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漓江道等五岭移民增加与苍梧郡的经济文化发展
六朝时期，岭南地区少受战乱影响，加之地广人稀，封建统治力量薄弱，成为岭北长江流域及中原民众南迁的地区之一。南迁南岭和岭南的这部分移民，一小部分徙居五岭交通走廊，大部分散居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及粤东一带。正是移民的增加，使沿五岭交通走廊一带政区城市增置，五岭山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六朝时期五岭交通仍然不失为移民南下的通道。经过东汉末吴初、西晋末东晋初、梁末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岭南地区人口大增，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完整意义的经济区。第一次人口迁徙发生在东汉末吴初，时中原板荡，而统治岭南交趾、南海等七郡的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乱者以百数”，“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6]因此部分士人与民众南下。后步骘为交州刺史，“绥和百越，遂用宁集”[7]。陆胤继为交州刺史，“喻以恩信，务祟招纳”，人民“负老携幼，甘心景从”，在任十余年间，“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交域清泰”。[8]长达数十年的清明政治，有利于安辑移民，发展经济。第二次人口迁移高潮发生于西晋末东晋初，北方“永嘉之乱”，长江流域李特、张昌、杜韬、石冰、陈敏等争战，“民多流入广州”。而西晋初，滕修“宿有威惠，为岭表所伏”[9]。后交州刺史陶璜“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10]。东晋太兴初，交州刺史“（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11]。元兴年间，广州刺史吴隐之“清操踰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12]。清正廉洁的吏治，使岭南出现长时间的清明政治局面，为流民南下提供了良好的避难场所。东晋时，长江流域许多农民起义军及流民、豪族南迁岭南。“（王）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时杜弢余党杜弘奔临贺”[13]，两路流民及起义军应是从长沙等岭北越萌渚岭、骑田岭道进入广州、临贺、苍梧等地。第三次人口南迁为侯景之乱，长江中下游民众纷纷南下。估计六朝迁徙岭南的人口至少有250万，这其中还不包括诸如步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14]；陆胤“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15]；卢循以广州治所番禺为基地，从初来时的数千人至北伐东晋时已扩充到数万人；[16]陈霸先北伐侯景时，仅始兴郡（治今广东曲江）豪族侯安都就率三千人来归附；[17]等等。这些兵士大都北越岭未归，故六朝时岭南人口数量不少，为人口南迁的重要地区。而苍梧郡无疑是岭南迁入人口重要的地区。
六朝时期，迁入岭南的人口虽然是东汉末吴初、西晋末东晋初、梁末等移民的余波，只占小部分，但这部分移民仍在岭南的开发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特别是五岭山地及相关走廊沿线，成为人们躲避江淮地区自然灾害与战乱（王敦之乱、孙恩等起事、侯景之乱）的重要场所。这些移民虽然不乏有从海道移入岭南的，但五岭走廊无疑应是荆州、扬州豫章郡等地移民重要的南下通道，而漓江道无疑在其中荆州南下的作用不可小视。
据《晋书·地理志》所载西晋太康时期户口数可窥当时南岭以南附近郡县人口数量多寡。广州的始安郡“吴置，统县七，户六千”，辖地当今广西桂林大部；临贺郡“吴置，统县六，户两千五百”，辖地当今广西贺州、湖南永州的江永、江华等；始兴郡“吴置，统县七，户五千”，辖地当今广东韶关、清远等；南海郡“秦置，统县六，户九千五百”，辖地当今四会至台山以东的广东大部、福建的漳浦、云霄、诏安，广东肇庆的怀集、四会、广宁等；苍梧郡“汉置。统县十二，户七千七百。广信、端溪、高要、建陵、新宁、猛陵、鄣平、农城、元溪、临允、都罗、武城”，辖地当今广西梧州全部、平南、昭平、广东肇庆大部、云浮全部、信宜等。[18]以上涉及广州的五郡三十八个县，较两汉时交（趾）州（刺史部）零陵、桂阳、豫章、苍梧、南海五郡（汉豫章郡、零陵郡、南海郡地域都大于西晋）划分更加细致，因此，西晋在五岭的行政区划，奠定了这一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如大致划分，汉零陵郡至晋时为邵陵郡、始安郡、零陵郡，汉桂阳郡至晋时为桂阳郡、始兴郡，汉苍梧郡至晋时为临贺郡、苍梧郡，南海郡所辖地域变化不大。从郡的数量有所增加来看，说明至西晋时，五岭地区开发程度较前代有所进步。以今五岭山地行政区划而言，东汉五岭以北设有十五县，以南有十二县，共二十七县。至西晋时，五岭以北有二十二县，以南有三十县。从县的数量以及户数来看，今湘南、赣南户口数都是要多于今五岭南麓的桂东北、粤北。岭南诸郡中，苍梧郡所辖增加到十二县，治所广信县在今梧州，户数是广州所辖诸郡中除南海郡外最高，且县数量也最多。
当然，由于东汉末至西晋时，原有的编户大量脱籍，加上军户、边地民族、部曲等都不入籍，《晋书·地理志》所载五岭山地的人口远少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的人口数字，不能简单以户数相较而言西晋人口少于两汉。如上所言，岭北入五岭人口还是存在的。西晋始安郡（治今广西桂林）下辖七县，远多于地域基本相当而东汉时所设的两县。而今粤北的连江、武水流域也较东汉多增了阳山、始兴等县。南岭南麓置县的数量和户数也应有所增加。当然，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民国时期广州出土的两块晋砖，上刻铭文“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都是吸引移民前来的最好证据。
随着东晋及刘宋实行编户入籍，五岭山地户数和人口较西晋有所增加。据《宋书·州郡志》所载，桂阳郡“领县六，户二千二百一十九，口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二”；零陵郡“领县七，户三千八百二十八，口六万四千百二十八”；营阳郡（从晋零陵郡析出）“领县四，户一千六百八，口二万九百二十七”；广兴郡（即晋始兴郡）“领县七，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口七万六千三百二十八”；临庆郡（即晋临贺郡）“领县九，户三千七百一十五，口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始建郡（即晋始安郡）“领县七，户三千八百三十，口二万二千四百九十”[19]；南海郡“领县十，户八千五百七十四，口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七”[20]。这些郡人口数较西汉时有所增加，随着诸如“景明二年（501年）齐零陵戍主华侯率户内属”等的入籍编户，[21]五岭一带编户还是有所增加的。值得一提的是，《宋书·州郡志》所载，“（苍梧太守）今领县十一，户六千五百九十三，口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去州水八百；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九十”，与西晋相较，变化不大。
南朝梁时，五岭山地附近又增设了一些州郡。诸如新置衡州阳山郡（地当今广东阳山、英德间）、梁乐郡（地当今广东阳山）、清远郡（地当今广东清远）、静州梁寿、静慰二郡（地当今广西昭平）、安远郡（地当今广东南雄）等；陈时又在梁基础上，新设庐阳郡（地当今湖南汝城）等。[22]新增设郡仍以五岭南麓增加较多。虽然这其中不排除南朝中后期州郡滥置的情形，但岭南编户增多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新增编户应是五岭山地一带的莫徭、溪人、俚人等的大量入籍。而六朝时，岭南政区城市的设置已开始深入到“夷僚丛居”的“岩障”之地和五岭深处的“弯陬俚洞”，各政区的官兵还时常征伐僻处深山险阻不宾附的少数民族，这些都是六朝岭南陆路交通得到不断开拓和发展的明证，也是南岭交通与政区城市相互发展的见证。
正是六朝五岭交通的拓展，政区城市增加，部分移民的涌入，加上部分蛮溪民族的不断汉化，五岭山地的农业进一步发展，冶炼业也有所进步，商业活动也渐趋频繁，山地得到进一步开发，虽不时有战乱影响，但五岭山地社会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六朝时期，五岭山地以北的荆湘之地，受中原影响较大，农业经济较为发达。而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孙吴时，岭南“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23]；东晋南朝时，“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虽“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24]。岭南征收赋税较五岭以北的诸郡要轻，这些都有利于岭南农业发展。（建安）十一年（206），吴伐蜀，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苍梧、交阯等太守“（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25]。战时贡献当多是军需物资粮食、战船、军器等。湘江中上游之地甚至漓江流域的丘陵河谷之地，应是粮食的产地。20世纪80年代梧州倒水镇发现一座南朝砖室墓，出土了一批青瓷器和陶器，其中有不少陶制家禽、牛圈、谷仓等模型器，而出土一件灰陶的耙田模型，一人挽耙一人扶耙，充分说明了南方梧州一带的牛耕技术，已与中原无异。结合其他模型，形象反映出梧州一带农畜兴旺的景象。而交趾、苍梧贡献，皆从苍梧北上无疑。而大家熟知的梧州富民坊西晋墓出土的墓砖铭文“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平”“永康六年壬申富且寿考”“永康六年壬申宜子保孙”，足以说明梧州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
六朝时五岭地区的矿冶、陶瓷等闻名于世。五岭多银矿，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26]。金银为货币，这是岭南一大特色。上述《水经》卷三八《湘水注》“（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其山多锡，亦谓之锡方”，萌渚岭产锡已被人们认识。梧州文化路发现的西晋墓，除出土精美瓷器、铜铁器外，还有银发钗五件、银手镯六件、银顶针与银戒指各一件、金戒指两件，这与岭南金银流通普遍有关。
梧州陶瓷器制作也多有进步，至南朝时已可以制作出不甚精美的青瓷。广西梧州藤县马鹿头岭发现六朝时期烧瓷窑址。梧州北山、云盖山、低山、富民坊、苍梧倒水等数处，出土包括罐、鸡首壶、唾壶、盘、碗、盂、灯、虎子、骑士俑等多种六朝青瓷器。这些器物种类，造型规整美观，质地坚硬，晶莹光洁，工艺水平高，充分说明梧州制瓷业成熟，也与梧州为广西交通要道分不开。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加上五岭交通的通达，直接促进了南北的商贸交流。特别是岭南和域外的珍宝和土产，常常为中原人津津乐道。三国吴薛琮说得十分清楚：“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27]大量域外珍宝从六朝最大对外贸易港口广州输入而后北入岭北。正是外贸利润丰厚，历代广州为官者多贪。“惟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吏），故前后刺史多黩货。”[28]“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时回朝广州刺史“表献禄俸之半”已成为常例。[29]值得一提的是，盛弘之《荆州记》还记载了另一贪泉（流）。“众山水出注于大溪，号曰横（流）溪，溪水甚小（深），冬夏不干，俗谓之为贪泉，饮者辄冒于财贿，同于广州石门贪流矣。”[30]此横溪即武水，为逾骑田岭后岭南的第一水，武水下注北江而达四会，“刘澄之谓为一涯溪，通四会殊为孟浪”[31]。从交通来看，横溪作为中原人入岭南的第一条溪水，之所以冠以贪泉之名，与人们认为岭南“贪官”的出现与此地水土有关。无独有偶，骑田岭东的大庾岭，也作为从赣江入岭南的必经之“峤”，俗云：“经大庾，则清秽之气分；饮石门，则缁素之质变。”[32]南来的廉洁之士，越大庾进入岭南，由清而秽。虽然官员的贪黩与五岭及以南的水土无关，但五岭南北水土不同，风气迥异，确是实情。五岭可谓当时的一条南北分界线。梁末陈初，包括苍梧郡在内的广州之地，“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新垣既筑，外户无局，脂脯豪家，钟鼎为乐，扬祛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因多万箱之咏”[33]，商贸发展也促进了岭南经济区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晋时“越之市为‘墟’，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34]。民间墟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商贸经济的交流。
东汉末年长期军阀混战，五岭地区处荆南、岭表，是民众南下的通道，自然吸纳了部分士人，加上部分流放官员，这些来自岭北文化先进地区的士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五岭地区文化传播和发展。东汉末吴初，少游学京师的苍梧广信人（今广西梧州）士燮，“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为交趾太守，“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35]，名扬天下。“性疏直”的虞翻得罪孙权，流放交州（治今广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后徙苍梧孟陵县（治今广西苍梧境），“在南十余年”，终老岭南。[36]
东汉末，士人流动，使岭南地区出现短暂的文化繁荣，五岭地区既是山地，又是士人南下岭南的通道。正是由于南下士人的推动，东汉末至孙吴时，文化有长足进步。《三国志·吴志》统计，零陵郡列传士人1人，苍梧郡列传士人1人。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和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载，苍梧郡士人所著书文3种。据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等所载，桂阳郡西晋所著书籍1种。《晋书》所载桂阳郡不列传士人1人。虽然其中看不出五岭地区士人多于附近荆、广等州的其他郡，但五岭地区渐露人文曙光。
值得一提的是，从东汉开始，佛教在岭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四至卷六记载全国译经状况，按地点和时间排列，东汉以降，交州仅次于洛阳，为第二处，广州（番禺）为第五处，佛教在岭南传播还是较早的，这些僧侣或从北方洛阳南下，或从六朝建康南下，或直接由天竺而从海上到达交广，而后再北上荆扬等，苍梧郡等五岭地区无疑成为他们的必经之途。三国初，苍梧郡牟子，博览经传，执意不仕，而致志于佛教，兼研《老子》。“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37]其佛学贡献巨大，为六朝岭南佛学做出成绩。
总之，六朝时，五岭地区作为荆扬与交广交流的通道，无论是在统一还是分裂时期，王朝的政令通达，宗教的传播，以及士人、官员的流寓和宣化，使其与中原、江淮之地的文化联系加强，文化风气渐行渐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