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李浩

近年来，因工作的缘故，我经常参加各地硕、博士论文的评议和答辩，也不止一次地参加过文史学科的博士后项目评审。每年的五六月份，是内地高校老师的“农忙”季节，整天疲于应付各类答辩，圈子里啧有烦言，但只要看到好的论文，还是会让人心情振奋的，疲惫与委屈也一扫而光。通过这个环节，我对各地学术后备人才培养的整体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同时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青年才俊。

于俊利博士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认识的。记得2009年，我应邀在陕西师范大学启夏苑参加答辩，对她的论文选题印象很深。我素来“未解藏人善”，尤其是对年轻人，便在会上不加掩饰地多所肯定。她的指导老师傅绍良兄乘机向我推荐，俊利毕业刚回到体院，席不暇暖，便又行色匆匆，负笈西北大学，开始在西北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作为她的联系导师，我当时建议她沿着“唐代礼官与文学”这一思路再朝前推进，于是她选择了“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这样一个更开放的题目，与前期研究既有关联性又有很大拓展，并用此题目申报了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这两个基金尤其是后者，竞争激烈，较难获得，俊利在学术上刚出道，就能连续斩获，证明在选题上还是有先进性的。

经过4年多的艰苦努力，俊利终于交出一份厚重的答卷。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下两编共九章。上编综论唐代礼仪制度的内涵及背景、礼制与唐代社会风尚及士人心态、礼制视野下的文学形态等。下编为分论和专题研究。分别涉及了吉礼、凶礼、朝贺礼、巡狩礼与文学，还从礼制文化的角度对杜甫的“三大礼赋”、敦煌本《甘棠集》进行了新的诠释。我特别看重她在下编里所做的一系列有特色性的展开和深化研究。

如果说上编的内容主要还是综述唐史学界、制度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下编所展开的更多的是文学史学人的独特推进。因为有她前期所做的礼官研究成果做铺垫，也因为唐代文学研究界有关“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经过岑仲勉、严耕望、程千帆、罗联添、傅璇琮、郁贤皓、王勋成、胡可先、戴伟华、尚永亮、陈飞、傅绍良等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典范性的成果层出不穷，这些都能给俊利很好的示范，使她能在自己圈定的一亩二分“责任田”中风里来雨里去，辛勤耕耘，没有让土地荒芜，也没有出现水土流失。看着漫山遍野的葱茏与青翠，我知道她付出了自己的艰辛努力，我感到很欣慰。古人所谓“功不唐捐”，洵非虚语。

总括起来说，本书在考察唐代礼制体系和礼制建立的文化环境基础上，对唐代礼制下文人的职事及文学活动作了更多更细的勾勒，较清晰地呈现了礼制—文人—文学在历史脉络中交互影响的复杂互动。作者还从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点上，考察在吉、嘉、宾、军、凶五礼制度下，唐代文人所特有的从政方式、生活状态及其创作趋向，对唐代与郊祀、封禅、挽歌、朝贺、巡狩诸礼相关的文学现象也有独到的阐释，尤其是关注到礼制文化背景下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多维价值。全书既有唐代礼制与文学关系的总体考察，又有从五礼角度进行的系列专题研究，为唐代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唐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作出了可贵的新尝试，使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这一领域又增添了新的例证，也使人们对唐代礼制礼俗与文学关联性的认识，从学理性和知识性两方面均达致更深的程度。

俊利虽然在这一课题中做了不少开拓，但这仅仅是她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迈出的第一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唐代研究的天地很广大，可值得开拓的领域也很多，即就以礼官、礼制文化与文学这一课题来说，可精耕细作、深入开掘处也还不少，如唐代礼制对文学革新之影响，礼仪制度对唐代文人仕途的影响等，均可找寻更多的材料以丰富论题。至于朝廷礼制与地方礼俗间，如何借由礼制礼学进行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持，在文学作品中又体现出怎样的线索和现象，这当然更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梳理。还有礼学、礼制与礼俗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隐约投影；唐代礼制文化与其所处前后时代的比较研究；潜藏在文学作品中的古礼化石在现当代还有哪些孑遗，等等，则有更大的探索空间，也应是俊利今后努力之方向。希望俊利能再接再厉，锐意进取，不断推出有价值的新成果。

2014年6月29日草成于桃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