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罗明坚：儒家经典西译的开创者
《明心宝鉴》只是民间通俗读物，而将中国儒家经典著作首先翻译成西方语言的是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注17在讲到耶稣会的汉学成就时，学术界给予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他的一些后来者的赞誉太多了，注18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学术界都忽视或者冷漠了来华耶稣会士的真正开创者，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罗明坚。他才是儒家经典西传的真正开创者。
当1592年高母羡在菲律宾翻译《明心宝鉴》时，从中国回到罗马的耶稣会士罗明坚，也做着同样的工作。如果从翻译中国典籍的时间上看，高母羡先于罗明坚，但如果从在欧洲出版中国典籍的时间来看，罗明坚早于高母羡，因为高母羡的书是在菲律宾出版的。
首次在欧洲正式发表罗明坚的《大学》拉丁文译文的，是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1533—1611）。他于1559年加入耶稣会，以后成了耶稣会会长麦古里安（Mercurian，1573—1581年在任）的秘书，就是麦古里安把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8—1606）派到了东方传教。波赛维诺以后作为罗马教皇的外交官被派到德国、匈牙利、葡萄牙、俄国等地工作，晚年从事文学和神学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著作便是百科全书式的《丛书选编》（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in Salute omniun procuranda），这部书1593年在罗马出版。［书中所标明的当时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Aquaviva）的出版许可日期为1592年4月16日。］
罗明坚返回罗马以后常常去波赛维诺那里，向他讲述自己在中国传教时所看到和听到的事，这样波赛维诺就在该书的第九章上介绍了罗明坚在中国的一些情况，并将罗明坚的译文一同发表。这本书以后又分别于1603年和1608年在威尼斯和科隆两次再版。注19
罗明坚在《丛书选编》注20中所翻译的《大学》内容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Humanae institutionis ratio posita est in lumine naturae cognoscendo, & sequendo, in aliorum hominum conformatione, & in suscepta probitate retinenda. Quando autem compertum fuerit ubi sistendum est, tunc homo consistit, consistens quiescit, quietus securus est, securus potest ratiocinari, & dijudicare, demum potest fieri voti compos.
Res habent ordinem, ut aliae antecedant, aliae sequantur. Qui scit hunc ordinem tenere, non procul abest a ratione, quam natura praescribit.Principio, quo voluerunt naturae lumen, animis hominum ad mundi perfectionem concessum, inter mortalitatis huiusce tenebras dispicere, prius Regnum consistuerunt; qui autem Regnum optimis voluerunt institutis, & legibus temperare, domum suam recte administrarunt; Domum suam recte administrare qui voluerunt, semetipsos ex rationis praeceptis formarunt: Qui vitam suam penitus cum ratione consentire cupiverunt, eius, quod intimum esset, cordis scilicet, & mentis statum summo studio direxerunt: Qui cor quaesiverunt ab omni labe facere alienum, eius cupidatatem, & studium aliquod vel amplectendi, vel fugiendi ordinaverunt; hoc vero ut praestarent, cuiusque rei causas, & naturas noscere studuerunt.
这是在西方16世纪的文献中首次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在学术上意义很大。首先，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献。罗明坚这篇文章发表在波赛维诺的丛书中，注22这套《丛书选编》共18章，或者说18部分，分为上下两卷：
在第一卷中，波塞维诺介绍了文化与研究的崇高地位和重要性；圣经，包括其历史和解读方面的东西；神学；教理问答 （传道的方法和传统）；关于神职人员和教会；如何应对东正教徒（希腊人，等等）；如何帮助异教徒（宗教改革）；神学和异教徒的无神论；如何帮助犹太人、穆斯林和其他人；谁可以帮助日本人及其他东方民族；如何帮助日本人及其他东方民族。第二卷包括：关于哲学；关于法律；关于医学；关于数学；关于历史；关于诗歌和艺术；关于以西塞罗为典型的正统写作艺术。注23
按照麦克雷教授的研究，“耶稣会士企图通过这套书为欧洲天主教知识分子从事学术研究、教育以及制度设立提供保险的教义参考。因其内容所具的深度和广度，这套书也被称为‘反宗教改革的百科全书’。”注24
波赛维诺在1593年出版第一版时的第十部分是“日本及其他东方民族”，但是这里没有提到中国人。而在1603年第二版时有了关于中国的部分“Quibus rationibus gentes et Indi iuvari possint. Qua occasione id certioris historiae de Regno Sinarum innuitur quod hactenus ignoratum est, quodque auctor reliquis suis commentariis in lucem postea edendis copiusius adiexuit”。他也明确说这些材料是来自罗明坚的，“我们的教友罗明坚在那里编撰并宣讲这些问答多年，我们亦从他那获取这些材料”。而且说，这些材料“之前一直是未公开的”（hactenus ignoratum）。在拉丁文中他还提到了西班牙传教士桑切斯，他说：“这些材料大多来源于罗明坚，还有少数信息来源于另一位耶稣会士桑彻斯。桑彻斯在墨西哥、菲律宾工作过，后在澳门和广东作了短暂停留。……桑彻斯用口头或文字的形式在罗马留下了材料，我们在此创作。但是关于中国的最丰富的材料还是由罗明坚提供的。”注25桑切斯主要在菲律宾活动，但他也来过中国，并与罗明坚有过交往。虽然同为耶稣会士，但由于传教的地点不同，两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完全不同，罗明坚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的政策，而桑切斯却说：“我和罗明坚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以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了。”注26应该说，这份文献主要是罗明坚所写。
其次，我们来具体研究罗明坚对《大学》的翻译。《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被宋儒所重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所以，他认为“学者必由是而学焉”。
为更好理解罗明坚的这段拉丁文翻译，我们从拉丁文译文展开研究，拉丁文中文翻译如下：
教育人的正确道路，在于认识与遵从自然之光塑造其他人，而且还在于能正确地行和止。当人明白在哪里要停止时，他就停止，而停止时他便平静，且平静后他就感到安全，而安全后他方能推理与判断，就能实现他的愿望。事物本有秩序，有的事物是前提，有的事物是后果。能够掌握住事物秩序的人离自然所规定的原理不远了，因此，愿意探究自然的因由、先天光明，为了治理世界的人们，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而要恰当地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则应先以正当的规则来建立自己的家庭。那些要以正当的规则建立自己的家庭的人，则应先建造自己的生活。要建造自己生活的人，则应先建造自己的精神。要建造自己精神的人们，则应先从众人的沉沦中拯救自己的灵魂。凡是试图从众人的沉沦之中拯救自己灵魂的，他便需要端正欲望，要先为自己准备知识。而知识的圆满在于认识事物的原因与本质。注27
我们来分析罗明坚的这段译文。首先，如何译《大学》这个标题。罗明坚译为“humana institutionis ratio”，即“教育人的正确道路”。罗明坚之后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在他1662年的《大学》译本注28中将其译为“Magnorum Virorum sciendi institutum”，即“大人的正确教育”，而1687年由著名的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5）等人在《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Paris, 1687）注29中将“大学”译为“magnum adeoque virorum Principum sciendi institutum”，即“君子的正确教育”。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09—1677）在他的《中华新志》（Nouvelle relation de Chine， Paris，1689）中将“大学”翻译为“La méthode des grands hommes pour apprendre”，即“伟大人的理解方法”。
如果对比一下这几种译法，我们会觉得相比之下，罗明坚的译文不如殷铎泽翻译得好，“大学”在这里不是指对一般人的教育，主要是对大人的教育，或者说是培养君子的教育，如张居正解释为：“大学是大人治学，这本书中说的都是大人修己治人的道理。故书名为《大学》。”注30
其次，如何译“在明明德”。罗明坚将其译为“lumen naturae”，即“自然之光”，他用这种译法以区别于“超自然之光”，即“lumen supranaturale”，这句话的英文翻译是“遵从自然的启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正是从罗明坚开始，来华传教士大都采用这种观点，以“自然神学”来解释中国的思想。这里的罗明坚没有用“超自然之光”，显然是在回避启示神学。1662年殷铎泽的译本中则回到了“启示神学”，而改为“spiritualis potentia a caelo indita”，即“由天所赋予的精神力量”。到柏应理时，则把这个概念引入了基督教的含义，译为“rationalis natura a coelo indita”，即“天赋的理性本质”。这显然是面对欧洲的礼仪之争，柏应理在翻译策略上的转变。在当时的欧洲，以斯宾诺莎所代表的“自然神学”思想是受到主流神学思想的批判的。注31
“明明德”，这里的第一个“明”字是动词，是彰明的意思，而“明德”意思是人原具有的善良德性，因后来受物质利益的遮蔽，个人褊狭气质的拘束，这种善性受到压制。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的“明德”得以恢复。朱子说：“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对“明德”之源作了提升，人这种原初的善“得乎于天”。这个天既不是物质的天，也不是神的天，而是理之天：“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朱熹《朱子语类》卷一）
罗明坚从自然神学加以解释，殷铎泽和柏应理则表面上是套用朱熹的思想，实际上是向“启示神学”倾斜，他所讲的“天”显然是人格神的天，而柏应理的解释则已完全从基督教来理解。相比较而言，罗明坚的解释相对接近“明明德”的本意。从罗明坚到柏应理，在翻译上的变化则反映了当时欧洲对中国思想认识的起伏。
罗明坚把“亲民”与“明明德”合在一起译为：“in lumine naturae cognoscendo et sequendo,in aliorum hominum confirmatione”，即“在于认识和遵循自然之光，在于成全他人”。这里他实际上翻译了朱熹注的后半句，朱熹注：“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殷铎泽在1662年译文中的“新民”译为“renovare sea reparare populum”，即“祈祷或更新人民”，但他在括号中加上了“in amore erga alios”即“向他人的爱”的解释。柏应理则是用“in renovando seu reparando”，即“在于恢复或修整”。从这个比较中可以看出，罗明坚的译文不如殷铎泽的译文，主要是没有把“新民”译好。这点丹麦汉学家龙柏格（Knud Lundbaek）对罗明坚和殷铎泽两人的翻译评价比较合理，他说：“在1662年殷铎泽的译文中我们看到汉字‘亲民’（爱人民），但是翻译为‘使人民焕新’。在这个问题上，它后面加了一句插入语：‘在对他人的爱’（in amore erga alios）。《中国哲学家孔子》里则是‘重新塑造人’（in renovando seu reparando populum）。有个脚注指出第十个字不发‘新’的音，意思也不是‘新’或‘革新’。这个字发音为‘亲’（cin），意思是‘如同父母或亲戚’（amare parentes propinquos）。如果中文文章也放在一起，这个难以理解的阐述可能还能至少部分地获得理解。译者并没有说明他们面对的是朱熹的校正。事实上，亲/新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中国政治伦理界的一个颇有争议的议题。朱熹学派的反对者王阳明就一直坚持那个字应该是‘亲’注32。罗明坚似乎没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看起来他试图用 ‘在于认识和遵循自然之光，在于成全他人’（... in lumine naturae cognoscendo et sequendo, in aliorum hominum conformatione）来处理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个表达就包括了两个意思：‘在于认识和遵循自然之光，在于成全他人’。”注33罗明坚没有很透彻理解“新民”的含义，没有明确翻译出“新”字所包含的“我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鼓舞作兴，使之革去旧染之污，亦有以明其明德”的含义。注34
“格物致知”是朱熹注《大学》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罗明坚原译文为“absolutio scientiae posita est in causis et rationibus rerum cognoscendis”，即“知识的圆满在于认识事物的根源和本质”。后在波塞维诺的《丛书选编》时罗明坚将其译文作了修改，将“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联在一起翻译为“qui cor quaesiverunt ab omni labe facere alievum eius cupidatatum, & studium aliquod vel amplactendi， vel fugiendi ordinarunt; hoc vero ut praestarent, cuiusque rei causas, et naturas noscere studerunt”，即“凡是试图从众人的沉沦之中救出心灵者，他便需端正欲望，要先为自己准备知识，而知识的圆满在于学会认识事物的原因和本质”，英文译文翻译成“为此他们努力学习万物的缘由和本质”。这两个译法都反映了罗明坚对“格物致知”理解与原意相差甚远，他基本上是从西方知识论和认识论来理解“格物致知”的，而实际上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置于伦理学的框架中的，因为宋儒的“格物致知”“不在乎科学之真，而在乎明道之善，这才是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本质”。注35由此看出罗明坚对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还有距离，这反映了中西思想初次交流所遇到的困难。
已故的丹麦汉学家龙伯格（Knud Lundbaek）认为罗明坚的这段译文有三个特点：
1.它说明在中国的教育内容中包含着政治——伦理的内容，或者说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2.“这个劝诫人们追求事物的本性和缘由的讲道词所具备的伦理政治性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使读者震惊”；3.这段译文给人印象最深的在于这样一种政治——伦理的思想劝告人们要研究“事物的性质和原因”。“一个人如何能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只有通过分析事物的性质和原因。”注36
应该说龙伯格评价的前二条是对的。第一条说明了罗明坚的译文还是抓住了《大学》的思想本质，即教育的政治化与伦理化。第二条评价也是客观的，因为罗明坚第一次将东方伦理思想介绍到了西方，应该说，这种伦理与政治治理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有重大区别。龙伯格的第三条是揭示了罗明坚译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正像我们上面已指出的，这正是罗明坚译文的一个重要误解，而不是应加以肯定的地方。龙伯格的这个评价也反映了他对宋儒明理学的认识论的伦理特征理解不够，按照他的思路，中国哲学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思想中，最终要落实到“修身”，而修身在于“格物致知”，最终落到了认识自然，探求事物的原因和本质上。显然，这是从西方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的。在理学中“格物致知”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框架中发生的，朱熹的“格物致知”主要在“穷天理，明人论，讲圣言，求世故”，而不是求自然之因、科学之真。
罗明坚的译文发表后,当时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龙伯格说17世纪西方最著名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都未提到他的这个译文。直到1615年随着利玛窦等人的著作出版，中国逐步被欧洲人所重视时，以往关于中国的报导才重新被人注意。无论如何，罗明坚首次将中国儒家经典传向西方，开启了欧洲人翻译中国经典之先河，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