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外交官到汉学家

福兰阁是一位从外交官转变为汉学家的研究中国学者。然而，并非所有的外交官都能转变为汉学家。福兰阁的转变与他早年接受过高等教育、来华后自觉从事研究工作、回到德国正式执掌汉学教席等等一系列因素有密切关系。要想更好地理解他对中国的论述，有必要预先考察一番他的人生经历，摸清他的心路历程和历史机缘。

第一节 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

1863年9月27日，福兰阁出生于德国哈尔茨地区（Harz）的格昂路德（Gernrode）市，该地区属于北德小邦安哈特-贝恩堡（Anhalt-Bernburg）。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弗兰克（Friedrich Franke）曾是该市市长。弗里德里希·弗兰克虽然是安哈特人（Anhaltiner），但是他对俾斯麦和普鲁士的崇敬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对福兰阁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福兰阁出生的时候，德意志政治上依然是小邦林立的局面。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致力于国家统一，先后通过德国—丹麦战争、普鲁士—奥地利战争和德国—法国战争，于1866年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1871年成立了德意志帝国。福兰阁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德国统一的暴风骤雨中度过的，普鲁士的“辉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曾经回忆说：“普鲁士的空气弥漫着整个屋子，我一直觉着自己是普鲁士人，并且也是这种观点：没有普鲁士就没有德国的今天。”[34]

福兰阁与哥哥和妹妹就是在格昂路德长大的，小学也是在格昂路德就读的，这是一所四年制的公立学校（Volksschule）。因为有些学生放学后还要工作，所以上课时间很早，每天早上六点以前就要到校，也叫做早校（Frühschule）。格昂路德虽然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却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福兰阁从小就爱好历史，但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家乡的历史，因为当时没有人开设家乡史课程。对此，福兰阁深感遗憾。在小学期间，学校经常组织郊游，这使小福兰阁能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大自然，这种对大自然的热爱、喜欢远足的爱好一直伴随了福兰阁的一生，他在东亚时的8次旅游以及退休后和太太的旅游，都和其小学时养成的郊游习惯密不可分。

为了使孩子们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福兰阁的父母先后把他和哥哥送到了普鲁士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文理中学就读。他们和另一个学生一起住在一个裁缝师傅家里。每周六下课后，福兰阁就会和一群同样来自格昂路德的同学步行回家，周日再返回学校。奎德林堡文理中学是一所人文学校，由著名的教育学家奥古斯特·迪赫（August Diehle）创办，在那里，福兰阁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为他之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所文理中学的教育方法，激活了福兰阁的抱负心，培养了他的研究热情。

在奎德林堡没待多久，由于父亲的调任，福兰阁一家又迁入了科斯维希（Coswig），福兰阁和哥哥则转入了茨尔波斯特（Zerbst）的方济各大公人文学校（das humanistische herzogliche Francisceum）[35]。在福兰阁就读时，方济各大公人文学校正是最兴旺的时候，很多贵族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入这所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学计划比奎德林堡文理中学的教学计划还要严格，福兰阁要用拉丁语写文章、作诗，老师甚至还用拉丁语授课。这种严格的教学方式使福兰阁很好地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并且学会了一套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方法，这些方法为他之后学习其他语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这所学校只设有数学和物理，而且是一位在这两门学科上没有多大造诣的老师教授。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课程。历史课也只是从19世纪初开始讲授，中世纪史根本没有涉及。在茨尔波斯特上学的这6年时间里，福兰阁跟他的同学去过图林根（Thüringen）的森林，到过莱比锡（Leipzig）、德累斯顿（Dresden）、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这些大城市，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所学校也使福兰阁具备了吃苦耐劳的品质。

1882年3月30日，福兰阁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并准备上大学。福兰阁的父亲希望他学习法律，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律师。福兰阁并不热衷于法律，但在当时他自己也不明确在大学究竟要学习什么专业，于是便于1882年夏季学期稀里糊涂地在弗莱堡大学哲学系注了册。

出于对历史和德国文学的钟爱，在大学第一学期，福兰阁选修了赫斯特（Holst）的《19世纪历史》、文德尔班（Windelband）的《逻辑学》以及著名语言学家赫尔曼·保罗（Hermann Paul，1846—1921）的《德国语言学入门》《中古高地德语语法》和《狂飙突进时期的德国文学历史》等几门课程。但是他对这几位老师的授课并不十分满意。

在弗莱堡时，福兰阁认识了来自波茨坦（Postdam）的阿图·恩格尔（Arthur Engel），并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阿图·恩格尔决定下个学期去柏林，福兰阁也动心了。但这只是促使福兰阁转入柏林大学的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两个原因是：福兰阁的父亲希望他能离他们近一点，而且福兰阁也想看看作为帝国首都的柏林。

1882年秋，福兰阁转入了柏林大学，当时有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在那里任教，其中包括历史学家蒙森（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Mommsen，1817—1903）、德罗伊森（Jah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和特赖齐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ehy，1833—1911）和保尔森（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日耳曼学家谢勒（Wilhelm Scherer，1841—1886）等。福兰阁选择了狄尔泰的《心理学》、德罗伊森的《方法学和百科全书学》、瓦滕巴赫（Wilhelm Wattenbach，1819—1897）的《中世纪德国历史起源》和约翰·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1843—1901）的《印度日耳曼语系的比较语言学入门》。他对德罗伊森的授课尤其着迷，遂决定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主专业。

德罗伊森是德国普鲁士政治史学派的重要代表，而普鲁士学派的史学思想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影响很大，德罗伊森本人就曾师从黑格尔。他注重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这与福兰阁之后编写《中华帝国史》注重政治史、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为他编纂中国历史奠定了扎实的历史理论基础。除了着迷于德罗伊森，福兰阁对约翰·施密特关于印度日耳曼语系的比较语言学课程也很感兴趣。从施密特那里，福兰阁了解到梵语对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他后来的学业影响甚大。

在柏林大学学习时，福兰阁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这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很少，而这几乎是所有较大的学校的通病。福兰阁后来力图纠正他所在大学的这一弊病。

1883年4月1日，福兰阁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兵役。1884年春，兵役结束，他又开始考虑是否还继续留在柏林大学学习。他现在已经对大城市的环境感到烦躁了，希望去一个小城市和小一点的大学，寻找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并且可以接触大自然。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哥廷根（Göttingen），并于1884年春到达了那里。哥廷根是个没有工业的城市，居民也仅仅25000人，其中大学生12000名，可以说是个真正的小地方，但在这里大学就是一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在哥廷根大学，福兰阁选修了克拉克洪（Kluckhohn）的《宗教改革之前的德国历史》、费克（August Fick，1833—1916）的《印度日耳曼语和民族的发展史》、基尔豪恩（Franz Kielhorn，1840—1908）的《梵语语法》等课程。基尔豪恩是著名的梵文语法和碑铭学家，他的梵文知识尤其令福兰阁折服，于是他也就跟着基尔豪恩学习梵文了。在跟基尔豪恩学习梵语的4个学期中，他选读了基尔豪恩的全部课程：《高级梵文语法》《梵文语法论著导读》《梵文剧作选读》等。在这期间，福兰阁跟随基尔豪恩学会了怎样科学的工作，并且受益终生，后来两人成为亦师亦友的学术伙伴。

1886年7月29日，福兰阁在印度学与比较语言学专业领域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考试，之后便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了，其内容是翻译和注解一篇与吠陀诗歌有关的梵文文献。他迅速写好了博士论文并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福兰阁前往基尔（Kiel）从事有关印度俗语方言（Prakrit-Dialekte）的研究工作。当他听说外交部急需汉语和日语的翻译时，他看到了一个到中国的大好机遇。福兰阁很早就读过有关玄奘的书，对中国十分向往。他曾经回忆说：“早在昔日年轻负笈于哥廷根之时，我就读到过有关中国的两位前往印度朝圣者的故事：公元7世纪时的两位高僧玄奘和义净，这就犹如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我，诱导着我去探寻有关东方的一切。由印度学而至汉学，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这种玄妙的联系或许就会将我引至意料之外的学术彼岸。”[36]为了能够到中国去，福兰阁按照外交部的条件于1887年夏季学期重新回到了柏林，在大学听了两个学期的国家法、民法和商法讲座，同时师从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37]学习了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他是顾路柏古代汉语课唯一的听课学生。那个时候的德国汉学家大都只会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一窍不通。顾路柏同样如此。对于这种情况，福兰阁也感到很不正常，后来他在德国汉学界大力提倡学习现代汉语，研究现实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对一种荒谬传统的颠覆。

从1887年10月开始，福兰阁又与顾路柏、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38]等一起在新建成的柏林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Friedrich-Wilhelm-Universität）[39]学习现代汉语，成为这个学院的第一批学员。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的学习，使福兰阁初步掌握了现代汉语，这为他将来在北京公使馆的文案工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时候，福兰阁也认识了从莱比锡到柏林来的嘎伯冷茲（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40]，与这些早期从东方学家中分化出来的汉学家的交往，激起了福兰阁对从事汉学研究的向往之情。

福兰阁的小学生活使他养成了热爱大自然、喜欢远足郊游的好习惯，这为他将来在东亚的旅行、向欧洲介绍东亚的秀美风光和风土人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他在中学时代积累的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方法，为他后来学习和掌握中文、英语和法语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扎实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功底又为他之后的汉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大学时代，福兰阁师从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学习历史为他将来撰写和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支持，他对梵语的痴迷，又为他打开了研究印度和中国佛教的大门。福兰阁师从顾路柏学习的古代汉语、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学习的现代汉语为他研究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工作以及与中国人的接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之，福兰阁学生时代的学习和生活与他将来研究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是他科学的汉学研究事业的基础。

第二节 外交官生涯

1888年7月6日，福兰阁得到了帝国总理的任命，出任德国外交部皇家北京公使馆见习翻译，并且“要在月内起程到北京”。得到这个消息后，福兰阁非常高兴，他感到梦想成真，“终于可以进入到这广阔的世界里了”[41]。1888年7月30日，福兰阁离开柏林，8月6日在热那亚（Genua，意大利）乘船经过塞得港（Port Said，埃及）、亚丁（Aden，也门）、科伦坡（Colombo，斯里兰卡）、新加坡（Singapore）、香港（Hongkong），最后于9月9日到达上海。

但在上海，他的最初印象并不是太好，他感觉上海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欧洲的、确切地说是英国的商业殖民地。他听不懂上海的方言，这就更加强了他的坏印象，他觉得上海跟新加坡和香港差不多。但是不久，他遇到了一个北京人，他能够跟这个北京人用中文进行简单的交流，证明他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的现代汉语学习是有成效的，福兰阁的心情逐渐好了一些。他跟这个北京人约好结伴到北京。9月14日，他们乘船离开上海于18日到达天津，在天津福兰阁听到的是北方方言，因此他感觉离真实的中国越来越近了。19日，福兰阁一行从天津起程前往北京，22日到达通州，23日上午11点到达北京。福兰阁立即前往德国驻北京公使馆报到。

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由5人组成，公使冯·巴兰德（von Brandt）、公使馆秘书克林德（Klemens Freihervon Kettler）、首席翻译连梓（Lenz）博士，还有两名见习翻译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和兰格（Lange）。连梓博士建议福兰阁尽可能快地忘掉“所有那些在柏林，特别是在顾路柏课堂上学到的东西”[42]，但是巴兰德却是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要真正地了解中国，除了要学习它的语言之外，还要学习它的国情和历史。巴兰德从1875年起就担任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公使，是一位老资格外交官。他不仅为促进德国的在华商业利益费尽心机，也对中国历史文化颇有造诣，写作了不少作品。福兰阁对巴兰德十分敬仰。认为巴兰德在1893年的离职是德国的一大损失，在他之后的4位继任者没有任何一位能够超越他。巴兰德的研究工作，对福兰阁同样影响很大。

对福兰阁来说，公使馆的工作是全新的。他负责抄写公使馆的报道、公文和其他的官方文件。作为见习翻译，福兰阁必须首先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国情。为此，他聘请了一位中文教师，每天都同他练习中文口语和写作。除此之外，福兰阁还进修了法语和英语，因为他认为这两门语言在中国的外国社交圈里也是必须的。

在北京公使馆的工作和生活使福兰阁感到十分的舒适和舒心，公使馆里的官员会有4至5个仆人，至少有一匹马，还有一个很好的厨师，物资供应也很充足，他们能吃到新鲜的水果、蔬菜、来自蒙古的牛羊肉、喝到法国的葡萄酒、香槟，周末福兰阁就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到京郊骑马远足。最让福兰阁感到惬意的是在明十三陵和八达岭的远足，15、16世纪明朝皇帝的雄伟墓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于长城，他认为这是他所看到的能与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希腊雅典卫城媲美的、不可思议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当他站在长城上，视线越过巍峨的高山飘向北方的时候，他感觉到“中国这条巨龙已经苏醒”[43]。

巴兰德公使是一位非常好客的人，他经常会在自己家里举行聚会。公使会经常向他的客人们介绍中国的天坛，因为他认为，天坛毫无疑问在所有中国古迹中是最能体现中国普世主义国家思想的。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参观天坛，这使福兰阁深感遗憾。有一次，公使通过与中国方面周旋，允许他带领几名外国人参观天坛，福兰阁也在参观人员之列，这使他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当他们一行到达天坛入口时，却被拒绝进入天坛，因为他们的随行中有女性，而女性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允许参加国家祭祀活动的。这使公使非常生气，他与总理衙门的官员进行协商，最终的结果还是拒绝他们一行参观天坛。对此，福兰阁非常失望。

福兰阁认为，这次的事件是当时中国人仇恨外国人的典型体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用战争的方式强迫中国打开了国门，特别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更引起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所具有的骄傲自大的心态，他们认为西方人就是一群野蛮人，他们根本不懂得“礼”。因此，中国人、至少是受过教育的阶层是拒绝与外国人接触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与中国的接触只停留在官方的层面上，福兰阁认为，只有中国人和西方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时候，民间的接触才有可能，这或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唯一一个敢于同外国人接触的是曾纪泽，他曾经是中国驻英国、俄罗斯和法国的大使，回国后在总理衙门任职。他会说英语，经常参加巴兰德公使的聚会，他的太太甚至邀请外国人到自己家中做客。曾纪泽的举动一度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不得不减少与外国人的接触。

在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工作期间，福兰阁差不多把工资都用在买书上了，为了买理雅格（James Legge，1815—1897）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他甚至要预支工资。到了晚年，福兰阁依然后悔当时没有买到更多的书。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使福兰阁日复一日地愈来愈明白，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文化上却十分富有，其他地区只有通过考古发掘或残编断简才能重建文化传统，而“中国文化，不仅自古以来独立发展，历史悠久，而且直到今天也仍然鲜活地存在着”[44]。这种对中国独特的看法使福兰阁感到特别的振奋，他想要放弃一切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但是他也认为，这个与西方有着尖锐矛盾的古老世界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转变或者说会走向毁灭。

1889年秋，福兰阁通过了公使馆的翻译水平考试，正式成为中文翻译，并被派到德国驻天津领事馆。在天津的工作，虽然对福兰阁来说是上升了一级，但他还是愿意在北京待得时间长一点，以便学到更多东西。福兰阁不太喜欢天津，他认为天津毫无魅力可言。除了空气新鲜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荒凉的。

德国驻天津领事馆领事是司艮德（Seckendorff），福兰阁感到跟他一起共事是十分愉快的。天津在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中国政坛上非常有势力的高官、直隶总督李鸿章就长期生活在这里。福兰阁多次与李鸿章见面，并且认为李鸿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城府很深，很难从他口中套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李鸿章也很威严，他一旦生气起来，所有在场的人都噤若寒蝉。

在天津领事馆任职时，福兰阁的主要工作是处理一些中文信件和负责处理德国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纠纷，这份工作使他有机会与中国人接触，对中国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还利用14天的假期到热河旅游了一番，这是他到中国后的第一次旅游，感触很深，曾在1891年发表《在热河地区的旅游》[45]一文。

从热河回到天津不久，福兰阁就被派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翻译。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是史图博（Stübel），但是他当时作为萨摩亚（Samoa）的总督不能脱身，因此年轻的副领事洛尔（Loehr）主管总领事馆的事务。福兰阁感觉在上海生活就如同生活在英国的殖民地里，所有的生活格局都是英国式的，比如说，警察局的警长就必须是英国人。在上海人眼中“英国”就等同于“欧洲”，“英镑”就等同于“外国人的钱”，“基督教”就是“英国人的宗教”等等。不仅上海人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巨大，在上海的德国人也深受英国人的影响，他们不仅用英文写文章，两个德国人之间的对话也会掺杂大量的英语单词和惯用语。福兰阁在上海与英国人有广泛的接触，他也大量阅读英文报纸，研究英国的殖民政策。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商业、政治地位越增长、越想去海外争夺市场，那么就会与英国的矛盾越深，在英国与德国的矛盾解决之前，欧洲是不会和平的。”[46]

如在天津领事馆那样，福兰阁在上海也经常处理德国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纠纷。他还在“会审公廨”（Gemischtes Gericht）[47]中参与谈判，在德国军舰停留上海时为之提供语言和国情咨询。工作之余，福兰阁则抓紧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他考察了热河地区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渊源，研究中国的佛教。还与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和德国海关官员穆麟德（P.G.von Moellendorff，1848—1901）进行过多次学术交流等。福兰阁称赞艾约瑟的中文造诣，认为他能很快总结出一篇很难懂的中文文章的主要意义，而且他还是为数不多的掌握上海方言的欧洲人之一。不过，他也看到艾约瑟缺少科学的训练，他的著作经常是很表面的、半瓶子醋似的东西，他喜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提出很多见解，或者拥护那些根本没办法证明的陈述。最让福兰阁不能理解的是，艾约瑟喜欢比较他所能掌握的语言，无论这些语言是有生命力的还是已经消失的，他认为这些语言都是跟中文有“亲戚关系”的，他把这种对词源学的理解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48]上。1893年，福兰阁也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文比较语言学》[49]的文章，对艾约瑟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中国评论》的出版者艾德（E.J.Eitel，1838—1908）博士非常感谢福兰阁对此问题的澄清。

福兰阁对花之安在中国植物学上的成就极为欣赏，他认为，花之安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比在汉学上的成就要大得多，花之安的汉学研究太老套。

穆麟德于1869年曾就职于中国海关，五年之后供职于德国驻北京公使馆，担任翻译一职，之后在德国驻天津领事馆担任领事。在汉学研究上穆麟德也颇有成果，出版了《汉语书籍目录一览》（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中国人的家法》（Das Chinesische Familienrecht）等。对于穆麟德的汉学成就，福兰阁认为，其汉学知识肤浅而空洞，他的一些观点之后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1891年，福兰阁同花之安等人一起游览普陀山，1893年发表游记《神圣的普陀山》[50]，记录了这一宗教圣地的历史，以及他通过研究梵文而发现的一些中国佛教知识。1892年，福兰阁旅行江西、浙江，随后用英文写作并发表了《江西北部游记》[51]。1893年4月，福兰阁到达江苏，10月，又前往天台山。在这次旅行中，福兰阁在高明寺见到了梵文手稿。他在1893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梵文抄本是我生平第一次所见，它是由20片贝页所组成，正反面皆书写有5行文字。从目前所见每一页上的编号来揣测，这是多种古代著作（或许是3部）的残卷。这个贝叶梵文抄本的保存状态甚佳，仅有极个别的几页部分地损坏了。僧人们沿袭已久的传统，使得这些抄本存世超过了1300余年。”[52]福兰阁把这些梵文手稿拍下照片寄给了哥廷根的基尔霍恩教授，1895年福兰阁发表文章《中国的梵文手稿》[53]对这些梵文进行研究，他认为这些手稿是印度的和尚带到中国的，福兰阁的这一发现引起了欧洲主流梵文学界对中国所藏的梵文手稿的兴趣，相关研究也迅速兴起。

福兰阁在浙江、江西和江苏的旅游，使他对南方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虽然旅行手续是很烦琐的，有些地方还经常被拒绝参观，但是，福兰阁游览了中国的山川河流、佛教寺院，直接感受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使他更加热爱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他写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为西方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户，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94年，福兰阁旅行日本，游览了诸多山川和寺院。

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福兰阁接到命令，重新回到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出任代理翻译一职。这时的北京公使馆的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公使由施魏因斯贝格（Schweinsberg）的绅珂（Schenck）男爵担任，冯·戈尔茨（von der Goltz）担任翻译，另外还有两名新的见习翻译申克（Schenck）和冯·斯坦伯格（von Sternburg），这两人福兰阁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时就已认识。福兰阁后来同他们一起多次京郊远足，更加仔细地考察了中国北方和北京的历史。此外，他还撰写了《有关倭仁的几点注释》[54]《一种新的佛教宣传》[55]等文章和书评《高本汗的一部新著》[56]。

对日战争失败后，中国政府希望西方大国进行调停。这在福兰阁看来，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他们开始友好地对待西方人。古董商们把最好的古董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西方人，甚至请求他们暂时代为保管。福兰阁趁机买了很多青铜器和瓷器，现在陈列在柏林民俗博物馆。

1894年11月12日，慈禧在她60大寿时在故宫接见了外国使团。23日，福兰阁在《德国远东新闻报》上发表文章《慈禧60大寿庆典在北京接见外国使团》[57]，对这次接见进行了详细报道。他亲眼目睹德国使团把德国皇帝的祝寿贺卡上呈给慈禧，后者对贺卡之精美的由衷赞赏。他也亲自参加了在总理衙门举办的宴会，折服于中国的饮食文化。他认为没有一位西方厨师能够做出这样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1895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条约签订六日后，俄国、德国与法国遂加以干涉，“友善劝告”日本把辽东还给中国，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福兰阁曾经亲临谈判现场，深感舆论对德国的评价“很不公正”。他在1923年出版了《1894—1914年列强在东亚：关于本次战争爆发前的情况》[58]一书，力图“把这次事件的过程、真相”公布于众。他详细阐述了各大国的态度，认为德国的参与意味着德国实施其“世界政策”的开始。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必须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俄罗斯、法国、英国和德国都争相向清政府提供贷款。1896年，福兰阁以德方翻译身份参加了英德关于向中国贷款的谈判。他称这场谈判是异常艰难的，因为中国不想向英国贷款，而德国必须说服中国，接受德英联合贷款。福兰阁虽然同情中国，但在涉及德国的利益时，他总是向着德国，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3月23日谈判结束，中英、中德签订了贷款协定，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向中国贷款一千六百万英镑（一亿两白银）。

在此期间，福兰阁还参与了李鸿章在德国与俾斯麦的会谈。李鸿章有“中国的俾斯麦”之称，他对德国真正的俾斯麦也是十分敬仰。他在到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典礼的时候顺访德国，拜会已经退休了的俾斯麦。据李鸿章的随从说，当时李鸿章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恭敬和谦虚态度拜见俾斯麦的。但是欧洲媒体的评价并不高，他们认为，李鸿章只是在欧洲购买了很多东西，“从牙刷到战船”都在他的购买范围之内。福兰阁也认为，李鸿章的这次欧洲之旅，并没有从西方人那学到更好的东西。[59]对于李鸿章跟俾斯麦的会见，福兰阁在《李鸿章日记》[60]一文中有详细介绍。

虽然忙碌于德中谈判，福兰阁还是十分关注国际汉学的发展，曾在法国著名汉学杂志《通报》（Tong Pao）上发表了《汉学研究和夏德教授》[61]一文。

1896年，福兰阁得到了回德国探亲的假期。他从北京出发，经过满洲西部、东部蒙古、西伯利亚和俄罗斯，最后到达柏林。长达6个月的旅行对福兰阁来说是其所有旅行中最长的一次。在途经圣彼得堡时，福兰阁给大使拉多林侯爵（Fürst Radolin）做了一场关于西伯利亚和东亚政治局势的报告[62]。

回到了阔别8年的柏林，福兰阁感觉柏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是多了很多新的建筑，柏林人也不像他记忆中的小市民的感觉了，这对他来说都是很惊奇的。在柏林期间，福兰阁从外交部冯·罗滕汉（von Rotenhan）次长那得到一项任务，写几篇有关他这次旅行的报道。1897年1月24日，福兰阁的《西伯利亚铁路，它的建造、在中国的分支以及可预测的对西伯利亚发展的意义》[63]一文呈交给了帝国总理，帝国总理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做了批注，并且给予这篇文章以高度赞扬。福兰阁的另外一篇文章，《有关东部蒙古和西部满洲的经济地位及意义，特别是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在他回到北京后完成的，也呈交给了帝国总理，并于1898年发表[64]。在回德国度假时，福兰阁还在德累斯顿的地理学协会做了一场学术报告[65]，这场报告福兰阁主要是从地理学角度对蒙古、满洲地区考察的报告，但并没有公开发表。1897年，福兰阁用法语写了两篇有关这次旅行的报道《从北京出发经俄罗斯、蒙古和满洲的旅行》[66]，1902年，发表了《对直隶省热河地区的描述》[67]。

在中国的8年间，福兰阁的父亲去世，母亲搬家，兄弟姐妹都已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朋友们都分散在各地。福兰阁独自在柏林感到很孤单，他找不到回家的感觉，他已经开始想念中国了。幸运的是，他在1896年底认识了露易斯·尼布尔（Luise Niebuhr），并且很快跟她成婚。这对新婚夫妇于1897年5月4日起程离开柏林，坐船经过北美和加拿大到达了日本，从日本回到了北京。

1897年7月2日，福兰阁夫妇到达德国驻北京公使馆。这时，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公使绅珂已经调任，接任他的是海靖（Heyking）。海靖虽然也深受德皇威廉二世的“黄祸”理论的影响，但他不同于绅珂，做事更加小心谨慎。对于海靖，德皇是寄予厚望的。

1896年12月14日，海靖正式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的要求，遭到总理衙门的拒绝。1897年11月1日，德国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谋取他们渴望已久的在中国的殖民地。当时福兰阁的重要工作是为德国有关租借胶州湾的谈判做翻译，他把这次谈判看作是他在中国所经历的最困难和最不愉快的谈判。在谈判中，荫昌担任中方翻译，但他没有多说话。李鸿章质问荫昌，为什么不直接翻译，荫昌回答说，“德国译员的翻译十分准确，没有什么可补充”[68]。福兰阁评价荫昌是一位非常正直和认真的中国人。谈判虽然艰难，但与荫昌一起工作却是十分惬意的。

1898年3月3日，中德签署了《胶澳租界条约》，签字者为德国公使海靖、中国官员李鸿章、翁同龢。条约签订后，福兰阁如释重负，他把胶州湾比喻成德国在东亚的“第一个女儿”，德国终于在远东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美丽的、有着美好未来的殖民地。虽然如此，福兰阁并不认同德国政府为占领胶州湾所采取的武力和强迫措施。

1898年5月，德皇派普鲁士海因里希亲王（Prinz Heinrich，1862—1929）访华。海因里希亲王希望中国皇帝能够亲自接见他。按照以往的经验，福兰阁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敏感时期。海靖公使小心地把亲王的愿望转述给中国官员，中国官员答应帮其询问光绪皇帝。出乎福兰阁等人的预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很高兴地同意了。慈禧竟然还说，各国王公是一家，应该经常互相走动。对于这个结果，福兰阁说，“我们所有的，自认为了解中国的人，现在都无话可说！”光绪皇帝在万寿山接见了海因里希亲王，福兰阁作为翻译陪同。光绪皇帝让海因里希亲王坐在自己的旁边交谈，这种情况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福兰阁也发现光绪皇帝是一个很拘谨的人，在整个会见过程中都不太放得开。会见结束后，海因里希亲王一行参观了万寿山，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允许外国人踏上万寿山。福兰阁惊叹于万寿山的建筑布局，他认为，在园林设计上，中国人毫无疑问是当之无愧的专家。中国人崇尚自然，他们能够理解自然界的神秘之处。翁同龢对福兰阁说“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在中国之前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69]。这句话使福兰阁第一次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而他也要密切关注其进一步的发展。

福兰阁虽然业务工作很忙，但还是坚持写作。新论文《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东方语言讲座通告》[70]发表于《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在海因里希亲王结束访问时，福兰阁也结束了他在北京公使馆的工作，被重新派到上海总领馆担任翻译。此时正值中国戊戌变法开始推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引起了福兰阁极大的兴趣，他仔细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派的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在回到德国之后，福兰阁于1903年2月25日，在“德国殖民协会”中做了《中国改革运动的起源》[71]的报告，1904年2月18日又做了《现今中国的精神思潮》[72]的报告，1905年2月23日，再做《东亚历史在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我们什么？》[73]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的改革运动和中国人的新精神世界。

1899年，福兰阁利用度假时间旅行朝鲜。回到上海后，立即发表了《在朝鲜的金刚山》[74]一文。

1900年，福兰阁被派往中国南方厦门当翻译。此时义和团运动正蓬勃兴起，但主要是在河北、山西、内蒙古及东北等地蔓延，厦门没有受到影响。福兰阁没有见到一个义和团员，也没有感受到义和团运动的暴烈。因为比较清闲，他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他于1900年在《德文远东新闻报》（Der Ostasiatische Lloyd）上发表了《中国新的皇位继承人》[75]一文，并根据在上海的调研，完成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法律关系》一书的初稿，该稿后来经过修改于1903年出版[76]。他还在1902年发表了《19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改革著作》一文[77]。

1901年春，福兰阁又得到了14天假期，他从厦门出发到达福州，从福州去了台湾的桃园土著。7月从厦门回德国度假。在从香港去德国的船上，福兰阁遇到了醇亲王载沣带领的代表团，他们是为了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而到德国去道歉。在代表团中还有当时参加德中胶州湾谈判的中方翻译荫昌，他作为清政府驻德国公使被派往柏林。通过荫昌的介绍，福兰阁很快就和载沣和其他成员熟悉起来，四个星期的船上生活，福兰阁跟中国代表团相处地非常融洽。分别时，载沣送给福兰阁一对非常珍贵的象牙艺术品。

1902年2月，福兰阁向德国外交部递交了辞职报告，结束了在中国的外交译员工作。

在中国期间，福兰阁先后在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天津领事馆、上海总领事馆和厦门领事馆工作过。他对中国语言文字有了相当纯熟的掌握，也对中国历史文化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热爱之情，也亲自接触到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得知了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影响，为他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他亲自参加了一些重大外交谈判，近距离观察到中国政要的言谈举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的接触，使他获得了一般人和学院派学者不可能获得的阅历和政治经验，为他后来比较重视政治问题的汉学研究特色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汉学家活动

1901年8月，福兰阁从中国返回德国，开始给《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撰写有关中国的报道，在1901—1907年间，他写了很多有关东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文章：《厘金和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78]《在中国的基督教宣传者以及它的结果》[79]《中国、日本和欧洲》[80]《中国的一条新的铁路线》[81]《德国和扬子江》[82]《一位中国的王侯改革者》[83]《中国中央集权的努力》[84]《袁世凯》[85]《一份新的中法传教士协议》[86]《荣禄》[87]《中国的货币与财政问题》[88]《俄罗斯和中国周边的国家》[89]《有关中国的货币问题》[90]《中俄尼布楚条约》[91]《西伯利亚铁路前史》[92]《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93]《西藏》[94]《中日通商行船条约》[95]《中国的中立》[96]《罗伯特·赫德的中国新财政计划》[97]《一部新的中国商品保护法》[98]《从北京到汉口与广东的铁路》[99]《拉萨条约》[100]《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01]《英国、西藏与中国》[102]《中国的威信》[103]《日本的社会民主党》[104]《中国的铁路问题》[105]《英国有关西藏的条约》[106]《在中国的日本佛教宣传》[107]《皇家普鲁士考察团在东土耳其斯坦的考察以及他们的任务》[108]《在中国英国对付德国传教士的损失》[109]《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110]《朝鲜有关英日同盟的看法》[111]《中国考察团学习外国宪政》[112]《有关中国海关性质的问题》[113]《英国西藏条约》[114]《香港至广东的铁路》[115]《中国的宪政之路》[116]《厘金问题》[117]《在中国的传教士问题》[118]《中国海关性质的指导》[119]《日本在中国的佛教宣传》[120]《中国行政部门新的措施与计划》[121]《中国的形式》[122]《中国政治新的发展阶段》[123]。

在给《科隆日报》工作的时间里，福兰阁感到非常舒服，因为他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人给他施加压力。在此期间，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没有别的工作，他会和《科隆日报》建立起更紧密、更长久的联系。

除了这些新闻报道外，福兰阁还撰写了许多书评，如《日本文学史》[124]《朝鲜》[125]《中国的宗教》[126]《中国》[127]《佛陀的生活和学说》[128]《现代文化：东方宗教和东方文学》[129]《日本未来的宗教》[130]《日本的文化》[131]。

他也给德国其他报纸和杂志写稿。他在《慕尼黑大众报纸副刊》（Beilage zur Münchner Allgemeinen Zeitung）上发表文章《英国和小国》[132]，在《民族日报》（Nationalzeitung）上发表文章和书评《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士的暴乱》[133]《小泉八云的生活和信件》[134]，在《财政与商业报纸》（Finanz-und Handelsblatt der Vossischen Zeitung）上发表文章《中国的商法典》[135]，与皮舍尔（R.Pische）一起在《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上发表文章《喀什葛尔和佉卢文》[136]《喀什葛尔这个国家是否存在过？》[137]，在《德国评论》（Deutsche Rundschau）上发表文章《日本在亚洲的追求》[138]，在《海军评论》（Marine-Rundschau）上发表文章《中国国家思想以及它对中西方关系的意义》[139]《对北京1898年事件的评判》[140]《中国的铁路建设与铁路政治》[141]《在中国的德国工业以及它的前景》[142]，在《德国殖民会议谈判》（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Kolonialkongresse）上发表文章《东亚文化世界的政治思想》[143]，在《通报》（Toung Pao）上发表文章《有关中国“正名”学说》[144]，在《东方社会学杂志》（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发表书评《司马迁〈史记〉第五卷》[145]。

现在，福兰阁虽然可以通过写稿谋生，但毕竟尚未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1903年秋的一天，福兰阁在柏林偶遇已是清政府驻德国公使的中国朋友荫昌。荫昌推荐福兰阁出任中国驻柏林公使馆参赞。福兰阁不仅暂时有了一份稳定工作和收入，他也非常喜欢在中国公使馆工作，因为他可以从另一方面了解新的业务知识。福兰阁与荫昌的深厚友谊使他们对彼此都非常信任，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件中，经常是他们口头商定后，由福兰阁独自起草的。福兰阁在公使馆的工作，主要是陪同公使参观德国各个地方，给公使讲解德国文化史方面的知识，还有参加各种宴会，普鲁士皇宫举办的宴会，让福兰阁印象最为深刻。

工作之余，福兰阁仍致力于学术研究，他订了很多中文报纸，特别关注清末新政。1906年，清政府派出以戴鸿慈、端方为代表的考察团，到德国学习考察德国的宪政，福兰阁有机会与端方进行过多次交流，使他对中国内政的发展认识更为深刻。

对福兰阁学术生涯影响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跟柏林学术界有了联系，特别是他跟当时非常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以及梵文学家皮舍尔的接触。这时，福兰阁怀着极大的兴趣转入到对中国古代的研究，特别是投身于对中国周边的印度——日耳曼民族和突厥民族的研究。当时被派往吐鲁番去的多批探险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使人们恢复了对东亚的兴趣，福兰阁也深受其鼓舞，写了许多相关文章。1904年，福兰阁发表了《引用中文史料写成的有关中亚的突厥民族和斯基泰人的文章汇编》[146]一文，1907年，又发表《一份吐鲁番的中国庙宇铭文》[147]一文，这两篇论文引起了柏林大学对他的高度重视。但在当时，汉学学科尚未在德国大学设立，只是在莱比锡大学有一位东亚语言（Ostasiatische Sprachen）教授，在柏林大学有一位不领薪金的讲师。1905年，“德国殖民大会”（Der deutsche Kolonialkongreβ）在柏林召开，福兰阁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大会最终作出了“尽可能快地在德国大学建立汉学教席”[148]的决议。1907年12月12日，福兰阁在柏林大学以《汉学研究的使命和方法》（Aufgaben und Methoden der Sinologie）的报告获得了大学执教资格，成了大学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

但是福兰阁并不能从此安心地搞学术，1908年，德意志帝国海军署准备派他前往德国属地青岛建立“德华大学”（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对此任命，福兰阁表示欣然接受，因为他早在1903年就发表了《日本的亚洲企图》一文，1904年又在“德国殖民协会”作了《现今中国的精神思潮》的报告，在这里，他积极呼吁德国政府到中国办学，大力传播德国文化，使德国精神影响更多的中国人。

1908年4月21日，福兰阁起程前往青岛。在青岛期间，他曾与当时的学部尚书张之洞会谈。他把自己研究过的《一份吐鲁番的中国庙宇铭文》赠送给了张之洞，这让张之洞甚感惊奇，并对福兰阁刮目相看。对于创办德华大学，张之洞也是十分支持的。福兰阁还受莱比锡大学“世界文化与历史研究院”院长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的委托，向张之洞提出了请中国政府赠送给该校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的要求，对此，张之洞也爽快地答应了。

谈判之余，福兰阁还为柏林皇家图书馆购买了大量中文图书。8月，中德双方正式签署了筹建德华大学的协议，福兰阁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之后，他又参观了外国人在山东建立的学校，游览了北戴河、五台山等地，特别对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圣地进行了探访。10月底从北京起程回国，12月16日到达柏林。德国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建议福兰阁到海军部任职，并且出任即将建立的德华大学的校长，福兰阁拒绝了，他想在德国专心致志地从事汉学研究。

1909年10月25日，德华大学在青岛建立。首次招生110名。福兰阁发表了《青岛德华大学的筹建、建立和它的任务》[149]一文，对于该学校的创办经过和宗旨进行了详细介绍，也提出了一些与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相关的建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占领了青岛，德华大学被迫停办。对此，福兰阁深感遗憾。在他看来，德华大学的停办意味着德国在对外传播德国科学和文化方面的一个重大损失。

在筹建德华大学这段时间里，福兰阁笔耕不辍，先后在《海军评论》《通报》和《宗教科学档案》（Archiv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上发表了《日俄战争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150]《吐鲁番的中文碑文铭文的日期》[151]《在中国的一次佛教改革尝试》[152]《佛教从印度到土耳其斯坦和中国的传播》[153]等文章。他还翻译出版了《耕织图：中国的农业技术和丝绸纺织业——御制用作教科书和座右铭使用的书籍》[154]一书。

福兰阁已成为德国较有影响的“中国通”了。1909年6月，汉堡殖民学院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一个汉学教席，并有意聘请福兰阁出任汉学教授。开始的时候，福兰阁并没有答应。在他看来，汉堡是一个“充满铜臭味”的城市，并不适合搞学术。他宁愿继续留在柏林，也有希望接替自1908年顾路柏去世后一直空缺着的柏林大学中国语言教授席位。但是德国文化部最终聘任了荷兰汉学家高延（De Groot，1854—1921）。于是福兰阁颇为勉强地接受了汉堡殖民学院的邀请，于1910年1月正式上任，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汉学教授。但是，为了表示绝不将学术屈从于商业利益的决心，他将汉学系命名为中国语言与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这一名称一直保留至今。福兰阁确定该系的基础应该还是语言学，但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地建立起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经济陷入混乱，中国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地带。很多来汉堡听福兰阁讲课的人并非真正对汉学感兴趣，而是想到中国赚钱。有的人甚至直接对福兰阁说，我们只想知道在中国哪些地方最容易赚钱。对于这些询问，福兰阁无暇认真考虑，他只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在国内外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中包括：《自1900年以来有关中国的宗教科学文献》[155]《在中国有关佛教输入的问题》[156]《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转变》[157]《东亚的新生：关于远东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进程》[158]《汉学在德国》[159]《中国的宪法与行政》[160]《中国的革命，它的原因和结果》[161]《有关中亚印度日耳曼民族的存在的说明》[162]《中国殖民政策的基本特点》[163]《一部1451年手写的中国—朝鲜历史著作》[164]《1901年以来中国国家法的发展》[165]《中国的颠覆运动，它的性质和原因》[166]《在汉堡城市图书馆的中国三藏的日本版本》[167]《对耕织图的翻译与解释：一篇来自12世纪的民间图画作品》[168]《耕织图的历史——一篇对中国艺术历史和艺术批评的文章》[169]《中国的纪念碑铭文》[170]《五百年与九百年》[171]《东方科学——印度、中亚和东亚》[172]《中国的宗教问题》[173]《研讨课上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两份重要文献资料》[174]《德国和英国在东亚》[175]《东亚和战争》[176]《德国和中国在战前、战中和战后》[177]《德国人在中国》[178]《东亚问题》[179]《英国在东亚》[180]《1909年以来有关中国宗教科学的文献》[181]《大国在东亚》[182]《中国在倒退的君主专制道路上》[183]《英国的帝国主义——亚洲的普世主义》[184]《中国的经济情况》[185]《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局势》[186]《中国的政治形势》[187]《中国和日本在一战中》[188]《德中关系破裂前史》[189]《对德中关系破裂的评判》[190]《东亚之谜》[191]《在德国的外国学以及普鲁士文化部的备忘录》[192]《东亚在一战中》[193]《德国思想和英国的帝国主义》[194]《汉堡大学问题》[195]《大学与外国学》[196]和《爱德华·莎畹》[197]等。

他还写作了一系列书评，其中包括：《中国人的宗教和文化》[198]《“阿弥陀佛”我们的避难所》[199]《孔夫子语录》[200]《两部莎畹的最新著作》[201]《衙门和报刊——最新中文书面语言手册》[202]《中国与叙利亚之间古老的丝绸之路》[203]《中国人的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204]《孔子的经济学原理和他的学说》[205]《德国的成就和德国在中国的任务》[206]《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史概况》[207]《封神演义》[208]《龙在中国和日本的形象》[209]《雅利安人和蒙古人》[210]《中国人的形象》[211]《中国人和苏美人》[212]《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13]《古老的中国雕塑品》[214]《105篇有趣的中国短篇小说》[215]《我的西藏之旅》[216]《中国的中篇小说》[217]《纪念李鸿章》[218]《中国的神灵——在中国的旅行》[219]等。

在汉堡殖民学院期间，福兰阁购买了很多中文书籍，建立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并且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中文助手商衍鎏。福兰阁还经常告诫学生，不仅要研究古代中国，也要留心当代中国的发展，要把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的历史和现代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只知古代不知现代，或者只知现代不知古代的人不是优秀的汉学家。

1912年春，“国际东方学大会”在雅典召开。福兰阁在此次会议上见到并结识了欧美许多东方学学者和汉学家，例如法国的莎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并与他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他还趁机到希腊旅游了一番，他对希腊的感觉比在北京第一次看到长城还要印象深刻，并说希腊非常神圣。毕竟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福兰阁虽然热爱中国，但也无法摆脱一个西方人与生俱来的“西方文化”情愫。

汉堡殖民学院的发展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12年，福兰阁被选为该校教授委员会主席，积极参与了在该学院的基础上创办汉堡大学的工作。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斗争，汉堡大学终于在1919年5月10日成立了。1918年，福兰阁发表文章《汉堡大学的问题》，详细描述了他们争取建立汉堡大学的过程，也把他为建立汉堡大学而付出的努力看作他毕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福兰阁看来，汉堡大学的建立对于德国汉学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有了汉堡大学，德国才有真正的汉学研究！[220]1920—1921年冬季学期，福兰阁开设了“大国在东亚”的课程，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的讲稿也在1923年付梓出版。

1919年春，“德国学者联盟”（Bund Deutscher Akademiker）成立，福兰阁被选为会长。“德国学者联盟”的宗旨是：重新唤醒和加强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积极号召和倡导学术研究的自由性和不依赖性。在担任会长期间，福兰阁创办了《汉堡学术杂志》，该杂志既是“德国学者联盟”机关刊物，也是德国汉学的重要园地，不少有分量的汉学研究成果得以在该杂志上发表。在联盟活动中，他还认识了很多德国著名的学者，在与他们的交流中，福兰阁感到受益匪浅。在“德国学者联盟”中的活动是他在汉堡生活记忆中最惬意的一部分。

福兰阁还在1920年成立的高校联盟（Hochschulverband）中成为汉学专业的代言人。高校联盟不仅仅是代表各个成员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保护各个高校的权利以及教学和科研的自由。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学术濒临崩溃的边缘，鉴于此，在高校联盟中，福兰阁特别致力于恢复德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声誉。他写作了一系列“高校联盟”的报道[221]，对德国当前的学术发展进行了广泛介绍。他还派遣年轻的汉学家到中国访学，审批专业杂志和著作的出版发行，凡是有利于德国学术的事情，他都会尽力去做。

1921年，高延去世。在他任教期间，柏林大学也设立了汉学教席，于是福兰阁积极竞争这一席位。1922年，福兰阁的申请得到批准。他也在1923年夏季学期开始了在柏林大学的工作。在福兰阁离开汉堡大学时，汉堡市市长迈乐（Melle）写信感谢福兰阁为建立汉堡大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并且表示汉堡大学将永远以福兰阁为荣！

1919—1923年福兰阁还在汉堡大学期间，又有大量学术著作和学术报告发表，它们是：《“春秋”问题以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222]《从帝国主义到理想主义》[223]《英国政治手腕中的一篇黑暗的篇章》[224]《民主主义》[225]《关于英国殖民地香港的历史》[226]《帝国宪法对于德国的精神文化的意义》[227]《对巴黎和平谈判的简短说明》[228]《古老的中国他夏民族》[229]《对儒家教条以及中国国家宗教历史的研究：“春秋”问题以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230]《和平条约以及德国的海外利益特别对于东亚的观察》[231]《转折》[232]《阵亡战士纪念厅——它的民族任务》[233]《白宫的秘密》[234]《中国人对外来民族姓名的复述——对高本汗最后一部著作的注释》[235]《古老的中国人知道罗马帝国吗？大秦之谜的解决方法》[236]《中国诗歌》[237]等。

初到柏林大学，福兰阁的印象并不太好。因为哲学系、自然科学系和国民经济学系合在一起，它们所在的偌大建筑物大厅就像是火车站的候车室，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而院系会议上嘈杂的场面，也经常使福兰阁联想到柏林证券交易所，这对偏爱安静工作环境的他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当时的柏林大学汉学系包括汉学、满学、蒙古学等学科。汉学系的学生必须先在东方语言系学习两个学期的汉语口语和语法，才能正式开始汉学学科的学习。对于这种口语教学与书面语教学脱节的现象，福兰阁很不满意，他开始尝试一套新的教授汉学的方法。对于入门者，在刚开始的两个学期，他只教授现代中文口语和一般的中文词汇，以便他们能够比较好地掌握讲汉语的基本功，然后再教授他们书面语和古汉语。在他看来，没有人在学习英语和法语时，首先要学习古英语或古法语。讲授汉语也应该同讲授英语和法语一样。福兰阁扭转了自17世纪以来的传统汉学的教学方法，他倡导直接从现代汉语入手，掌握正确的发音和常用词汇，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化语法和接触文学语言。也就是说，从他开始，汉语不再被当作古老的和已经死亡的语言来研究了。在专业课领域，福兰阁对所有专业开设了中国历史、哲学和宗教课程，并把它们看作汉学研究的基础。但是听课的学生却很少，往往只有20—30人。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战后的经济困难，柏林大学的学生大都是半工半读的，他们不可能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学习上。对此，福兰阁深感惋惜，但也无可奈何。对于柏林大学的汉学教育改革，他也发表了一篇专门的介绍文章：《东亚语言课程在柏林以及它的改革》[238]。

1923年春，福兰阁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他的就职演讲[239]也很快得以发表，这是对他的汉学研究成就的高度认可和奖赏，福兰阁由衷地感到欣慰。在普鲁士科学院期间，福兰阁致力于和不同专业的学者进行交流，哪怕是在喝咖啡闲聊的时候也会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他认为，这些交流对他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在这儿比在大学得到的更多。因此，当他听到有人对科学院的批评和攻击时，十分生气。他不无自负地说，谁要是参加过科学院的公开会议，就会体会到它的价值所在。

到柏林大学一年半后，有人建议福兰阁出任哲学系系主任，福兰阁拒绝了，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应该专心于学术研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忙碌于行政事务了。从1923年就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一直到1931年荣退，这一时期可谓福兰阁汉学研究的高峰期，有大量高水平著述问世，其中包括：《中国作为文化大国》[240]《1894—1914年列强在东亚：关于本次战争爆发前的情况》[241]《李鸿章》[242]《袁世凯》[243]《追忆高本汗》[244]《一部有关汉朝思想史的文献》[245]《历史上的孔子》[246]《“中国人”的一部分》[247]《中国历史写作的起源》[248]《“精神合作”》[249]《国际科学关系》[250]《国际精神合作》[251]《一份“官报”》[252]《中国北部的史前出土物以及最古老的中国历史》[253]《汉学家夏德》[254]《东亚》[255]《对中国采邑制度的评断》[256]《中国人哲学与国家观念中的宇宙思想》[257]《有关中国法律的文章》[258]《公元前546年中国国家的和平会议》[259]《莱布尼茨与中国》[260]《儒学体系以及它的结束》[261]《对凡尔赛战争债务命题的驳斥》[262]《儒家体系和中国当代危机》[263]《有关西方著述的中国全史的中文资料》[264]《〈资治通鉴〉与〈通鉴纲目〉——它们的性质、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史料价值》[265]《中国人的世界国家思想》[266]《比利时百年庆典及德国高校》[267]《过去与现在的儒家宗教和政治意义》[268]《中华帝国史第一卷》[269]《两位美国教授》[270]《梁启超历史观以及他的学派》[271]《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尝试》[272]。

他写作的书评则有：《中国与欧洲——18世纪精神与艺术上的交流》[273]《中国历史》[274]《日本精神》[275]《中德四季晨咏》[276]《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在远东》[277]《神灵之路在日本》[278]《南亚有关自由战争的问题》[279]《老子的道德经》[280]《中国艺术》[281]《伊朗流域、缅甸和它的妇女世界》[282]《中国的民族宗教》[283]《泰东杂志》[284]《白居易的诗歌》[285]《中国和日本的夏天》[286]《年轻的东方》[287]《中国和远东问题》[288]《丢失的王权——英国是怎样放弃印度的》[289]《美国在东亚》[290]《东亚历史》[291]《北满和中国东部铁路》[292]《中国建筑》[293]《孔子》[294]《老子和道德经》[295]《泰东杂志》[296]《四川的自然风光》[297]《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298]《泰东杂志》[299]《孙逸仙的遗书》[300]《泰东杂志》[301]《杜甫》[302]《二十世纪初中国医学和它的发展过程》[303]《泰东杂志》[304]《远东历史》[305]《中国的上帝》[306]《泰东杂志》[307]《1550年前在中国的基督徒》[308]和《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资料》[309]等。

最让福兰阁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29年“第五届宗教历史国际会议”上的一次经历。会议是在瑞典举行的，他所作的报告题目是：《汉朝中国国家儒家化》[310]。福兰阁原以为不可能有多少人对古代中国感兴趣，他在作报告时可能会面对着一大堆空椅子。但在他走进报告大厅时，眼前的情景使他惊喜万分：整个报告大厅座无虚席，瑞典王储和王储妃以及许多高官都坐在大厅的第一排。福兰阁的报告引起了大家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在晚宴的时候，王储还同福兰阁进行了一番讨论。在有关中国地理研究和考古方面，瑞典实际处于世界前列，安德生（Anderson）的考古发现一度轰动了整个世界。在瑞典期间，福兰阁有幸目睹了安德生从中国东北、河南和甘肃等地带到瑞典的史前发掘物的原件。

1925年，福兰阁被选为早在1917年就成立了的“德意志人精神家园”（Hauses des Deutschtums）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主要是为旅外德国人服务的，它在国外德国人中也颇具影响力。福兰阁还是“客座讲座学会”（Kommission für Gastvorlesungen）的主席，其任务是邀请国外的学者到柏林大学做报告。在“德国科学应急协会”（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中，福兰阁也是咨询专家之一。这个协会是一个基金机构，主要给一些年轻学者提供资助。福兰阁一心想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于一些“半吊子汉学家”和“翻译家”，他提出了严厉批评。

1931年10月，福兰阁退休。之后，他一方面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积极参与各类学术组织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则是编纂《中华帝国史》的后两卷。福兰阁从1925年就开始利用第一手中文资料编写《中华帝国史》[311]，全书共有五卷，是一部在当时引起轰动的著作，也是福兰阁最具学术分量的著述。从汉学的角度来看，福兰阁的这部著作已经站在了当时科研的顶端，特别是那两本注释更具价值。

从1910年起直到1931年，福兰阁培养出了颜复礼、艾伯华、福克司、葛玛丽（Anemarie von Gabain，1901—1993）、卫德明（Helmut Wilhelm，1905—1990）等著名的汉学家，他们工作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有着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的学术批判精神和严谨治学态度都得自福兰阁的真传。福兰阁经常向他的学生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只有通过坚定不移的、公正的工作才有可能体现科学的价值，这种工作态度能够提高自身的理解力，并且是做人的前提。[312]这些教诲弟子们感念不忘并且终生受益。特别是颜复礼，自1910年起就跟随福兰阁在汉堡殖民学院学习中文，1925年取得了在大学执教的资格，1935年正式成为汉堡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的教授。颜复礼继承了福兰阁以中国语言学为授课基础的理念，注重白话和文言文同步教授。并且在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一卷出版之后，他让每一个学生以此书的内容为依据做专题报告，之后进行讨论。

受福兰阁的影响最深的还是他的儿子傅吾康，傅吾康是在一个充满中国氛围的环境中长大，他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我长大的房子中，摆满了中国家具和其他中国物品：在客厅里陈列着中国瓷器以及其他小的工艺品。在走廊摆设着精美的景泰蓝瓶子和挂盘。在我父亲的工作室中，数不清的书架上到处都是中国的木刻版线装书。父母在吃饭或其他场合所谈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家里常常有中国人来访，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人士，如商衍鎏先生，他是名噪一时的老派学者，后来为我父亲所创建的中国语言文化系出力颇多。”[313]受此影响，傅吾康从小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也经常向他父亲问这问那。对于他的每一个提问，福兰阁都非常耐心、周详地予以解答并告诉他有关的参考文献。正是在这样的中国文化氛围中，傅吾康中学毕业后毅然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他的博士论文《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也是在福兰阁启发和指导下完成的。傅吾康继承并发展了福兰阁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成就，成为研究明、清史的著名的汉学家。

193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要聘请福兰阁为汉学教授，此时，福兰阁已经70岁高龄了，他没有接受这一邀请，而是推荐了一名年轻的学者。

为了彰扬福兰阁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也为了感谢他的培养，颜复礼和申得乐等人为福兰阁举行了70岁生日庆典，并在《汉学》（Sinica）和《泰东》（Asia Major）等杂志上发表了庆贺文章。

退休后，福兰阁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中国十一世纪的官制改革》[314]《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315]《歌德与中国》[316]《有关1058年王安石官制改革的报道》[317]《中国的封建制度》[318]《汉学家夏德》[319]等著述。

1935年，“中德文化协会”（Deutsch Chinesischer Kulturverband）在南京成立，福兰阁当选荣誉会员。在柏林的“德中协会”（Deutsch Chinesischer Verband），福兰阁也是其主要成员之一。1937年，福兰阁又发表了《李贽：有关在16世纪里的中国人思想斗争史的一篇文章》[320]和《李贽与利玛窦》[321]两部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柏林局势混乱。福兰阁遂在1943年离开了这个他曾经工作生活了20年之久的地方，回到了离他故乡哈尔茨不远的巴伦施泰特（Ballenstedt），在他侄女负责的养老院里安度晚年。离开柏林前福兰阁发表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我们怎样和为什么研究中国历史？》[322]。在巴伦施泰特时，福兰阁开始撰写回忆录《来自两个世界的回忆》[323]。晚年时的福兰阁身体一直是健康的，思想也很活跃。1946年7月31日，他在参加战后柏林科学院重建典礼的路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8月5日逝世于柏林夏里特医院（Berliner Charie），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