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中国“进行曲”：山坡上的中国
“中国梦”向所有中华儿女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程似锦的美好明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这个“梦想”的实现，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劳动！“梦想曲”需要实践，需要“进行曲”，需要在应对挑战中创造机遇，需要在化解难题中寻找新答案，需要在跨越障碍中迈上新台阶。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爬坡阶段的十字路口。
中国已经走到理想山峰的半山坡了。爬上现代化建设的“半山坡”，经历了风雨，走过了弯路，很不容易。但现在更没退路，不进则退，但这个“退”可是山崖深谷。这个时候，咬咬牙，鼓鼓劲，搞得好就上了一个新平台。登高望远，海阔天空。如果搞不好掉下来，就掉进万丈深谷。掉进去，就是陷入了一个低迷徘徊的时期。
我们在创造了经济高增长和实现了温饱、小康生活目标的同时，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足也在滋长，一系列新的“烦恼”又迎面而来：“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股市低迷；一方面是买得起车，另一方面是出行拥堵；一方面是许多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另一方面却有不少富人移民国外；一方面是人均预期寿命可与发达国家相比，另一方面却是看病贵看病难，医患纠纷成为热点……”[5]
有位名叫刘胜军的网友，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发了个帖子叫《我的未来十年十大心愿》：不用再到海外买婴儿奶粉；能在大超市买到安全的食品；白领不再沦为房奴；环境污染不再恶化；贫富差距不再扩大；企业家不再移民；裸官不再增多；股市从圈钱机器变成价值创造的场所；人民不再“拼爹”，机会公平；对公权力的约束取得显著进展。该帖子被转发了10万次。[6]当然，这“十大心愿”都是从负面问题角度提出的“期待”。这叫从不足中看希望，不完全是消极的牢骚，也不完全是书生的抽象价值追求。社会不可能十全十美，但也只有看到不足、在解决问题中才能发展和进步。
种种情况说明，中国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关节点，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意。改革再出发，发展要转型。
中国崛起站在历史新起点，中华复兴进入新平台。
但是，未来一个时期，我们仍面临着挑战多、风险高的新考验。只有真正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后，我们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才开始步入高收入阶段，才进入初步现代化建设时期。
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时期。
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的发展阶段，下有陷阱，上有坡峰，需要非凡胆识，化险为夷，稳步前行，才能攀上高山之峰，领略宇宙之阔。
今日之中国，一方面发展成就巨大，创造世界奇迹，处处活力四射，面貌日新月异，好歌如潮；另一方面，又矛盾多发，乱象不少，怨气纷飞。现在是各种困难、矛盾交织在一起，如不及时防范化解，不知道哪个点就会爆发出来，引发连锁反应，搅动大局，妨碍前行，甚至中断我们实现梦想的“进行曲”。
今后，我们也许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要更多地在解决问题中推进发展，在化解矛盾中实现和谐，在应对挑战中创造机遇。
现在的中国，特别需要我们在更多地化解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去保持发展势头，去寻找发展机遇。
1.转变发展方式是个大战略
过去30多年，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起步和中期阶段，属于一个经济体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起飞的时期。由于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改革开放和赶超型发展战略，决定了中国经济走更注重发展速度、更注重投资驱动、更注重外贸拉动、更注重低成本扩张的路子，实践证明是积极有效的，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快速发展。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
但是，这一发展路子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带来了严重隐患。比如，受国际市场制约和风险加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经济结构失衡，盲目投资扩张，产能过剩严重，重增长速度和数量规模，忽视经济质量和效益，能源、原材料消耗大，环境污染代价高，城乡结构不协调，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阶层分化，利益群体形成并冲突增多，社会伦理失范明显，公平正义面临考验，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等等。
这些问题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过去粗放扩张型的增长方式有关。现在，它们迫使我们要放弃传统的过时的发展路子，放弃以“GDP论英雄”的落后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路子。
2.“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大挑战
尽管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科学命题还是伪命题尚有争议，但由工业化社会跃升到高等收入阶段过程中普遍出现的徘徊不前现象是我们不得不需要认真对待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开始向中等、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军。今天的中国，恰恰就处于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这些经济体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这些经济体往往不能摆脱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原有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
世界银行的结论颇为悲观：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对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许就是一场噩梦。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据统计，101个1970年被认为是中等收入的国家，到2008年也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国家。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国内某权威媒体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曾列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如果拿这十个特征来对照现在的中国，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中国的情况与这十个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惊人的相似意味着一种可能：中国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从二战后的百废待举中恢复起来的1950年到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全世界只有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两个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不是石油生产地区或二战前就已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国家和地区；全世界也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与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10个百分点或更多的目标，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地区或欧洲经济体；而且，还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从高收入滑回中等收入国家。除了近20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或地区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7]
如此看来，中国如何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挑战。虽然中国不一定像拉美国家那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要超越这一陷阱也是不容易的。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必然的客观规律，但它无疑是具有规律特性的普遍现象。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恰恰是经济转型、发展方式转型、需求结构转型、城乡结构转型、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人们文化心理转型的“叠加”时期，是矛盾、难题的高发多发阶段，谋划不妥、处理不当，就完全有可能徘徊不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3.环境污染是个大问题
当我们正在为自己取得辉煌经济发展奇迹而欣喜雀跃的时候，自然界也常常以空前规模向我们报复起来。
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先生，在2013年的“中国与世界环境保护四十年”论坛上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已成为压在中国头上的“三座环境大山”。他表示，几乎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目前中国都占世界第一，还有食品、药品安全，也都是令人难堪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雾霾，更让我们尝到了一味盲目追求高增长的“苦酒”。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在2013年11月4日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透露，雾霾天气会提高人的死亡率、使慢性病加剧、使呼吸系统及心脏系统疾病恶化，改变肺功能及结构、影响生殖能力、改变人体的免疫结构等等，这是令人震惊的。中国的雾霾已被世人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气污染”。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构想，带来了美丽的遐想空间。但话音刚落，刚刚进入2013年，中国随即爆发了许多重大的环境事件。
一是严重的空气污染。近年来，中国连续出现覆盖面积近半个中国的雾霾天。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8]北京2013年1月份只有5天不是雾霾天，北京及河北等地民众自嘲变成了“人肉吸尘器”。根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报告，北京、上海、广州及西安等4市，2012年有超过8500人因PM2.5引发疾病而过早死亡。[9]
二是水污染日益严重。2013年春节期间，国内爆出部分地方的一些企业堂而皇之地向地下水系排污，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国土资源部专家曾披露，全国90%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只有3%的城市地下水基本清洁。环保部门也承认，全国七大水系有超过一半河段有水质污染，35个重点湖泊中有17个严重污染，40%的水源已不能饮用。环保部2013年首次承认，中国个别地区出现癌症村。
三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比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损害的持续时间更长。环保部曾监测国内30万公顷农田，发现12.1%的样本出现重金属超标，全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专家指出工业等污染使全国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
四是海洋污染。近年来，随着对海洋水域污染排放加剧，以及沿海地区大规模的填海造地，中国的海洋污染已经十分严重。据中国官方的调查，全国有200多个污染严重的沿海地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已经将长江和珠江口列为“海洋荒漠区”。[10]
从环境污染影响的领域以及对生态破坏的程度来看，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唯GDP”发展模式下的确积累了大量后遗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据报道，《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称：2010年，中国的室外空气污染导致120万人过早死亡，几乎占全球此类死亡总数的40%。研究人员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计算，空气污染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使整个人口的健康寿命减少了2500万年。在中国，研究人员所说的“环境颗粒物质污染”是导致死亡的第四大危险因素，仅次于饮食风险、高血压和吸烟。在全世界范围内，空气污染是第七大危险因素。该组织估计，每年将有360万人可能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基本上都在中国和印度。[11]
环境问题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关乎民族进步和发展。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严重透支却常被人忽视。从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来看，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对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无论是国内人民还是境外华人，真的要警醒，要看到当今中国环境污染危机的严重性。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要比任何金融、经济的危机都要严重得多，而且也更难治理。如今，中国面临的环境危机是全方位的，已经侵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只有将环境危机视为中国发展的危机，中华儿女才能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痛下环境治理的勇气和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现在，中央高层终于下大决心要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了，再也不能以“GDP论英雄”了。中国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同时都居“世界第一”的“奇迹”，让人有着太多的尴尬。想必这两个“第一”不会只是“偶然的巧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系国运，意义宏大，但中国梦也是每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梦：每天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吃上放心的食品。这可是老百姓心中最实实在在的“中国梦”。
没有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是难言实现的。
4.公平正义是个大课题
公平正义从来是相对的，而且内容所指十分宽泛，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难确定性。但是，在许多方面是确定的具体的。比如，一般地说，社会法律法规、社会伦理规范、公民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等等，就具有相对的公平正义性。违背了这些“公理”、“规则”，人们就会认为不公平、不正义。
尽管公平正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其内容、标准是不同的，但是，任何国家、社会在任何一个阶段，“公平正义”都是重要价值标准，都带有“公理”而不可违。比如，近年来世界上爆发的事件，像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骚乱和阿拉伯变革之春等等，都和社会不公平相关。
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世界发展潮流之一。当今中国社会也不例外。我们既要社会有差别、有效率，又要兼顾各方，重视公平正义；既要公平正义，又不能走向平均主义。社会运行治理要做到和谐协调有活力，就必须把控好科学合理有效率的公平正义。而这正是当今中国发展中的基本“困境”之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和利益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合乎历史进步的过程中，无疑积累了不少社会利益矛盾，这集中表现在社会各个利益大群体之间如何更加公平正义。
当代中国高层决策者，不但要谋划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如何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如何治理生态环境等难题，而且还要善于回应、处理好社会领域在公平正义方面的“纠结”。这也是传统社会、低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各国普遍都要面对的难题之一。
中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国情——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普遍共存的国民心理，就是顽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综观当今中国，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问题大致有：
一是，少数人、一部分、一些群体先富起来与社会公众相对同步致富问题，如何在经济规模倍增的过程中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逐渐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干的橄榄型社会，防止出现两极化矛盾。
二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资源、低廉资源、优惠政策及由此带来的更多收益、更高回报，但个私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在市场竞争、社会竞争却更多地处于劣势地位。
三是，一些强势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社会矛盾激化。
四是，东中西部、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五是，社会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分属不同体制，实行差别过大的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享受因体制不同而造成的社会保障制度。
六是，各个行业、不同群体之间分配收入差距普遍拉大，“仇官仇富”心理失衡强化。
七是，国民收入与分配格局，尤其是国家初次分配的税收、财政收入基本格局，已经近20年没有重大改革，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个人、政府与企业利益关系，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需要根据新的发展形势进行比较系统的结构调整。
如此等等，都严重制约和妨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日积月累，使其成为当今中国不得不需要高度正视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保障公平正义的根本，当然主要依赖社会的体制和制度。
5.城乡一体是个大难题
伴随着工业化和产业、经济要素的高效集聚，城市越来越成为发展的重要平台，人们生活的居住地，文化创造的发源地。因而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原本散落在农村的大量劳动力流入城镇。这就是伴随工业化的城市化。这是世界上所有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中国也同样如此。
经过百年来、尤其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中国发达地区工业化已开始向中后期转变，中国的名义城市化率也由2002年的39.1%上升到52.6%。但只是把半年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也统计在内了，如果仅城镇户籍人口来说，实际城市化率仅为35.2%左右。几千年来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终于有望过渡到以城镇为主导的“城市社会”，从而加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但是，中国有着数千年积淀的农村文化，全国各地区发展差异巨大，又是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中国的城镇化无疑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不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城市化是要逐步推进的，但推进的过程是相当艰难的。在这个阶段，正是城乡结构大调整、农村传统社会结构分化解构的时期，也是社会动荡加剧的高风险阶段。
因此，如何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序顺畅地吸纳大批来自农村的新移民，确保社会稳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将是当今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块大“心病”，是一个大难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大战略。
说是大战略，一是全局性，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问题的根本所在；二是艰难性，是世界性都没有经历过的难题；三是时序跨度大，要有30—50年时间进程。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城镇化是“自拉自唱”，现代化也是“虚拟化”的。
6.人口战略是个大“纠结”
人口多好还是少好？人口增长快好还是慢好？这是很难一概而论的。人口多少、人口增长快慢，并不等于会使穷国难富或快富。一切都有个数量的度和结构的合理性。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一切财富是人创造的，是人享用的，而人本身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人是最宝贵的财富。
既然财富是人创造的，一般来说，人多就意味着创造财富的人也多。但是，人口过多的话，也不见得创造财富就多。“人满”也会“为患”，况且人也不能凭空去创造财富。然而，一个国家或我们的地球上到底多少人口最有利于财富创造？这可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了。不过，从人类历史角度讲，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然资源禀赋好的国家一般会比较富；一国相对人口不特别多也不特别少的国家一般会比较富；人口素质较高、科技教育较发达、社会体制管治适度的国家一般也会比较富。所以，有较高素质又适度的人口，一般是最有利于社会财富创造的。
有不少国家人口快速增长时期，恰恰是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从1900年到2000年的一百年间，在全球人口迅猛增长的同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可是，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口增长最快的恰恰是落后衰败的国家，那里的贫困现象最为严重。[12]尽管一国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社会体制机制、国际化能力等综合因素，但目前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烦恼问题就是人们普遍不愿多生育，人口下降快，因而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优惠政策鼓励育龄妇女多生育。
目前中国人口数量与结构都与别的国家不尽相同。由于一度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总量巨大，中国实行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严格的人口管控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前，中国的总体生育率（每个妇女一生的生育数量）约为2.7，如今则在1.6左右，下降了大约40%。但是，中国总人口超过了13.5亿之多。
以前，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当然是必要和合理的，今后也许在相当长时期还不得不执行下去。可是，严峻的现实问题是：劳动力“拐点”即将到来；男多女少的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独生子女的自身成长和家庭人口生态不够健康；对人们尤其对老人的赡养、精神心理产生新的负面创伤。我们更要看到的是，根据最近几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有人惊呼当今中国大有“未富先老”之势。而老龄化这个“铜板”的另一面，必然是新生儿童和青少年劳动力的较快递减。有专家依照有关数据预测，未来10年后，中国20—24岁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将减少50%。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遍出现过的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现象。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将面临来自劳动力减少的巨大压力和中国特有的时代性困惑。[13]
随着社会发展变迁，这些问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会困扰着社会。如何择善而从，也考验着高层决策者的智慧。
我国的人口政策，一个时期是不宜完全改变的，但是，因时而动，逐步松动，加以修缮完善总是可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回避不是智慧，不是好办法，不是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当前，应不失时机地研究、制定正确科学的人口战略。[14]
7.社会保障是个大任务
今日中国，一切都在改变。有改变才会有发展，有发展才会有进步。
变化意味着不确定性，但希望看到确定性、希望改变现状又是人性的特性之一，人就是这样矛盾。不过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能在传承中变革，在变革中进步。
中国由过去的体制机制向现代体制机制转变，对全体公民来说，除了就业有一定收入外，天大的事莫过于与人人生活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都在变革中，有解构，也有建构，还不确定，还未定型。经济发展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人民的生活需求，也开始步入由温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享受型需求的转变。正是在剧烈的转型变革中，再加上社会发展成就初显和人民生活初有改善，因而人们更迫切需要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社会保障制度。“福利社会”（概念称呼另当别论）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趋势，也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和“示范先例”，我们自己也反复宣传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优势，我们走的是共同富裕之路。我们执政党也反复庄严宣告：要让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这样一来，构建起以上述“五个有”为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了。
现在，随着国家的经济长期以来充满活力，人们开始越来越富有，对政府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了。公共养老金、国民健康保险、失业津贴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使国家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可是，西方高福利的所谓“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未必是我们的方向。中国目前毕竟还属发展中国家，还不是现代富裕国家；过高过快进入“福利社会”，脱离发展水平，并非完全是好事，因为只有创造出来才能享受；还有，国家福利从来不会凭空从天而降，看似无需付出便能享有的福利，归根结底无一不来自国民的创造与付出。事实上，国家福利只不过是公民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的一种重新分配而已，它是存量的分配和享用，而不是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量和创造。但凡国家福利相对优厚的，也要相应承担较重的税率。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家福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西方高福利国家普遍不堪重负，财政难以为继，消极负面问题不少，其利其弊，都值得我们借鉴吸取。
如果我们把19世纪80年代德国推行养老金制度作为起点，把1948年英国启动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作为成形点，那么，欧洲福利国家的建成用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如果操之过急，误入歧途，许下无法负担的高福利承诺，就有可能丧失发展活力。但是，如果我们不尽快设计和建设分阶段分层级推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人们会缺乏安全感，发展的民生归宿也无说服力。因此，尽快打造负担得起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对改善公民生活，注入发展活力，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建设现代化强国，都是迫切要解决的大问题。
鉴于发达高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尤其种种国情所致，中国必须打造负担得起的社保安全网。这应该是公民共享，不分男女老少、东西南北、城市农村、是贫是富，凡公民即有最基本、最基础的安全保障。国家就管这个“托底”的社保网。然后，可根据不同群体、不同发展阶段，设计不同项目内容、不同层次水平、由谁享受谁负担的有差别的系统性社保体制。
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还远远谈不上“高福利国家”问题。当前我国的社会福利“托底”的安全网，即民众享受的国家福利和社保安全网建设只是刚刚起步，而且是过低层次的。再者，我国社会福利存在严重不公，未能覆盖全民，养老保险的总数刚达到7.5亿，基本医保漏洞甚多，高昂的医药费用让民众不堪重负。社保“身份”差别大，“双轨制”、“多轨制”持续并存，政出多门，全国“碎片化”现象亟待改变。
我们还要看到，目前我国社会福利投入比例的确偏低，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2%，远低于发达国家30%—50%的比例。2011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总量的2.4%，而美国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16.8%左右，瑞典和芬兰甚至分别达到35%和38%。就我国当前状况，当然无法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否则也有可能“饮鸩止渴”、“祸国殃民”，但是，财政投入、支出偏低而需要逐步提高，确是公许之论。
8.百姓财富金融化是个大动力
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国家和家庭财富都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公民生活水平也步入了小康和中高级收入阶段，人们的生存、生活、行为、消费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温饱生存需求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更多地向发展型、享受型需求转变。
与此同时，人们创造、积累、享用（使用）财富的观念和行为，也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原来财富收入少，现在多起来了；原来积蓄少，现在多起来了；原来主要用于购买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现在更多地用于改善、提升生活质量；尤其重要的是，原来主要是积蓄储存起来，现在则更多地盘算起如何经营、投资。
这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客观现象，也是一个事关亿万人民财富前途的重大问题。
经过30多年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金融化水平大为提高。目前，无论国家、单位还是个人、家庭，都已积累了庞大的财产性、金融性资产。单是银行体系里的存款数额就高达四五十万亿元之多，折合美元十多万亿之巨，还有大量外汇积蓄，几乎同美国一年的GDP数额差不多。“激活”这一巨量的财富，使其转化为投资性资本，在让“钱生钱”中优化配置资源，推动经济新发展，创造社会新财富，将会较大激活社会活力，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
因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挑战，就是要很好地解决财富、资产的资本化问题，也就是经济、财富的金融化问题。
我国迫切需要解决国家的财富和老百姓手中的财富保值增值的问题，解决在温饱小康基础上加快致富的问题。如果说不让这些钱、资产尽快地转化为创造新的财富的源泉和动力，就会延缓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我们国家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从工业化向现代化化迈进，老百姓生活从温饱到富裕，产业结构从一产二产向三产看重，财富扩张从资本原始积累到资本市场化发展，人类经济文明形态由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向资本文明、金融文明进程等等，都预示着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必然要进入资产的资本化、资本的证券化时代，也就是财富、资产的市场化，资本、金融的市场化，进而国际化。加快资产市场化，将会极大地创造新财富，将把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这将是“惊人的一跳”。
今日中国面临的一个要害问题，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目前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本来就不多，还不能或难以增值，至于家庭财产性收入就更少。有了一点积蓄，大多只能放银行、存“死钱”，而且利息赶不上物价，往往贬值。这也意味着社会财富无效低效配置，老百姓收入永远难以摆脱徘徊状态，老百姓永远只能为生存而劳动拼搏，社会缺乏创新致富的强大动力。这样一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国内需求市场难以打开，也难以创造新的市场，社会中产收入阶层难以较快培育。
因此，我们要懂得并遵循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懂得现代科技、现代金融，懂得资本是怎么一回事，要懂得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资产怎样转化为资本，懂得老百姓满足了温饱以后的新需求，而不只知道百姓有生活消费的需求、吃穿行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激发人的创新、创造的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重点解决了人们的吃饱肚子、穿得好一点的大问题，这不容易。但接下来，则要重点着力解决老百姓的发展、享受、创造的需求。这就必须解决资产和资本的“魔术般”的增值问题，让人们手中的财产更多地变为资本，去发展、去创造新的财富。
笔者曾经多次发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支撑人类近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是什么？笔者的回答是：一是建立在人性、人的权益认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二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社会法制；三是建立在人类知识基础上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四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文明，也就是过去讲的货币、资本、金融这些东西。
没有现代金融就没有现代经济，不懂得现代金融就不懂得现代经济。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现代法治、现代科技（包括新兴产业）、现代金融（包括资本）这四大方面，哪个国家结合得好、配置得好，哪个国家就有竞争力，就最强大。建设现代化社会最关键的也就是这四个东西的合理高效配置。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道理。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了，我们找应对之策，可惜有些人没有真正找到我们自己问题的根本。人家是资本、金融发展过度的“老年病”问题，而我们是尚未发育成人的“小孩病”问题。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舞台上，我们吃亏最大的是在资本市场问题上。资产资本化问题解决不好，很难跨越发展之“山坳”。这是一个事关中国未来经济及体制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现代社会经济体，在实体经济之上还有两个经济世界：货币经济和金融经济或者说资本经济。货币源自实体经济，但本身又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既可以量度实体经济，自身又是一个系统。在货币基础上又发展出资本市场和各种各样的金融。金融广义包括货币，但主要指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货币、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并不是完全相等、相适应的，它们既相互联系又自我相对独立。它们与实体经济有直接关联性，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走得无边无际，但它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独立的。它们可以独自走得很远，乃至于脱离实体经济，直到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发金融危机和整个经济危机。
如今，中国的老百姓资产积累到这个阶段，已经有条件加快提升财富的资本化、金融化水平了，要赶紧设计适应这种需要的体制和市场机制。
对我们中国来说，要坚持实体经济是主战场和大战场。但我们现在在国际上最吃亏的是所谓的虚拟经济、金融资本经济。30多年来，我们付出高昂代价发展了实体经济并在世界市场占了重要地位。但我们靠低廉成本换来了市场，付出很高代价又被人家骂。赚了外汇，外汇又不能过多地拿回来用，只好买人家的国债，钱给人家用，人家反过来又骂我们。如果我们不尽快培养一大批懂科技懂金融的干部，是搞不了现代化建设的。懂经济懂科技懂金融懂法治的干部越多越好，要尽快多培养、多使用。
9.反腐倡廉是个大使命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各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都遇到过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
这是因为：政府及其官员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资源分配整合过程中，占着主导性地位；社会在改革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体制之间有磨合过渡阶段，容易产生大量制度性空缺；社会秩序、伦理规范、价值取向也有一个转型、失序过程；社会阶层、社会利益、文化心理的多元化及其诱惑机会大增；还有是人性的天生弱点，等等。这就决定了违法违规行为、官员腐败现象的客观必然性、长期性和反复性，正义的、善良的力量同腐败行为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
但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又有其特殊性：腐败现象面广量大；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社会主义运行模式具有开创性、探索性，转型时期的制度体制漏洞多、缺失时间长；中国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执政党制度和相应的国家权力运行体制，既具有极大的政治制度优势，同时又容易产生权力边界不清、监督缺位、监察不力、制衡乏力的弊端。尽管我们党高度重视反腐倡廉，花大量人力财力精力反腐败，但实际成效并不如人意，腐败泛滥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建党近百年，执政60余年，已有8000多万党员。但是，我们党的生命、执政、前途、命运，进而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前途，世界社会主义进步振兴的命运，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种种风雨考验。
这些考验，包含应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外交以及敌对势力的“暴风骤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风浪险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大浪淘沙”；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认识发展规律、凝聚全民之心、消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梦”、开创美好未来的执政能力的全面提升等等。所有这些挑战考验，都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尤其党员领导干部警钟长鸣，奋力进取。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证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党将面临长期的执政考验。
然而，千挑战万风险，这担忧那考验，最根本的一个考验是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执政党最担心失民心，也就是失去群众、脱离群众。没有了群众，谈何执政？那么，当前脱离群众的最大问题、最普遍现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最大危害就是干部的腐败，最普遍的现象是同群众“照面”时的不良风气，而社会的消极腐朽风气，又集中表现在我们执政党党内和领导干部身上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中国古训，也是被国内外政治和政党发展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脱离了群众，群众终有一天要抛弃你。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根基，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生命源泉。我们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于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能不能全面而持久地坚持“苍蝇和老虎”一起打，能不能全面而持久地保持党风正、干部廉，尤其能不能全面而持久地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今日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最紧迫的任务，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一个最重大使命。
10.发展网络是个大机遇
世界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短短几十年，人类电子信息通信技术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电脑网络就是这种技术的集大成者。
今日世界，在自然界世界、物质世界、精神心理世界和社会生活世界之间，又多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网络世界。
网络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创造世界。网络使原来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集成上网。网络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网络是过去的，也是未来的；网络是现实的，也是虚拟的；网络是现存事物的“投影”，又是新生事物的“创造”；网络是技术工具，又是文化价值……随着现代信息、通信、网络技术和电脑的广泛普及运用，一个信息化时代和网络化社会正迎面而来。
中国也开始步入了网络社会。网络已经并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已经并将极大地改变社会生存和发展方式。网络改变着一切，而且创造着许许多多让人想象不到的新生事物。网络世界比现实世界丰富多彩无数倍，带来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其作用和意义，我们至今还难以完全估量。
比如，几年前，谁能想象网上购物发展会如此之快？五六年前，中国的网上交易额才几百、几千亿元，而2011年就达到了5.88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更是达到7303亿元，2012年网络零售1.2万亿元。据国家制定的《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规划》，我国“十二五”期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翻两番，到2015年突破18万亿元。网络交易和网络零售都高速、迸发式增长，网络零售甚至超过50%的增长。
据中国最大网商——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发布的信息显示，2013年11月11日光棍节这一天，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成交数达1.7亿笔，中国网民花了创纪录的350亿元人民币在网上购物，而2012年这一天交易额是191亿元，几年前才只有数亿元。更重要的是，网络购物不但打破了原来传统的商业模式，还创造了新的现代商业模式，培育和带动了多个新兴产业。有趣的是，它还培育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光棍节”——商家为诱导单身一族以购物的方式安慰自己而创造的一个新节日。根据中国有关媒体援引的数字，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和“天猫”两个网站当天的访客量超过4.02亿人次，是前一年数量的两倍。尽管其他电子商家的销售数字尚未公布，但据分析人士估计，中国10大电子商家交易总额将超过800亿元。又有谁能想象，2013年“光棍节”这一天，光阿里巴巴网络购物的350亿元总额就超过了美国2012年“网购星期一”创下的121亿元交易纪录，而且还是后者的近3倍。[15]
当然，网络世界也给人们带来了新问题、新烦恼，甚至出现了许多反人类真善美等健康价值观的假丑恶现象。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这是客观的、正常的。如同火、电、油、汽车、飞机等一切发明创造一样，都不可避免地有“副作用”。有火灾有车祸，难道就否定、抛弃火和汽车吗？只有缺乏常识的人才会这样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可能正在享用这些文明成果呢！
我们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无视网络世界的新问题、“副作用”。恰恰相反，要加强引导和管理，要为“正能量”所用，要抑制和依法打击网络里的各种假丑恶和违法现象。这一切是为了更健康地发展网络，更积极有效地发挥网络的巨大作用。
从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我国多数领域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但独独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方面，却并不落后于人家，属于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还大大领先人家。
这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历史上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发展机遇，网络世界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大机遇，但愿这一次不要痛失时机，让它与我们擦肩而过。
毫无疑问，这场向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军是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它必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挑战。我们上述10个方面的探讨，自然难说全面系统，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等，都有不少难题、挑战就还没有包括在内。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一些问题，说明当今之中国的确进入了一个建设现代化强国、振兴中华民族的“爬坡过坎”阶段。
这里有荆棘丛生，但我们劈山开路前行。
这里有万丈深谷，但我们义无反顾攀登。
因为，我们坚信：无限风光在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