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化氛围中的“新传统”想象

文学史的编写对于文学传统的阐释与定位，以及将这种阐释定位进行知识化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章，我们将集中考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修史”与现代文学传统确立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虽然从2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关于新文学的评论与总结，甚至已经出版过多种相关的著作，但这些论著大都没有拉开足够的历史距离，基本上还是属于同时态的文学评论，未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对现代文学的“史”的研究。30年代之后，陆续有沈从文、朱自清等一些作家、学者在大学开设新文学的课程，但仍然缺少系统性，不可能真正列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况且讲课者也无意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这样说，在50年代之前，现代文学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顶多只是一种“潜学科”。这种情况下，文学史研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全面清理乃至确立现代文学传统。

然而到50年代，情况大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很自然也就提出了为前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修史的任务，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确立新文学的传统，也就被看做是这一修史任务的一部分。因此新文学史研究就顺理成章地从古代文学的学科领域中独立出来，而且得天独厚，自上而下得到格外的重视，并纳入新的学术体制，带上浓烈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引的色彩。在很短的时间内，现代文学研究几乎成为“显学”。

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以及对于新文学传统研究的重视，又与学校教学直接相关，是以大学课程的调整为契机的。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文系主要的必修课程。其任务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这就为新文学传统研究定下调子。此后，全国各大学中文系都配备教员专门讲述“新文学史”这门课，讲授的课时量很大，三十多年跨度的内容，一度几乎与两千多年的古典文学课时持平。有关的讲义和论著也应运而生，现代文学研究真正从其所附属的古典文学框架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在大学享有基础课地位的新的学科。该学科建立伊始，就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政治性强，二是与教学紧密相关，这种状况对后来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科发展，影响都很大。五六十年代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阐释，就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化氛围中进行。

下面我们考察五六十年代涌现的多种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教材。较早出现而且影响巨大的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我们将用较多的篇幅来讨论这部书，看它是如何解释和确立现代文学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