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外做民族志

中国人出国，在“镀金”、“淘金”、“挥金”之外，新增加了一个目标，这就是扎在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一种文化来观察，然后写出学理支撑的报告，名之曰“海外民族志”。虽然到目前只有十多个人怀抱着这个目标走出国门，但是它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却不同凡响。

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国的人类学学子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规范，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需要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且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时期。

在西方人类学的正统和常识中，民族志就是基于异国田野作业的研究报告，“海外”是民族志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它们是没有“海外民族志”这个说法的。

人类学民族志的标杆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玛格丽特·米德那批充满学术激情的青年才俊在1920年代出版的著作所树立起来的。他们各自从伦敦，从纽约背起行囊，乘船出海，到大洋中的小岛和“野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完成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及《萨摩亚人的成年》等经典的民族志著作。他们是第一批靠民族志成为人类学家并进而成为学术领袖的人物。他们的职业生涯成为人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做民族志，总要有充沛的激情让自己想得够远，走得够远。在拥有成千上万的人类学从业者的西方国家，即使后来在国内社会做民族志的人逐渐多起来，但是，到海外做民族志还是一直被尊为人类学人才培养的正途。

但是，对于中国的人类学共同体来说，民族志一直都是一种家乡研究，一种对于本乡本土、本族本国的调查报告，因此，“海外”从来都是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所缺少的一个要素，所未曾企及的一个视野，所没有发育起来的一种性质，当然也是今天绝对需要的一种格局。

一般都说中国人类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才有组织地把田野作业推进到海外，这项迟来的事业让我们终于可以跨越百年的遗憾。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具有人类学专业的国内高校正陆续把一个一个学子送到海外开展规范的田野作业。

中国学人到海外做民族志的时代尽管迟来却已经大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