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生活史：“日常生活史”与“社会生活史”
人类的生活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对人类生活及其历史进行学术研究，需要进行一定的区分与界定。作为历史学研究范畴的“生活史”，其研究对象是以往人类生活的状况及其变迁，其内容也同样丰富宽泛。迄今国内外史学界对“生活史”并无众所认可的确切定义和内容界定，只是研究者个人对研究对象和内容往往有所选择与侧重，并由此形成一些比较广泛使用的概念。如“日常生活史”和“社会生活史”就是两个常用的概念，细究起来，二者又有一些差异。“日常生活史”的内容，一般指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有的也包括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甚至风俗习惯等内容。“社会生活史”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内容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还可扩展为社会交往、家庭宗族、婚丧嫁娶、社会风俗、民众信仰、大众文化、社会观念，甚至社会阶层、社会关系等内容。
关于“社会生活史”的概念界定，中外史学界也有各种说法。近来曾有学者对20余年来中国史学界有关“社会生活史”概念的阐说做过梳理[1]，共列举了老中青九位学者以及作者本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阐说，说法各有不同。研究者将这些说法归纳为“体系说”和“关系说”两种序列，前者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诸方面予以静态的建构，后者则侧重于人们社会生活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予以动态的建构。实则由于“社会生活史”涵盖内容的丰富与开放，研究者具体研究时往往因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而进行一定的自我界定，这也正是对“社会生活史”概念众说纷纭、尚无定说的原因所在。
生活史的内容如再细分的话，还有某一方面的专门生活史，如饮食生活史、服饰生活史、住居生活史、交通生活史、消费生活史、休闲生活史，等等。从研究对象的范围而言，可分为“个人生活史”与“群体生活史”，如果没有特别标明“个人”，则一般指为群体生活史。而所谓“群体”的范围也有大小之别，如有阶层（官僚、文人、商人、工人、农民等）生活史，有群体（女性、青年、少年、儿童、老人、学生等）生活史，还有地域范围（如乡村、城市及各个地方、区域）生活史等。一般所谓生活史，往往指认一个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社会群体生活史。随着生活史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与发展，其概念分支与界定也日趋细密。
本书所谓“社会生活史”取比较宽泛的内容界定，即以衣食住行、社会风习和休闲娱乐等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主，旁及生活环境、婚姻家庭、社会交往、社会流动等内容，且各个时段所涉内容又各有侧重。这是由于本书以“中国近代”即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余年中国社会生活为记述对象，且以这百年间中国社会近代变革下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迁为重点，以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与社会生活的互动为主线，重心在记述社会变革下社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动，特别是具有一定社会转型趋向的新现象。因而，各个时段因社会生活变动的突出现象不尽相同，所述内容自然也各有侧重。
二 社会生活是近代社会转型的民间基础
中国近代百年，在西方列强不断侵略及与世界接触交汇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一社会转型既是世界现代化大潮中的一支，也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大转向，诚如近代身当变革前沿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所言：实乃“数千年一大变局！”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从大的发展趋向上具有一定向度，并涉及全方位、多层面、结构性转变。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而言，是从传统小农经济向近代工商业经济形态转向；从政治体制而言，是从传统皇权官僚专制体制向近代民主宪政体制转向；从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是从封闭自足向开放交汇、力争做自主平等的现代世界一员的转向。这些是从宏观而言社会转型的主线，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往往表现为突显于历史舞台上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由其串联起来而成为一部“显性的历史”。因此，这些主题及直接体现这些主题的事件与人物，也是吸引后人注目、后代史学者着重关注和记述的历史主线。
然而，当我们从整体的视角来观看近代百年跌宕起伏的历史画面，面对无数头绪繁多、错综复杂、轮番登场的事件与人物，往往生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而且这些事件和人物与社会转型总体进程的关系有时也难以辨清，其历史价值与意义常伴随研究者的眼界、角度、立场与理念的不同而各有所见，品评不一，甚至时有改变。当我们试问：所谓近代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为何？在这些由历史事件和人物串联起来的历史叙述中，往往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明确答案。
我们审视人类社会以往的历史即可看到，所谓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其基本标志和主要形态，是由生产方式变革而带来社会大众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由此改变了社会整体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规则，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追求与人生理想——即人本身发生了改变，从而引发和推动社会制度改造与更新，使社会向着新的方向发展——虽然这种变革时有曲折甚至倒退，但总体方向总是沿着社会大众的生活追求和理想愿望向前趋近，因为这基于人类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本性。以往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才会以亿万民众的群体意志和生活追求而形成千钧之力，推动社会向着这一方向进行改革与更新，这才是社会转型的根本基础与动力。古语所谓“人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说，就是指这个道理。何谓“人心”与“民心”？即社会大众基于生存状况及改善生活的追求而形成的群体意志和理想愿望。同时，也只有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与此相应的社会规则及社会制度才能在社会中扎下根来，也才会使得社会转型的方向不可逆转，这才标志着社会转型的真正实现。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我们评价其历史价值与意义，也只能以其对社会生活的改善与进步、民众意志的提升与实现具有怎样的价值来进行评判，只有放在这一标准之下，才能对其历史地位、价值及意义做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人首先是生活中的人，人的所有活动与言论，往往是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由一定的生活际遇、感受、追求、向往而孕育激发。一个人对于社会影响力的大小，也往往取决于其活动与言论是否代表了多数人的生活愿望和追求，以及对于这种生活愿望与追求发挥了多大作用。中国近代历史上，诸多对历史发生较大影响的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重要人物，首先是生活在当时条件下的人，会受到其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影响、塑造和制约，而其之所以对于社会发生较大的影响力，也往往是由于其代表了一定社会群体的生活愿望与要求，或其言论与行动对于相当多人群的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使得一定规模人群的生活发生改变。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群体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往往使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态度与选择、生活愿想与追求、生活向往与理想随之发生改变，由此会形成这个社会群体性的改革要求，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可以说，民间社会及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动，是推动近代社会转型的民间基础。
以往的历史叙述，往往注重政治上发挥较大影响的精英阶层、政权决策阶层，以及国家政权的力量，“国家”与“精英”，是历史叙述的主角，而对这些势力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则有所忽略。反观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进程，政治、经济变动这些显性的历史，如果缺乏社会生活变动这一背景的关联考察，往往会使这些变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所遮蔽，使我们对社会转型的理解流于简单与肤浅。一定的政治人物、政治主张及政治事件，其背后往往受一定的社会群体基于其生活状态而寻求改善所形成的社会意愿所支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关系，也往往根植于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基于其生存状况而形成的社会追求和政治意愿。因此，政治、经济变动，往往与社会生活的变动互动交织，政治、经济变动往往或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民众生活方式发生规模性改变，又成为孕育社会变动的温床。如鸦片战争后的开口通商，造成通商城市的兴起及城市生活的变化，洋货流行与普及改变了亿万民众日常生活面貌及消费方式，而广大城乡民众对机制日用品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形成民间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意愿，促成清末发展工商实业的改革政策，由此形成清末民初近代工商实业发展热潮。又如交通工具从自然力向机械力的转换，使人们的出行流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社会流动更加频繁，范围扩大，人们得以形成跨地域、跨时空的交流与联系，形成跨地域的公共活动平台与公共舆论空间，众多分散的意愿得以汇集起来并在社会上发出声音，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运动日趋活跃，并对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可见，考察近代社会生活的历史，是探索近代社会转型不可缺少的一环。
三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积累与缺失
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学术界虽然从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了一些零散研究，但从严格意义上成规模的学术研究，是从80年代后期，伴随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才开始的，而作为社会史分支领域的近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则开始得更晚一些。起初是作为近代社会史的附带内容，后来才开始有以“生活”为主题的专题研究论著，但发展并不太快，只是近十余年间，近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才明显增多。这些成果大多是专题研究，其中又以专题研究论文占多数，从专著而言，有的是在其他研究中涉及生活史内容，有的是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至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往中国学界研究成果与本书内容相近的主要集中在社会风俗与日常生活两个领域。
与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比较成熟的是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较早有1991年出版的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这是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第二年，他又出版了《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西风东渐形势下，中国风俗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轨迹，中国近代风俗变迁的特点及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做了概括性论述。虽然还属于粗线条的勾勒，但对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研究有开拓之功。后来又有李少兵《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偏重记述民国时期西方风俗的引入与流传，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以甲午战争为界划为两段，将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七十年间社会风尚做了概括性叙述，重点对社会风尚的地域差异、社会群体差异、影响和特征等作了比较详细而深入的论述。
关于近代日常生活研究起步较晚，成果出现也略晚。比较早以生活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在90年代初已经出现[2]，专著则是到21世纪初才出现。起初是一些城市近代生活史，如2002年出版的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是以上海这一代表性城市为个案，以近代生活与观念变迁为主题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三个层面，考察了上海开埠后至甲午战争前五十多年间城市生活及社会风习、社会观念的变迁。后来又有一些近代城市生活史专著，上海由于是最早一批开口通商、又是很快崛起为商业首埠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具有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重要地位，因而受到史学研究者关注，对于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成果也最多。另外，以熊月之为首的上海史学者群体，集中老、中、青三代，对上海城市生活史进行了会战式集中研究，组织出版了“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在短短几年间，已经出版了两批共25部有关上海城市生活史的专题研究著作（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011年），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近代时段，涉及的专题丰富多样，有都市生活、饭店与菜场、同乡组织、政商互动、房荒、舞厅、照相、公共空间等，还有买办、文人、学生、报人、律师、工人、职员、闸北居民、女性自杀，以及日侨、犹太人、俄侨等社会阶层和群体生活史。这批“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为精细、深入，达到成系列、成规模的高水平。
除了上海生活史研究之外，北京作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也有学者对北京城市生活史展开研究。如袁熹出版了《近百年来北京社会生活的变迁》（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1840—1949）》（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三本书，对北京近代城市人口、经济生活、社会阶层、物质生活，以及文教、卫生与精神生活、婚姻家庭与人际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多面相、综合性的考察，突显了北京城市生活的共性与特性。关于其他城市如广州、武汉、成都等也都有一些研究城市生活方面的研究论著。有的就某一城市某一生活领域作专题研究，如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及《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两书，以成都为个案，重点考察了茶馆等公共空间在民众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近代城市公共生活的状态及演变。但这些都是一个城市、一个短时段的生活史个案研究。
关于全国性的近代生活史，有一些专题研究论文，作为综合性研究成果的研究专著尚不多。2007年严昌洪出版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对1900年至2000年百年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节庆、娱乐活动、社会风尚及社会保障等做了概括性梳理，归纳出此百年间生活演变的特点，指出在生活方式上，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在生活内容上，出现了中外风尚由冲突走向交融的趋势；在生活质量上，呈现出逐步提高的趋势。该书也是中国近现代生活史的开拓之作，但由于涉及面较广，又跨越一般史学分期中的近代和当代，因而比较概括、简略。同时，在历史时段上，没有1900年前半个世纪近代早期的内容，使得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初起阶段的内容缺失，也是个缺憾。2008年出版的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从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衣服装饰、休闲方式、文化生活等方面，对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中国人生活方式主要方面的演变做了考察，重点集中在展现清末民初十几年间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型及其机制。这本书虽然可说是涉及多个生活领域、比较全面的近代生活史，但时段上只是从1840年到20世纪20年代，只是中国近代史前半期，还未真正贯通下来，而且集中聚焦在清末民初的十几年间转型最剧烈时期，因此还不能算作近代生活通史。
海外学界由于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出现“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转向，因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比中国开始得略早，特别是一些专题研究较早出现了一批成果。如2005年即出版有《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街头小贩：中国乞丐文化史》《修身：帝制中国晚期传奇故事中的身体和认同》《房子、家、家族：中国人的生活》等著作。[3]此后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持续出现，但尚未见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全面性的综合研究著作。
由前述对迄今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状况的梳理可见，虽然在一些专题及一些地方生活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特别是如上海城市生活史的研究已经相当丰硕而专深，并形成了系列，再如关于公共空间的研究使生活史研究走向深化。但近代生活史毕竟还是一个开辟未久的新研究领域，还有不少缺失及广大空间有待我们进一步开拓。例如，迄今还没有一部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一近代时段的社会生活通史。因而人们在熟读中国近代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历史的同时，却没有一部可以参照了解这百年间社会生活变迁的通史著作。这种缺失使我们这些脱离了当时生活情境的后世之人，对于近代百年间种种政治、社会活剧上演的社会生活背景不甚明了，我们笔下的历史人物，也因而时常在我们的心目中成为脱离当时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人，使我们对于其思想感情难以“身临其境”地体认其“语境”，更何谈“同情之了解”。因而，近年历史学者多有呼唤“回到历史现场”，体察历史人物当年的“语境”，这样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了解当时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在怎样的生活状态下生存、思考、发言和行动的，因为生活是人们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要撰写这样一部通史，由于跨越时间长，涉及内容多，在如今学术分工日益细化，研究者往往各有专攻的条件下，如以一人之力撰写，难免会有缺失与疏漏。这大概也是迄今还没有这样一部通史问世的一个原因。我们这个研究团队，自20年前即开始以“近代社会文化史”为主攻方向，社会生活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多位同人进行过相关方面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各有多年研究的历史时段，有社会与文化多方面的研究积累，因而大家齐心协力、精诚合作，共同携手撰写完成了这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弥补了这一通史缺失之憾，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近代百年间社会生活演变的初步指南。
四 本书主旨与内容
本书主旨，是撰写一部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通史，主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社会风习、休闲娱乐及大众文化等，重点围绕社会转型这一主线，记述与社会变动相关的社会生活变化及其特点，以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现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演变过程及全景面貌。由于跨越时间长，本书分为六个时段进行记述。由于社会生活往往与政治社会变动相关联，故记述时段的划分也与社会政治变动的阶段相重合，但视角和重心与以往政治史及精英史侧重上层不同，而是眼光向下，侧重记述民间社会及社会大众的生活状况。同时，注重记述各个时段具有较明显变化及具有趋向性变化的生活现象。又由于各个时段生活变化的重点不同，及各时段撰写者眼光、视角有所不同，因而各时段侧重记述的内容也不尽相同，重在突显各个历史时段社会生活演变与社会变动的互动与关联。
本书运用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以民间社会为重心，以社会大众为主体，以“民众生活”及“生活中的民众”为主要记述对象，以突显社会转型趋向的生活现象为主线，力求使这部生活史呈现“活的历史”“人的历史”及“民众的历史”。
全书依中国近代社会变动与社会生活互动演变的发展时段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为简述清代传统社会生活流变。从小农经济下的日常生活、家族制与等级制下的社会习俗、农时村社型休闲娱乐与文化生活三个方面，对清代前中期形成、并延续至晚清乃至民国的传统社会生活做了概括性交代。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由一定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没有大的改变，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具有较强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明显变化始于鸦片战争，清朝在此时取代明朝统治已经过了近二百年，在长期承平发展之下，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稳定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近代工商业强国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商品输出、占领市场、掠夺资源为首要目的而武力侵入中国，使中国被迫与西方世界开始接触与交汇，从此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变，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开始改变。因此，清代前期形成的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是近代社会生活改变的前提和基础，由传统生活方式形成的社会大众的生活习俗和生活观念，也决定了人们对待外来新事物的态度。此外，传统生活方式也是近代与新变化长期并行存在的生活流脉。由于近代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极不平衡，沿海与内地、城镇与乡村，与世界市场和外来事物接触的早晚和多少有巨大差异，在通商城市生活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广大内地特别是乡村民众，仍长期主要延续着传统生活，变化十分迟缓，这种新旧生活方式长期并存的状况，也对生活的新变化形成一定的牵制和阻碍。因此，本章对清代传统社会生活作一简略交代，作为后面侧重记述生活新变化的基础和背景。
第二章记述开口通商与社会生活初变，大致以1840—1894年即开口通商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的五十余年为时限。这一阶段由开口通商首先引起通商城市兴起，商业贸易发展，近代机制品日用洋货输入并开始流行，如洋布、洋针、火柴、煤油灯、钟表等日渐进入城乡民众生活，轮船、西洋马车、人力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相继引入。以通商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市民，延及内地城乡民众，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玩等日常生活渐次受到影响，并开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吸食鸦片、消费趋奢、群趋从商、贵贱失序、妇女走上社会等新社会风气，反映了社会生活开始向与近代大市场相连的商业化、城市化趋向发展。新式报刊出现，跨地域的大众传播与公众舆论开始出现。西方基督教传入，由于其借助殖民强势进入民间信仰及生活世界，引发民教冲突日益严重。同时，这些变化处于开始出现的初期阶段，其形态呈现出极不平衡及一定的梯度，在不同地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极大差异，有些方面的变化还只限于通商城市等局部范围。但是，社会生活中这些范围不同、程度不一的变化，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性影响，呈现向近代工商社会生活演变的趋向，酝酿着社会变革的趋向与走势，并成为清末变法维新、自强新政的社会基础和民间土壤。
第三章记述清末西潮冲击下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大致以1895—1911年即中日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为时限。在甲午战败、维新运动失败、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政治变动刺激下，清廷被迫开始变法新政，仿行西法，鼓励工商实业。同时机制生活日用品更加普及，兴建铁路火车，使陆路交通实现革命性发展。学习西方、标榜文明，新派人士倡导移风易俗，戒鸦片、戒缠足、婚丧从简、讲究卫生，从生活习惯上提倡“文明”，以改造国民。城市公共休闲娱乐生活日趋活跃，反映了市民文化的发展。以市场化的城市新生活方式为文明进步的生活价值观初步确立，标志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实现了价值观上的根本转向。
第四章记述民国初期文化新潮中的日常生活，大致以1912—1923年即民国建立至新文化运动为时限。由于废除帝制、实行共和，政治空前巨变，社会阶层分化重组，市民生活趋新求异，衣食时髦潮落潮起，礼俗文化新旧杂陈。物质生活、风尚习俗，乃至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皆有明显变化。中国人品味了社会变迁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但又处于深度的文化困境。在城市为中心的新生活方式快速发展的同时，内地乡村延续传统生活所造成的落差更加凸显。社会生活复杂多彩，变迁过程曲折参差。当中国人渐渐分享着近代物质文明的成果时，却难以抵御奇技恶俗的腐蚀；许多人崇慕、移植西器西俗时，却不免陷入精神上的混乱和困惑。民国初期，都市社会的物质文明渐趋改善，而人的精神信仰更显茫然。一些新潮人物也不自觉地在宗教或伦理观念上沿袭传统，新思想还没有完全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社会生活与观念的失衡，也许正是这一时期文化论争和思潮激荡的温床。
第五章记述民国中期现代都市崛起与社会生活的急变，大致以1924—1936年即新文化运动结束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为时限。这一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以沿海沿江近代城市为中心的对外贸易发展，城区面积扩大，人口急剧膨胀，城市工商业空前发展。从南到北的中国沿海沿江线上，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南京、武汉、成都、重庆、青岛、天津、大连等以新型城市的风貌迅速崛起。其中上海最为突出，工商贸易发达，与世界市场同步，人口逾300万，是中国内外贸易、工商金融的中心。同时市政建设、文化设施也大幅发展。上海已经成为闻名中外、排名世界第五的国际大都市，现代化程度堪称世界一流。现代都市的崛起，带来的是富裕、繁华、文明、进步，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汽车、电灯、电话、自来水、电扇、收音机、洋房、沙发、雪茄、咖啡、面包、香水、高跟鞋、美容院、回力球、跳舞厅、轮盘赌、跑马场、电影、百货公司等新事物，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市政管理和市政设施相继兴起，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刺激。人们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神奇般地进入了声光化电时代，感受到近代都市的气息。同时，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兴起，新式的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游乐场、体育场、火车站、公园、厕所等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同时，城市功能发生质变，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形成，使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风气日趋侈靡，不仅盛行于富门巨室，也蔓延于中下等的平民之家。封建的消费等级观念已经突破，有钱即可随心所欲地消费。时髦奢华的消费成为人们显示地位、身份和财力的手段。崇洋趋新，一切以“洋”为时髦，是消费观念的又一大变化。这种“洋化”趋向，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到建筑式样，中到生活习俗，小到生活日用，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传统与现代，土与洋，中与西，实实在在结合在一起，“崇洋”“洋化”，成为这一时期弥漫于社会上下的生活风气。
第六章记述民国后期在战争洗礼中的社会生活嬗变，大致以1937—1949年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时限。在这短短的十二年间，中国人连续经历了两场规模空前的战争灾难，即前八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和后四年的国共内战。两场战争，死人无算，中国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遭受了重大损失。连年战争，导致中国人口空前大迁徙，也将东西部及南北方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教育格局重新建构重新布局，原本多样性的区域文明形态在这个文化交流中，有竞争也有融合，中国人的文明样式经过十二年的战争获得了一次洗礼，在战火中走向新生。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八年抗战中，无论是留在沦陷区屈辱生活的人们，还是到大后方躲避敌人的人们，都在顽强地为自身生存和民族生存而坚持与坚守，试图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寻求最好的生活，这正是中国人民顽强抵抗外敌侵略的根本动力之所在，是中华民族生命力之所在。十二年战争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损失与空前灾难，减缓了中国人社会生活水准的提升和改善。然而，十二年战争也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根本逆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战乱中依然顽强地演变着发展着，甚至还有某些局部提升。同时，战争也促使人们寻求更能保护民族独立、和平安定的社会制度，增强了人们追求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生活理想，这也是广大民众寄予新中国的期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民众基础。
下面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脚步，来观看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演变这幅色彩斑斓的巨幅画卷，并从中引发我们对今天生活的省思吧！
[1] 杨卫民：《新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述略——以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为中心》，《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3期。
[2] 如慈鸿飞《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3] 参看《近代史研究》历年所附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