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气魄和实践智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具有坚实的历史和实践基础，而且具有深厚的时代底蕴。邓小平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理论等，都具有深厚的当代内涵，都凸显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与世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时代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转折中产生的理论。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第二个70年代的末期，即将进入第三个70年代之际，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却发生了剧变，社会主义的旗帜从这些国家上空消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邓小平以唯物史观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2]而且邓小平认为，这个事关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同样严重地存在着，即“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而“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3]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提出、反复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不是经典作家所预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顶点诞生的未来形态的社会主义，而是20世纪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即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发生的重大挫折表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比社会主义革命难度更大的历史课题。这个历史课题正是世界社会主义成功实现第三次大的转变和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社会主义首先作为一个理论，继而作为一场运动，再进而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和正在经历三次大的转变与发展：第一次，是从空想到科学；第二次，是包括从一国到多国的从运动到制度；第三次，是从革命到建设。而每一次的转变和发展，都有一个时代所赋予的重大历史课题。）
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解决这个历史课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会充满活力和希望，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悲剧就有可能在中国重演。也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功绩，首要就在于他从理论和实践上科学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正是社会主义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产物，即社会主义在其生命途程中获得的关于建设的理论形态。它本质上是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映，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对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积淀的反映，包含着对列宁以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深邃思考，也包含着对毛泽东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它立足于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力基础层面，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决定力量，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等基本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又一座历史丰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世界探索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大背景下形成的理论。
现代化是世界的潮流。而现时世界历史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后发型现代化，其发展道路是极为艰难的，普遍为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所困扰，即在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的同时，又很难不受其束缚和限制；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同时，又易于迫不得已接受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开放门户的同时，又很难避免资本主义的全面渗透和冲击；传统的社会稳定、协调控制的基础极可能被现代化进程所冲垮，而新的社会稳定、协调控制的条件和机制又一时难以形成。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型现代化，就是由于不能解决这种世界历史难题而“现代化受挫”。
这种世界历史难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也是解决这种世界历史难题的过程。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主要表现为：第一，指明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关系的基本准则。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4]即走自己的路是“自主”最为本质的含义。而在坚持自主发展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5]即外源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外源因素的获取，不是“照抄照搬”或“全盘引起”，“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6]而是一种辩证借鉴，是通过自身社会机体的消化、吸收，转化为自主发展的能力和力量。所以，关键是要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使外源因素真正变成自身机体的因素。唯其如此，才能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把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别国经验有机统一起来，把自主与外源有机统一起来。第二，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相统一的原则。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7]这就是说，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既与世界经济接轨，又不依附于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而我国实行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全方位开放（既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原苏联和东欧开放，还对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也十分有利于坚持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相统一的原则。第三，在现代化进程中，坚决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对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东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有着深深的警觉，他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8]拿什么事实才能消除这种危险呢？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坚决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开放引进，一手抓抵制腐朽；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这是一个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的长期战略方针。第四，在现代化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的战略。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现代化起飞阶段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动荡不安，就难以搞建设，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难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并易于导致外部受制于人，结果必然会极大地损害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也是鉴于此，邓小平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因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9]他还明确指出：“中国主要目标是发展”，因此“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10]所以，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即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而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实践越来越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的战略，是一个能够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战略，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稳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当代世界最大机遇与挑战在总体上和战略上回应的理论。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1]因此，一个时代的世界历史潮流，对该时代的世界上各个民族来说，都是发展振兴自己，进而走在世界历史前列的最大机遇和条件，同时也是最大的挑战和考验。而邓小平理论，正是立足于中国国情，把握和顺应当代世界历史潮流的理论，正是对当代世界最大的机遇与挑战在总体上和战略上回应的理论。
“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2]这是邓小平对现时代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科学揭示，也即是对当代世界历史和平与发展潮流的准确把握。邓小平反复强调，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谋求发展，发达国家再发展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社会政治制度的巩固乃至国家的安全，都越来越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已经把当今世界两个新的角逐态势突出：一个“态势”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另一个“态势”是，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发展问题，便开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各民族盛衰兴亡的关键问题，也成为支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消长关系的基本问题。因此，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潮流，既是中国现代化起飞的最大世界历史机遇和条件，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挑战和考验。
邓小平正是站在世界历史时代的高度，把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虑，从总体上和战略上回应当代世界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把当代中国“和平建设”的主题与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有机统一起来的“中国的发展路线”（邓小平语）。即邓小平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为中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并在实践中成功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形成和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形成和确立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路线。
邓小平提出的把当代中国主题与当代世界主题有机统一起来的“中国的发展路线”，突出了对当代世界发展潮流的战略回应。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3]而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4]因为，社会主义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15]“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6]即“我们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提出的把当代中国主题与当代世界主题有机统一起来的“中国的发展路线”也突出了对当代世界和平潮流的战略回应。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7]“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18]因为“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19]所以，“中国对外政府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即“我们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提出的把当代中国主题与当代世界主题有机统一起来的“中国的发展路线”，也是对当代世界科技革命潮流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战略回应。邓小平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21]国际上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又是科技的竞争。因此，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下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22]即“我们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顺应和把握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的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即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3]“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24]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这种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经济方面来看，已经由形成世界市场，到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到世界经济生活的全面国际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世界经济大潮，置身于世界经济联系体系之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正是在洞察、顺应和把握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深入地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非仅仅是由于我国现在经济和科技落后，需要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的结果。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各国不开放，不加强国际交流都很难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25]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准确地把握了民族历史日益深入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本质表现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即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和国家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开放的有机大系统。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开放政策的着眼点，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世界意义的论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对外开放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需要和愿望，只是对中国有利，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入具体地分析：“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是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我们希望国际工商人士，要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26]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是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的理论。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现实的把握，而且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未来的把握。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再过五十年中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不能离开开放政策，离开这个政策不行。因为未来世纪，随着历史更广更深的转变为世界历史，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改变了。”[27]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着眼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未来的长期性、战略性决策。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必然要求。因为随着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8]（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这就是说，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本性；开放的世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正是顺应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对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对内、对外开放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回答了世界现实社会主义本质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所提出的重大现实课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科学地回答了世界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关于世界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命题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第一，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的一个新特点、新贡献。因为尽管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注重发展生产力，但他们比较侧重于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界定社会主义。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撇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只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来认识和把握。从社会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的本质必然要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殊的矛盾性质和矛盾运动来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任何社会的生产活动都包含着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活动的内容，而生产关系则是表示人们以怎样的形式结合起来，去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关系是生产活动的形式，生产力是生产活动的内容；作为生产活动形式的生产关系是不能脱离作为生产活动内容的生产力的。而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总是内容决定着形式的性质和本质。因此，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无法理解和把握作为生产活动形式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的。所以要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首先考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特殊的矛盾运动和矛盾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也就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冲突达到不能相容的程度时，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要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诞生，其诞生的根据就在于它适合新的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使生产力能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得到解放和发展，即解放和发展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这就是社会主义诞生和存在的根据，也是社会主义性质中最根本的东西。既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在历史上诞生的根据，因而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本质。
第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和功能实现的特殊方式。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后面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能脱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个层次，它说明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在人类历史上诞生和存在的根据，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必须具有的社会功能。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是第二层次，它是使社会主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的特殊方式。即只有通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社会生产关系变革，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功能。
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一种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剥削形式取代过时的、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剥削形式。但是社会主义绝不可能采取任何一种剥削形式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获得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后，就应当消灭剥削，进而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这样的特殊方式，才能解放和发展被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因此，“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剥削制度的本质表现，是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还表明，要彻底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目标，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和国情采取相应的政策。由于我国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将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采取单一的公有制形式是不适合当前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的，必须采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具备实行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的条件，但只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采取必要的政策抑制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剥削，抑制社会分配中两极分化趋势，就能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重要体现。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在价值目标上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当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奋斗，必须走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道路，必须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允许一部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正当的、合法的劳动先富裕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总之，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是个有机的整体，它包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三个层次：（1）“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点；（2）“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特殊方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3）“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现实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这种科学回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揭示了中国为什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思考设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国情。“中国特色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国情是我们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客观根据。因此，只有认清和把握住我国国情的特点，才能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究竟是什么？中国当代的国情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我国国情的准确判断。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就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9]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判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明确表达了我国社会的社会性质，即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明确说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或水平，即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较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符合这一基本国情的路线和纲领、方针和政策，不能超越或落后于这个历史阶段，实行“左”的或“右”的路线和纲领、方针和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们党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纲领提供了理论依据。
那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根据在哪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是不会出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之所以必须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扎根于中国国情，而且扎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之中。
追根溯源，中国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构想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这个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顶点诞生的，它已经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并且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和俄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局部性质变的世界历史条件（这个世界历史条件，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决定和制约着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的发展，使其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而在世界资本主义把东方落后国家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过程中，客观上也在这些落后国家播下一些“新的社会因素”；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相继使俄国和中国成为既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的“矛盾集合点”，又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这些矛盾的综合作用，在客观上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了发生局部性质变的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最有可能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解体），使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俄国和中国能够利用“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以，只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世界现实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就要看到它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只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它并不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前提，而是要必须取得这个前提。因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能够超越资本主义根本经济、政治制度，但却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类社会最普遍的共同性的规律和必经阶段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超越的，特别是生产力的规律和经济发展的最一般阶段更具有全人类性）。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世界历史条件、世界历史机遇、世界历史矛盾，已历史地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前提，必然规定和制约着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面对的历史时代课题、所应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列宁在寻找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实践中，对这种世界历史必然性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作了极可贵的探索。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重点围绕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列宁深刻指出：苏维埃制度的现实出发点，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完全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高于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社会高于社会主义共和国”。[30]而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31]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列宁认为，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夺取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但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最终确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只能是经过充分发展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说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说不上社会主义了”。[32]三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断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33]因此，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34]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不失时机地把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提到首位。
邓小平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着眼于现时代的挑战，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在更高的历史积淀上揭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社会主义所蕴含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他极其深刻地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因为我们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具备完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们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但是却不能超越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即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而不是泛指未来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也会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从世界历史的根源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历史特征是生产力落后。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工作的重点，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逐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又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总之，只有在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才能找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才能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扎根于中国国情，而且扎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之中，即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根源和历史必然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规定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进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邓小平为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他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区分开来，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不是它们各自的本质属性，从而确立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或经济手段的全新理念。同时，他还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一是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二是共同富裕。早在1985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同邓小平会见时曾经说过：“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成功了！而它的成功具有深层的世界历史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即“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紧密相联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三形态”和“五形态”是由社会生产力最终决定的两条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序列，即不论“三形态”的演化还是“五形态”的演化，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然而，它们与生产力发展的联系却有各种不同的特点。这表现为“五形态”演变阶段的更替，有的是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有的却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就只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即以手工劳动和与之相适合的简单协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确立和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形成，却是和将是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而“三形态”各阶段的相继更替则完全是与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的转变相对应的：与手工工具和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与大机器和物为媒介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与以高度完善的自动控制系统和社会自觉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产品经济（时间经济）发展阶段。
理论界大多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理论根据来分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但仅此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世界历史必然性。仅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指导分析，还只能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必然采用商品经济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三形态”论，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商品经济阶段相对应的应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特定形式--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商品经济在以往的各个历史时代曾获得过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它仍隶属于自然经济。“要使交换价值在社会表面上表现为简单的出发点，而在简单流通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交换过程表现为简单的，但囊括整个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物质变换，就要有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作为前提。”[35]
所以，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因为只有进一步联系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演进的“五形态”，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中，发现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必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世界历史根据。首先，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获得新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是一个由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再到全局性质变的复杂、艰难而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具备了发生局部性质变的社会条件，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开始解体，使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俄国和中国等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20世纪俄国和中国等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而是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却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成熟、发达阶段，不意味着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超越商品经济阶段。它的社会生产力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就其总体性质来说，仍然处于生产力发展的同一历史阶段（尽管它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以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马克思在考察社会主义在国家范围的建设条件时，非但不否定，反而一再强调，要注重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的有计划的利用。[36]而且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虽然可以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相结合，但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在历史上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形式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反之，资本也“只能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形成”。[37]其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属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范畴，而“资本只能是生产关系范畴”。因此，作为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是可以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的。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就是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分离，形成抽象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从而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再次，由于20世纪像中国这样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局部质变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至今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交往、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劣势地位，非但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界经济相脱离，而且还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20世纪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特定联系，也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建立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蕴含着深刻的世界历史必然性，还表现在只有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统一中才能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定位。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十分重视各个民族“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特殊性，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方向是确定的，这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趋势，然而各个民族朝这个方向转变的道路又不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也就是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并走到世界历史的前列，而不必亦步亦趋地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这充分地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深层历史根据，在于社会生产力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有着相对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的一定独立性和自主性，它们更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因而能够为社会基本制度性质不同的民族所吸收和利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贯穿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这些思想底蕴。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体现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因为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为历史前提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过程中，如中国这样一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虽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但却不能跨越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必然依次经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自然经济社会（人的依赖关系）-商品经济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间经济社会（人的自由个性）。而且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商品生产的发展程度。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也体现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因此，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脱离商品生产基础的、违背商品生产规律的“发展”，而是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序的、渐近的、不断完善的、系统的发展过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体现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时性。不能否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还远不成熟。但却不能由此断言它的发展还要重演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曾经走过的所有阶段，即把我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位在早已过时的自发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上（在历史上，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大阶段是自发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时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全面地调节着市场经济的运行，国家不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政府被视为市场经济运行之外的“守夜人”；而第二大阶段则是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因为当代中国已是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获得的“世界历史”性的规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不能摆脱世界现代市场经济对它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要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积极汲取并利用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化、制度化、科学化、理性化等方面的“一切肯定成果”，借以发展成为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
所以，必须在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定位。我国正在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位，就其一般性来说，必然定位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二大阶段上，即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二大阶段，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仍在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但作为显著标志的是政府在市场经济运作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府不再作为“守夜人”被排除在市场经济运作之外，而是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存在于市场经济运作之中。因此，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切实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调节作用，又要积极加强和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特别是建立和完善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又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准确把握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和当代世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的开放性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作了经典论述，但并没有条件对未来社会主义对外开放问题作出系统的阐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包含着可贵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但由于他过早逝世没有来得及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斯大林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并奉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并行体系”，妨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制定了正确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战略方针，但由于没有随着国际条件的变化，适应时代的开放潮流，而逐步陷入了半封闭状态。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开放思想，并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第一次系统解决了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对外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是以经济开放为重点的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开放；是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等多种形式的开放；是不仅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而且对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全方位开放；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开放战略。邓小平之所以能成功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这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是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住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作为对外开放重要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对立依然存在，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通之处、互补之点又在什么地方？二者之间存在不存在可以互相利用的因素？以及怎样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邓小平以对当代中国与现时世界历史时代内在辩证联系的科学把握，成功地回答和处理了这些矛盾问题。
第一，邓小平首先肯定的是，在生产力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38]所以，“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9]邓小平的论断不仅指明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着眼点和着重点，实质上还揭示了人类“获得性遗传”机制的秘密；揭示了各民族能够通过向前人学习以及相互学习而加速发展的深层原因；揭示了社会的生产力及其发展有着相对于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的一定独立性和自主性，它更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因而能够为社会制度不同的民族所直接吸收和利用。
第二，邓小平又进一步指明了，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条件下，在与社会基本制度相对应的具体体制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可以相通。他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40]他又说：“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41]他还有针对性地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2]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手段”（“具体做法”）他也称之为“经济体制”。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提出了一个极富时代意义的重要思想：社会基本制度如何实现有个“具体做法”问题，即有个“体制”问题；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层次。所谓体制是指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即为其服务并使其正常运作的运行机制、调控机制和管理体系。一种社会基本制度可以通过不同的体制来实现，而在同一个大社会经济形态下的不同社会基本制度也可以通过同类型的体制来实现。当然，体制在运作过程中总要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体制，呈现出了与之相结合的那个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特征。因此，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同处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形态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具体体制层面也可以相通。
第三，邓小平还指出，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通过国际市场这个纽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利益上也可以形成互补和互相依存的关系。他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是个战略问题。”[43]正是在1989年中美关系极其困难的时候，他强调：“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那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44]并且邓小平认为，我国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加深与美、日、欧及东南亚的市场联系，是我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我国对国际经济要素的吸纳能力。
第四，邓小平认为，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条件下，在作为一种经济因素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态而存在的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互相利用。如果说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创造了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那资本就再也不能离开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而存在和发展，资本增值运动必须依赖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世界市场是资本不断给自己创造出来的而又反过来制约着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邓小平判断我国可以长期吸收国际市场要素作为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西方国家“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45]也就是说，国际资本必然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冲动。而我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落后，决定着经济成分上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利用外资正是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的条件之一。因为“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46]
当然，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之所以能容纳作为一种经济因素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态而存在的资本关系，还有更深层的世界历史辩证法根据，即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更多和更强烈的破坏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身再生产基础的因素和倾向，另一方面又带来了进一步增强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身再生产能力的因素和倾向。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这种“新的辩证法”，使资本生产力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还有较大的活力和发展空间，使资本关系对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还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或者还有不同程度的利用意义。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延续到国际资本关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为止。
第五，邓小平指出，在实施开放政策过程中，要从整体上始终把握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肯定、否定的辩证法，即把握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内在辩证联系。他说：“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47]“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48]“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49]邓小平这些论述的核心精神，是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法，要不断地辩证肯定世界资本主义对我们积极作用的一面，不断地辩证否定世界资本主义对我们消极作用的一面；而且世界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个方面，往往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对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的具体环节和内容，一定要做具体分析，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权衡利弊，着眼于利用其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50]实践已经表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基本点”、“两个文明”、“两个手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些充满辩证法的方针，就是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