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选择《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作为选题，其价值与意义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解读礼仪文化制度下唐代文人的心态变迁和文学创作，为唐代文化与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傅璇琮先生指出：“从文化视角切入唐代文学研究，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方法。如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刘师培论文学的地域性特征、陈寅恪以诗证史及文史互证等，皆为后学树立了典范。作家的出现和成熟、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文人的唱和和交往、文化的传播和接受，自有其生长的社会文化土壤。应将文学的研究拓展到政治制度、传统思想、社会思潮、社会群体（家族、流派、作家群、社团等）、科举、幕府、音乐、绘画、民俗、交通等文化层面，注意在文史哲相关学科和其它交叉学科的联系中探索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心灵状态和社会处境。对复杂的文化背景的综合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真实而深入地解读文学，厘清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多重互动关系，从总体把握文学史的复杂流变和演进规律。这对研究思路的拓宽、研究领域的开辟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不无裨益。”[29]关于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李浩先生指出，已经具备了成熟性、多元性、贯通性、吸纳性、超越性的发展趋势，循此下去将形成包容性的学科特色。[30]而社会文化与文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古代文学学科包容性特色的具体体现。以上两位先生的论断对本书的选题立论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礼”作为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主流文化，有必要放在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唐代进行研究，并且与当时极有成就的文学结合起来，从而为唐代文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唐代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之一。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的演变不仅促使礼制做了大规模的调整，造就了空前完备的礼制体系，而且促使礼制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产生影响。唐代礼制对士族阶层及科举新进的文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文中引沈垚语：“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并进而指出：

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子敦之说是也。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31]

陈先生指出，唐代礼制应该作为研究的重点，对此不容忽视，虽然要对治史者进行方法指引，但其所揭示的士大夫与礼制之密切关系，于唐代文学研究亦有启示。其实，不仅与礼制联系极为紧密的士大夫文人，而且受唐代礼制影响甚深的新进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也应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因此，从唐代礼制的角度系统地考察和探讨唐代文人的思想、文学特点及生成发展，可望为唐代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作出新的积累，为唐代文化与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课题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即唐代礼制对于唐代文人、文学的重要影响。本书在探究唐代礼仪制度的推行及变革对文学生态格局的影响的基础上，论述文学创作的若干环节，尽量避免停留在作品题材这一较为肤浅的层面，尝试从五礼的角度选择研究专题，以论述礼制文化背景下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多维价值。

唐代礼制对于唐代文学创作题材和文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礼与多种文体的关联上。如吉礼与颂、祝、封禅文等，宾礼与表、书、盟文、誓文等，军礼与檄、移、露布等，嘉礼与表、状、笺、启等，凶礼与诔碑、吊祭、议谥文等。从礼仪制度的角度梳理文学形态，可以发现一些文学形态直接与礼制相关，甚至其本身就是礼制仪式的文学表现，如赋颂；一些文学形态在礼制的观照下可以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固定解释，如与礼制相关的诗歌和议礼之文，而一些文学形态如郊庙乐章、祭文、谥议文、敦煌写本书仪等，也重新被纳入了文学的视野之内。

诗歌也是表现唐代礼制的重要载体。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顶峰时期，诗歌表现内容的丰富是空前的。唐代诗歌是座丰富的宝藏，学界对它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开掘与阐发。而礼制是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等方面的结合点，唐代礼制涉及层面十分广，涵盖了文人的仕途、人生等各个方面。如果我们从唐代礼制的角度加以观照便可发现，唐代大部分诗歌似乎或多或少都与唐代“五礼”中的某一种或几种有所关联。如吉礼与祭祖颂歌、农事诗、忧民伤乱诗，嘉礼与婚恋诗、燕飨诗，军礼与射猎诗、巡狩诗、边塞诗、战争徭役诗等，凶礼与挽歌、悼亡诗，宾礼与贺节诗等。但是，有一些诗作则要按照具体所述对象划分五礼的归属，如贺节诗、燕飨诗只有在面对朝臣时属于嘉礼内容，当其面对蕃使时则属宾礼范畴；而祭祀诗，若表达祭拜祖先的内容则归入吉礼，若内容为祭祀逝者则属凶礼。

唐代礼制建构下的政治思维格局对文学生态环境的深层次影响，主要表现在唐代礼制对于士人的社会行为、文化选择、价值认同、创作心态和模式等方面，表现在对时代精神和文学风尚的形成、演进和发展的推波助澜上。唐代礼制同科举制度、谏议制度、职官制度、监察制度等很多典章制度一样，与古代文人息息相关。这些制度产生于政治社会的上层，但其实际作用却体现在中下层。它们作用于社会，影响着文人生活、心态与创作。正如《玉帛之奠：唐朝正统化的礼仪与象征》一书所说，唐代中国人“把礼既看作一种制度，也看作是一种表达的尺度”[32]。仕途文人的文学行为附属于政治活动，文人是文学、政治身份二位一体的。文学身份中的应制、应用、应酬机能，文学思想中的“文以载道”观点，都有很强的功用色彩。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唐代礼制对文学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体现在郊祀、封禅、释奠礼等礼仪活动中，在朝贺、巡狩等活动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此外，唐代国家礼仪制度贯穿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仅对上层官僚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中、下层文人的文学写作起着作用。比如敦煌书仪，就是唐代国家的表笺制度与中晚唐地方幕府公文写作的一个交点。

最后，通过对与唐代礼制相关的文学作品的研究解读，我们可以考察唐代礼仪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况。唐代礼仪制度内容详备，规定严格，涉及甚广，然而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则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唐代礼制文学作品对礼仪活动的大量记述与描写，为唐代礼仪制度的进一步拓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对于唐代礼制甚至政治制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