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孤岛气候”：“孤岛”艺术期刊的生发环境
1937年11月12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在持续了近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中失利战败，随即撤军西去，之后，上海除英美、法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均被日军占领。而上海市中心毗连的属于英美和法国势力范围的两个租界，因为日军碍于当时西方各国列强在上海租界地段之上的错综复杂的权益，所以暂且没有实施军事占领，只是派遣军队自西向东画圈式地在租界地区进行了“胜利示威行军”[2]，并将两大租界严严实实包围了起来。[3]原来的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如图1.1所示[4]）地理范围被日军包围后明显地缩小了一半以上。[5]据此，自那时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至黄浦江，西达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南抵民国路（今人民路），北临苏州河”[6]的英美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而这两个合起来不超过30平方公里的区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如图1.2所示）。
图1.1
图1.2
在日军占领上海的第二天，也即1937年11月13日的上午，英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总董樊克令（C．S．Franklin）就代表租界当局公开宣称：“工部局保持中立态度，在中日战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对双方在租界内的权益一视同仁，租界的行政权没有变化。”[7]可见，租界当局以维持中立的立场来指责日本方面野蛮的战争行径，并频频以或强硬或温和的态度对日本军方提出抗议。正是因为租界在政治上的中立，使得日本企图迅速控制全部上海地区的目的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孤岛”一下子变成了附近省市乃至全国居民的“避难之所”，仅在“八·一三”战争结束当天，“就有难民六万余人拥入租界”[8]，苏州河以南两租界的人口从“战前的167万猛增至400多万”[9]，而苏州河以北的华界等地区，俨然一座空空如也的“鬼城”。一场战争，就这样把上海从“滩”变成了“岛”，从歌舞升平的繁华之都变成了诡异莫测的“战乱孤岛”。
一 复杂的权力斗争
之所以说当时的上海是一座“战乱孤岛”，其主要原因在于上海两大租界在日军包围之下呈现出的政治权力斗争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根据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土地章程》，英国于1845年11月15日在上海设立第一块租界——“黄浦外滩”以降，美国、法国也紧随其后纷纷在上海划定了属于各自的租界，经过多年的大肆扩张，直到“八·一三”之后日本占领上海，英美公共租界（1899年达到“33503亩”[10]，1937年后虹口、杨树浦两个地区被日军侵占）和法租界（除越界筑路之外，约“15150亩”[11]）加起来总面积为29.08平方公里[12]。租界（settlement）不同于殖民地（colony），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在上海领土上给自己国家的人和部分中国人“租借”了一片居住地，拥有独立的行政自治权和领事裁判权，主要是为了工商贸易、教育宗法等经济文化方面的沟通和便利，而非军事武装侵略般的殖民占领，所以其实质上并不干预当时的中国内政，这与日本的军事侵略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与英美等国正值作战敌对方，碍于复杂的国际形势，日本虽对租界虎视眈眈，但也不敢轻举妄动，在殖民统治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其他地区之后，发现租界当局对重庆方面、蒋介石国民党等大后方抗日力量的不作为态度已经严重阻碍了日本战争的进程，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减少对英美、法租界的觊觎，还一直将中立区的租界视为全面占领中国的巨大绊脚石，从一开始就对租界当局耀武扬威，施加压力，但是又不能直接采取武装挑衅，只能通过采取外交谈判和参与租界行政选举等较为隐晦的政治手段来对上海租界进行争夺，以期将“孤岛”置于他们强势凶恶的恐怖统治笼罩之下。
尤其是1939年年初，自从日本扶植的“维新政府外长”陈箓被暗杀后，租界内接二连三地发生暗杀“维新政府”要员的抗日活动，日本侵略者便通过各种方式夸大其词、寻衅滋事，在东京与上海的日方人员，也更是发表种种强硬论调，以遏制所谓“恐怖案件”为名，谋其蓄积已久的占领租界之愿望。其一，即训令日本驻沪当局和租界政府进行谈判交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三浦几次前往访问租界工部局总董樊克令和总办费利浦氏，指责租界内警力单薄，不足以维持治安，遂于1939年2月22日下午3时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一）逮捕中国恐怖活动分子；（二）增强工部局之日本势力；（三）增加日本警察之人数；（四）根本改组工部局，此外日本政府申明保留采取任何‘广泛措施’之权利。”[13]其二，派“大道警察”侵入租界。“十四日午后八时十五分，‘大道警察’组成之武装巡逻队……十五日午后八时左右，‘大道警察’在公共租界马路非法捕人。”[14]其三，在租界内设便衣司令部。“据外人方面可靠消息，日方借口防遏租内发生恐怖事端，自与工部局成立协约后，即在汉口路某饭店内闗室，组设便衣司令部，招集大批浪人，从事侦查拘捕工作。”[15]其四，在虹口区附近组织流氓特务团伙“黄道会”[16]，跟随日军一起在上海居民区内进行搜捕、迫害、烧杀、抢掠等恐怖武装活动。其五，企图控制租界内的新闻、出版、艺术等一切文化宣传活动。日军不仅通令租界内的华文报纸必须每天送审，而且，在“1939年2月2日，伪上海新闻检查所致函工部局警务处长杰拉德，要求租界当局对挂外商招牌的抗日报纸采取压制措施”[17]。日军对租界内电影的拍摄和发行放映也是百般阻挠和破坏，试图通过成立“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18]，以期达到对“孤岛”电影制作进行宣传上的控制或垄断之目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面对日军的抗议、谈判和暴力逮捕活动，租界政府一方面始终坚持其不偏袒战争中任何一方的中立立场，另一方面在对日交涉上却也显得有些模糊和暧昧。例如，在发现日本武装巡逻队侵入租界的白利南路亿定盘路附近之时，英军和公共租界巡逻队将其逐出道外；听闻日方在租界内设立便衣司令部，租界当局以妨碍租界行政权为依据，一直向日方交涉令其取缔；日本“大道警察”进入租界一米店内非法捕人，租界当局立即命其放人并行出租界马路；在日方提出的关于租界内报刊出版制作的要求，租界当局也予以驳回，允许挂洋商的中国报纸、期刊在租界内继续发行。但是随着国际战争局势的瞬息万变，迫于日军的压力，后来的租界工部局在“孤岛”第三年的时候，还是与日本方面达成以下合作协约：“（一）关于抗日之恐怖事件，本局已执行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公布之紧急办法告示，并准备继续执行之。（二）除本局警务处以外之权利及责任非经有关系各国认可，不得由本局移让他人，惟本局曾为日本宪兵队及领事署警察在侦查恐怖行动方面与警务处之合作，固为本局所准备继续欢迎，任何合作之办法，须在获得本局警务处长统一，并与其商定以后实行。（三）在此交涉开始以前，本局为履行设法预防暴行之责任起见，已实行搜查由水道进入公共租界之人民，此种办法，本局准备加紧实行，同时本局准备继续邀请日籍便衣视察人员于搜查时到场。（四）在本市政年度之内，本局已为警务处之日籍组，新募警员四十五名，本局已设法自日本添募人员三十三名，俾将预算内所定额补足，此节亦经本局说明。（五）本局曾谓公共租界内各重要地点之搜查举动，为本局警务处之通常而继续不断之工作，现在此项工作，正在加紧实行中。”[19]除此之外，租界政府还与日本宪兵合作搜查西区、检查南京路、封锁里弄、加紧防务等。这就说明，租界当局既有同情支持或暗地帮助中国抗日爱国活动的一面，也有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避免得罪日军，从而也有会对“孤岛”的抗日爱国活动采取阻挠压制的另一面。
与此同时，随着“孤岛”局面的逐渐形成，租界外由日本通过其扶植的汉奸傀儡政权，如“梁鸿志及其维新政府上海特别市”“苏锡文及其大道政府”“汪精卫及其国民政府”[20]等势力，企图以此来仿效在满洲推行的“以华制华”的侵略政策。因此，在四年零二十七天的“孤岛”岁月中，上海租界宛如一个混乱的“沉浮孤岛”，各方权力在此汇集纠缠、错综复杂、明争暗斗，既有英美法租界当局的西方势力，也有日军狡猾而顽劣的政治渗透，又有重庆方面的国民党势力，还有上海滩传统的黑帮势力，更有坚守上海阵地的共产党抗日组织。然而，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却滋生出了相对繁荣但却也显得有些畸形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
二 畸形的社会繁荣
“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上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银行、公司、出版社均遭到了炮火的袭击，被迫停业，那一年整个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都受到了重创，损失惨烈。据当时的《申报》记载，战争中“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上海丧失了70%的工业能力”[21]。可以说，上海这座城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最大的一座国际化都市。随着淞沪会战的结束，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除租界地区外全部沦陷，作为占领者，日本其实并不希望上海由此一蹶不振，成为一座破败之都，反而是愿意让上海维持一定的繁荣，以便塑造日本政府自身良好的国际外交形象。与此同时，由于租界政府的保护，“孤岛”就像一个“国中之国”，拥有着独立的经济体系和行政制度，为战火纷飞的中华大地上保留着一块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所以整个“孤岛”四年期间的社会经济反倒是呈现出一派特殊的繁荣景象，这和处在战争时期的中国其他地方有着很大的不同。
通过援引相关历史统计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首先，有关生产制造业方面，当时“孤岛”公共租界内开设的工厂，从1937年年底的442家，经过一年的迅猛发展，到1938年年底，已激增至4709家，到1940年，最终达到了5000余家。其次，进出口贸易方面，“孤岛”内的进出口商行从战前的213户到战后急速增长至613户，1938年因战争降至3.76亿元的进口数额，在随后的三年内得到了大幅度回升，分别突破纪录达到14亿元、29.76亿元和34.1亿元，出口方面也和进口方面一样，大大突破战前水平。最后，关于“孤岛”商户零售业方面，上海六大百货公司亦几乎每天都顾客盈门，最著名的上海永安公司在1939年的日营业额达到百万元以上，每个职工平均一天接待顾客达五六十人，到了1941年，永安的营业额比1938年翻了将近5倍，利润额激增11倍[22]（如表1.1所示）。与此同时，当时正值抗战的全国，其轻工业产品绝大多数也都从上海口岸输出，“孤岛”时期的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银行金融业等比之战前上海和战时的其他各地，均呈现出一派不可思议的繁荣景象。
表1.1 “孤岛”时期四大百货店销售额·利润
这样繁荣的社会和当时“孤岛”内部激增的人口有非常大的关系。战争爆发之后，因为“孤岛”租界作为当时中国的整个东南沿海中唯一的一个“非战争地带”，这里有英、美、法等西方势力的保护，暂时没有受到炮火的洗礼，相对安全，并且交通、商场、医院、学校等城市基础设施成熟便利，所以上海地区乃至附近各省市的人流和商流自然都纷纷向这里汹涌汇聚，“居住在闸北、虹口等处的外侨和中国殷实之家，就像滚滚浪花一样涌进到苏州河南岸来。沪宁、沪杭两铁路沿线的大地主、大豪绅也都纷纷集中到这个‘中立’之区来。同时，闸北、真如、浏河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也都扶老携幼转移到租界来”[23]。从1937年底到1938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孤岛”内的居民就达到了450万左右[24]。约450万人口聚集在一个相当于4000多个足球场般面积大小的土地上，平均一个人的居住面积只有6.5平方米，如此高度集中的人口密度在当时之中国可谓是一大奇观。因为人口的急剧膨胀，“孤岛”内人民对于生活资料的需求加大，因而消费品市场也就相应扩大，逃亡来的附近各地豪门贵族平日流连于各大百货公司、高级餐厅、咖啡厅、服装店、奢侈品商店、舞厅、电影院、游泳馆、马场、画展、会馆，在上海过着骄奢淫逸的物质消费生活，为“孤岛”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一片浮华的欣欣向荣之象。而且，来避难的百姓也大量增多，人口的密集又为租界内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有利于制造业的复工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别样繁荣的“孤岛”社会。
图1.3
图1.4
根据日本高纲博文学者的《战时上海》一书（见图1.3和图1.4）[25]，可以看到当时“孤岛”社会的经济繁华和人口繁荣。然而，繁华的背后危机重重，“孤岛”上表面的社会繁荣却日益凸显出经济结构的混乱与畸形。日方作为侵略者，虽然想要维持上海昔日的繁荣，以便提高本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但于本质上来讲却又不希望让上海成为过去黄金时代的那般活力四射，他们期望并鼓励上海和租界人民从生存状态到社会心态都是“孤岛”化的，所以日本也一直在暗中扰乱“孤岛”的经济秩序，从而对租界政府施加压力，达到占领整个上海之目的。四年以来，日方对输入“孤岛”的货品进行严密控制，企图大肆牟取税收，并大量收购沪地流通辅币，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使得人心惶惶，再加之有些不法奸商乘机操纵现金货币市场，导致了“孤岛”物价的持续飞涨，人民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当时的英商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开始停止供给外汇，无外乎“因日货充斥，日本曾借此吸收了大量法币，套取外汇，而上海这一特殊区域，政府无法严密控制外汇，所以黑市场非常猖狂，日方千方百计地要吸取上海外汇基金，在最近数月内英方借华款项反为日本吸收一部分去了”[26]。与战前相比而言，生活必需品的极度紧缺与涨了约10倍的物价，使得“孤岛”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在战前，上海工人生活费支出中，食物和房租分别占53.2%和8.3%，而到1940年，由于物价高涨而实际收入停滞，食住开支占到了总支出的82%以上”[27]，“中产阶级因而转入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必需；资产阶级更疯狂投机”[28]。这样就陷入了一种“畸形繁荣”的恶性循环，在“孤岛”上避难的豪门贵族和那些平民百姓、逃亡难民，一起在末世的“地狱天堂”之中，表面上营造出的是一派虚假繁华的表象，其实却维持着度日如年、苟且偷生的不堪生活。
三 特殊的艺术场域
“孤岛”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经济状况催生出了别样的艺术生发环境。在“孤岛”形成之初，人人都拥进租界，并把租界当作避难的“诺亚方舟”。而以日军重兵把守的苏州河为界，日军占领的苏州河以北地区，以及南市、浦东等地，居民房屋、工厂大量被毁，每日炮火纷飞、戒备森严；苏州河以南的两租界依然是歌舞升平、繁华如常，富商、穷人都在这片暂时安全的“乐土”上谋生、冒险、消费、娱乐……与此同时，“孤岛”相对自由的政治空气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也使得出版业、娱乐业、艺术品展销业等文化艺术生产活动，并没有像大部分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遭到破坏而停滞不前，反而是在经历了几番波折之后又重新得到了复苏。
刚开始，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宣布投降并逃往重庆等地，上海的许多文人、艺术家也都纷纷逃离上海，于是上海的文化艺术界呈现出荒凉颓废的局面：首先是由于交通的阻塞，许多大大小小的出版物不得不暂时停顿休刊。其次是职业化的剧团和企业化的戏院也一样无法维持下去，开始大批停顿。最后，大多数的学校和专业院校也都关闭，包括专门学者、教授、艺术家等在内的文化人由于失业而不得不开始另谋生路。大部分文艺界人士逃到中国其他地方，开始了逃亡生活，也有一部分人选择坚守上海这块阵地，在“孤岛”内与日伪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所以说，在“孤岛”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国民与日方既有武的拼杀搏斗，也有文的较量角逐，中国抗日力量始终在这里展开了多种多样合法的或者是“非法的”斗争。例如，在各类报刊的出版发行方面，共产党人夏衍等同志为了不让敌人轻易地占领“孤岛”这块宣传阵地，于1937年12月9日创刊出版了《译报》，用刊载外国报刊有关中国战争形势的报道，对“孤岛”人民进行抗战教育。不久日军通令租界内的华文报纸必须每天送审，《译报》只出了17天，就被迫停刊了。当时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公开向租界当局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取缔一切反日机关，禁止一切反日性质的宣传品；（二）驱逐中国政府机关及代表；（三）禁止中国政府的邮电检查；（四）禁止中国方面的新闻检查；（五）禁止未经许可的中国无线电通讯机构。”[29]而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采取了一些有所保留的温和节制的策略措施来应对日方的抗议：“一是警告各报不得采用过于激烈或引起日人不满的字眼，如称日人为‘敌人’等；二是实行报刊登记制度，任何报纸、刊物或小册子未经登记不得在公共租界内刊行、印刷或分送；三是劝告租界内的抗日报刊停止出版或改变抗日立场。”[30]于是，中国的抗日力量和进步人士在“孤岛”内就纷纷转入“地下”，利用外国人来做报纸、期刊的董事或主要负责人，继续坚持文化出版的宣传工作。而租界当局在执行日伪所提出要求的任务时，对于那些抗日地下组织秘密发行的刊物和挂洋商名字的出版物，也都采取视而不见、网开一面的态度，这就为当时的文化艺术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因此，除了国民党和其他抗日组织秘密创办发行的刊物之外，那些挂着外商招牌的报纸、杂志、期刊，不仅报道时事新闻，还进一步开辟了种种文艺副刊。因为“孤岛”内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孤岛”抗日爱国文化工作者还设法出版了一批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出版的书籍，如《资本论》《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这些书籍，不仅对促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对宣传中国革命也起到很大作用。
随着“孤岛”生活的慢慢展开，有了赖以生存并且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孤岛”艺术以及艺术刊物开始逐渐活跃起来。除了迅速恢复制片的电影业、场场人气爆满的话剧市场、重新开办画展的艺术厅、大张旗鼓开业的舞厅等，当时的很多艺术刊物也都重新印刊、出版发行。以电影期刊方面为例，在整个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发行的各种电影期刊总共有207种[31]，而在特殊复杂的“孤岛”时期，上海共出版发行电影刊物就已经多达70余种。其中，既有在战争中持续创刊的老牌电影期刊，如《电声》《新华画报》《青青电影》等，也有在“孤岛”时期才创办的刊物，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光影坛》（1937）、《南海银星》（1938）、《亚洲影讯》（1938）、《好莱坞》（1938）、《银花集》（1938）、《明星》（1938）、《电影新闻》（1939）、《银影》（1939）、《银銮殿》（1941）、《电影艺术》（1941）等。这些刊物既有曲折表达抗日救亡的主张，也有关于艺术理论知识的启蒙。与此同时，很多艺术期刊上纷纷注销各种进步言论，对“孤岛”时期的艺术界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例如，东方曦[32]在《谈“孤岛文艺”的发展》中说道：“我们处在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然而我们却过着侨寓一般的生活——不，所谓侨寓一般的生活还不够说明它真正的情状和性质，因为在这里，一个侨民应享的权利随时有被剥夺的可能，×人随时可以凭借它的暴力对这些非武装的民众加以横暴的压迫甚至戕害，国家的法律和权利既无法来保护这些待宰的羔羊，国际的正义也不能来遏阻×人×性的行动，因此生活于这里的人的大部分，都在用着半死状的精神麻痹法来保护自己。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只有那些富有自持性和警觉头脑的一部分人，他们正在和这环境奋斗，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来克服环境的钳制，企图督促这班蛰眠者的觉醒，他们企图和这个大时代奏着合曲。——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正是这一小部分中的一个积极的细胞。”[33]还有与方在《向文化界提出一个最低要求》中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史、政治、文学艺术五个方面的书籍、刊物出版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和希望，认为“在中国，提高大众文化水准的一件事，正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发动了全部文化工作者去干，还是要好几个年头才见些成绩，然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文化人是不能畏缩或松懈这责任的”[34]。以及在多种期刊上都曾出现的一篇社论——《勖孤岛文化工作者》，其中作者发表自己的观点：“孤岛文化工作者实在是值得骄傲的，可是战斗的任务却绝没有终了，而是需要更英勇更坚决的延续下去，环境也许是越来越坏，压迫威胁也许是越来越强，但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是必需的，直到最后胜利的来到。”[35]这些言论一方面既说明了“孤岛”艺术场域的特殊与复杂，另一方面也深深地反映出坚守在“孤岛”阵地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们内心的渴望。
由此可见，当时的艺术生发环境虽说是有利于艺术活动以及艺术期刊的产生，但其中之关系却也相当复杂，留守“孤岛”的文化精英与复杂的政治势力一直处于反抗、斗争的状态，因为“艺术家或作家，笼统地称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那一部分人，艺术家与权力的斗争从而构成新的艺术位置的空间”。并且，“在一个场中行动者同体制不断斗争，他们是根据构成这个游戏空间的规律性和规则（以及在特定的紧要关头超越那些规则本身），使用不同程度的力量，并因此有了不同的成功的可能性，来占用在游戏中处于危险境地的特殊产品。在一个特定的场内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占据的就是一个能使这个场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的这样一个位置，但他们必须始终同来自被统治者的‘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抵制、要求、竞争进行斗争。……只有当人们开始反叛、抵抗、有所行动，历史才存在。”[36]所以说，“孤岛”时期的艺术就是这样，在不断波动、不断抗争中曲折发展起来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在这片“地狱天堂”之上，内心中充满着纠结和矛盾，他们与世界接轨的渴望和民族性的诉求两者挣扎着共存，从而在环境的迫使下，从主动到被动，再到走向“被动中的主动”，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来达到某种程度的救赎。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日本方面对“孤岛”文化艺术的控制加强，汪伪等政权在上海残酷严苛的文化监管，国民政府出现了消极的文化宣传政策，以及租界当局摇摆不定的暧昧态度，都使得当时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产物的“孤岛”艺术家及其艺术期刊，带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