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并序
陶渊明
【作者小传】
陶渊明(365—427),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年轻时代的陶渊明,颇有用世之志,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他二十九岁出仕,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等职。由于他身处晋宋交替之际,官场倾轧,仕途黑暗,他立身高洁,不肯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因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潜为彭泽县令任职仅八十五日,就辞官回家,从此躬耕陇亩,不再出仕。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又称“五柳先生”。
陶渊明是古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田园诗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散文《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辞赋《归去来兮辞》等,格高韵逸,充满了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田园的喜爱,风格平淡中和,语言质朴自然,意境高远,韵味悠长,对后人影响很大。有《陶渊明集》。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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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于晋义熙元年(405),陶渊明辞彭泽令后不久。序文写出仕及归隐的经过、原因。正文写回家时的愉快、隐居的乐趣及乐天知命的情怀。据《宋书·陶潜传》云:“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以明心志。
文中第一段写辞官的原因、过程和归家时喜悦的心情;第二段写归家后愉快与安适的生活;第三段写定居农村后的生活和感受;第四段写乐天安命,顺其自然。文章按照辞官——归途——抵家——室内生活——涉园——外出——纵情山水——如何度过余生的线索叙事,抒情线索则是自责自悔——自安自乐——乐天安命。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思考阐释】
一、分析本文的语言特色是如何形成的?
二、陶潜顺应自然,乐夫天命超生死,有别于“立德”、“立功”、留名于世的儒学家,也有别于炼丹、学道、求长生的道学家,这里边有他遗世独立、超脱生死的旷达乐观精神,也流露出他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思想情绪,这是他欲冲破黑暗而不能的保身之计,也是他人性减弱的一种表现。你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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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写抑或虚写
《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
——钱钟书《管锥编》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到)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zēng)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战国时齐国的隐士)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同类)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和陶诗
和陶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现象,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本身。这种现象不仅证明陶渊明的影响巨大,而且表明后代的文人对他有强烈的认同感。和陶并不是一种很能表现创作才能的文学活动,其价值主要不在于作品本身的文学成就,而在于这种文学活动的文化意蕴。在研究了大量的和陶诗之后,本文所要强调的是: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和陶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对清高人格的向往,对节操的坚守,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和真率生活的愿望。真实的陶渊明也许并不很单一,我们不能排除后人对他的认识有理想化的成分,而这正是符号的特点。至于和陶的人,多数未能达到陶渊明那样的人生境界,有的只不过是借以自我标榜而已。陶渊明不断地被追和,说明这个符号在中国文化中不断地重复、强化。研究和陶诗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切入口。
——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