年之内体重减轻了8.5千克。因为她是化学教师，学校给她的指标是她的班上不能有一个化学不及格的学生。奖金、职称等所有的名利都与学生的成绩挂钩，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老师们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身心疲惫的老师难免失去了原本具有的耐心和亲和力，教师也是人。

教师失态的原因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我国的教育市场上，存在着卖方垄断，教师主权现象严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理念，使学生和教师的地位不对称，学生与教师的不平等，使学生的偏好与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二是九年义务教育容易给人错觉，好像初等、中等教育是免费的午餐。免费上学者只承担少许的费用，让学生与家长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腰杆不硬。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纳税人，在集体支付公共品的费用后，蜕变为“沉默的羔羊”。三是教育市场提供的产品是无形的服务，其质量的测度与监督成本很高，家长对教师提供的服务信息显著地不对称。孩子身心所受到的侵害多数属于无形的伤害，它使家长在遭受教师的道德风险时无可奈何。当然，教育市场上的国家垄断及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较低等原因也是教育产品质量不高、消费者利益得不到保证的原因。

可怜的孩子，无奈的家长以及失态的教师均是一考定终身制度的牺牲品，这是一场负和的博弈，没有人在这场博弈中占到便宜。现行的升学考试制度不改革，减负就是一个无法兑现的神话。减负强调多了，其精神上的满足也会边际效用递减。

我们呼吁为孩子减负，其实是在呼吁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教育市场的完善、学生与教师地位的平等、消费者主权的确立，而这一切都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转换成本太高是落后制度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是一项我们很难承受但不得不承受的成本，毕竟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孩子不健康，我们的民族就不强大；泯灭孩子的创造力，我们的民族就会丧失竞争力。拯救孩子，就是拯救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