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是否是一种可能——就文学研究方法与孙绍振教授商榷
苏敏[1]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市 400047）
摘 要：针对20世纪文论对文本解读的低效、无效，孙绍振撰文呼吁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文本，并认为文论危机就方法论而言主要在于学术规范的普遍性与文学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演绎法牺牲特殊性概括普遍性的问题。本文赞同孙文回归文学文本的呼吁，但认为没有必要否定学术规范普遍性及演绎法本身。孙文的否定，说明学界存在对学术规范普遍性及演绎法认识的盲点。为此本文简单追溯文学研究的归纳法与演绎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
关键词：归纳—演绎法；西方诗学；狄尔泰；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符号—结构诗学
面对20世纪西方文论对文学本身的否定，以及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无效，2000年李欧梵在《世纪末的反思》一书中提出西方文论危机——“理论破而城堡在”[2]。2012年，孙绍振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进一步指出，西方文论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无效，导致文学解读与教学大混乱的危机。西方文论危机原因在方法论上主要在于学术规范的普遍性与文学特殊性之间的永恒矛盾以及文学研究演绎方法牺牲特殊性，并倡导文学研究的经验归纳方法以及关注文学文本特殊性。[3]
20世纪西方文论从概念到概念，导致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现象分离，大体开始于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在此意义上，笔者认同孙文注重文本经验归纳的观点。但是，笔者不敢苟同孙文对于文学研究学术规范普遍性以及演绎法本身的批评。孙文对学术规范普遍性以及演绎法本身的否定，说明当下大陆学界对归纳法与演绎法关系的认识存在盲点。文学研究中归纳法与演绎法并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始，中国有刘勰《文心雕龙》。不过，接着孙文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话题，本文断言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也当是走出文论危机的路径之一。
相对于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符号—结构诗学的根本特征，一是回到培根实验归纳法，强调面对文学文本本身观察归纳有限普遍性，反对恪守理论教条；二是引进皮亚杰演绎性结构方法论阐释符号层级问题，避免文学理论研究陷入历史细节。培根经验归纳法与皮亚杰演绎性结构方法论相结合的这种方法，溯源当是狄尔泰所主张的经验观察与文化整体关系逻辑演绎框架相结合的现代精神科学认识论立场。
一 西方诗学中的归纳法与演绎法
由于西方文论直到目前大体上都处于文学理论前沿，因此，20世纪西方文论的危机，其实也是整个人类文论的危机。面对当下文论对文学本身的否定，以及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或无效，孙绍振倡导文学文本经验研究以及归纳法，确实是当下文艺学理论走出困境的重要路径之一。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不过不得不指出的是，孙绍振倡导注重文本经验的原则及归纳法，完全没有必要否定演绎法以及学术研究的普遍性。孙绍振肯定归纳法的同时否定演绎法，说明当下大陆学界在文学研究方法讨论中忽略了从古希腊传统诗学到20世纪俄国科学诗学所体现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不可分的事实。
（一）亚里士多德《诗学》
在西方文论中，有所成就的理论大都既注重对文学文本的观察归纳，同时归纳法与演绎法并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论、史诗论等，无不来自对古希腊史诗、戏剧的观察与归纳。《诗学》关于诗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悲剧第一重要的因素是情节，其次是性格等断言，都是通过观察、归纳古希腊文学现象并通过概念界定逻辑推演而得出结论。[4]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概念界定、逻辑体系，开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但是，归纳法与演绎法，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总结，当是17世纪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新逻辑）（Novum Organum，1620），它第一次明确提出实验归纳方法，是近代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著作。亚·沃尔夫认为，培根《新工具》的宗旨是要“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以便人的心灵能够在事物的本性上行使它所固有的权威”[5]。
作为“新的理智世界”的哥伦布，培根认为，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我们的传授方法只有一条，简单明了地说就是：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引导到特殊的东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们在自己一方面呢，则必须强制自己暂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而开始使自己与事实熟习起来。
培根所说的“强制自己暂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很大程度指的是抛开传统的先验假设，而培根传授唯一的方法“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时，特别强调不带偏见的观察。
培根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从不带偏见的观察开始。人的心灵“像一面魔镜”，给出虚假反映的失真的镜子。“魔镜”的失真，是由于某种成见或假象（即幻影和幻象）缠住人的心灵。培根将“魔镜”的成见或假象概括为四类：“第一类叫作族类的假象，第二类叫作洞穴的假象，第三类叫作市场的假象，第四类叫作剧场的假象。”族类假象，亦叫种族假象，即整个种族共有的成见；洞穴假象，即个人偏爱的成见；市场假象，即概念、词语之争；第四，剧场假象，即思想体系的偏见。
孙绍振关于关注文本本身的观点，与培根不带偏见的观察相近相通，但是，孙绍振似乎不知道培根在强调不带偏见观察的同时，还倡导仔细观察与正确推理相结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培根关于三种动物的著名举例，形象说明近代观察实验科学归纳与演绎并用的方法：单纯的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材料；先验的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只凭自身的材料织网；上述这两种方法都把经验和理性分开来了，是不可取的方法。真正的科学方法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像蜜蜂那样从物质世界采集材料，又以自身的理性逻辑将其消化。培根说：“试验家像蚂蚁，它们只知道采集和利用；推理家犹如蜘蛛，用它们自己的物质编织蜘蛛网。但蜜蜂走中间路线，它从花园和田野里的花朵采集原料，但用它自己的力量来变革和处理这原料。”[6]
在归纳法与演绎法并用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诗学》与培根的实验归纳方法存在相近之处，但是，亚里士多德模仿说是基于本体论哲学关于形式与质料关系的先验假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这种先验假设，涉及培根所说的第二种、第四种成见与假象——种族成见、思想体系偏见。强制自己暂时撇开这些先验假设，是培根实验归纳法与古希腊传统研究的根本差异，正是在此意义上，学界认为培根在人类理智上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俄国诗学
20世纪初俄国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可谓将培根实验归纳方法用于诗学研究的开路人。在《历史诗学》（1870—1906）中，维谢洛夫斯基依据大量文学史料研究人类共同的“稳定的诗歌格式”：在文学体裁研究中，他提出了抒情诗、史诗、戏剧三大类型；在情节诗学研究中，他提出了情节—母题的区分；在诗歌语言研究中，他提出了诗歌修饰语、诗歌语言风格、诗歌心理对比法等。[7]刘宁指出，维谢洛夫斯基倡导在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制约下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文学过程的历史比较方法，重事实、重归纳、注重各种事实系列的连续性与重复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与类型学分析。[8]
俄国形式主义一大批学者，诸如Б.В.什克洛夫斯基、Б.В.托马舍夫斯基、B.М.日尔蒙斯基等，在科学方法意义上，其研究大都属于维谢洛夫斯基开创的历史诗学，都注重从诗歌、小说文本出发不带偏见地观察归纳有限的普遍性，其中，日尔蒙斯基还明确提出建立在科学结构基础上的理论诗学。在《诗学的任务》（1921）中，日尔蒙斯基将文学手法的描述以及分类研究，视为研究者从偶然研究走向理论诗学研究的路径。他说：“作为系统研究诗歌的手法，手法的比较描述和分类的‘理论诗学’（Теорическаяпоэтика），使诗体研究者得以从偶然探索的圈子里步入自觉的、方法论上以科学结构为基础的广阔途径。”[9]
罗曼·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的失败，不是因为在方法上偏重演绎法而忽视经验归纳，不是普遍性观念与经验之间存在必然矛盾，而是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开始背离维谢洛夫斯基以来的科学实证传统，以主观臆断比附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概念，导致俄国科学诗学从有限真理走向更具普遍性真理探讨的进程被中断。雅各布森强调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学，并用语言学“隐喻”和“转喻”两大修辞手法比附语言学中的顺序性与毗连性关系（即横组合构成关系与纵聚合联想关系——笔者按），再用文学思潮两大类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及文学体裁两大类型诗歌和散文比附这两种修辞手法。[10]当下文论解释文学文本低效或无效，从方法论上看，原因之一当溯源到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这种主观臆断。
在此意义上，孙绍振所倡导的文学文本解读方向，在人类科学诗学探索过程中，似乎是回到俄国历史诗学、形式主义所开创的科学诗学实证传统。也在此意义上，孙绍振关于定义不是研究的起点，而是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成功的研究只是假设临时定义、开放定义等观点存在合理性。孙绍振对于文论片面执着观念演变梳理失误——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也存在合理性。
二 狄尔泰现代精神科学认识论
孙绍振还认为，西方文论危机很大程度在于文学理论学术规范本身。文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文学理论越是发达，文学文本解读越是无效，在方法论上是因为观念的超验倾向与文学经验性发生矛盾；逻辑上偏重演绎，忽视经验归纳。从历史根源看，这种演绎法的局限，在于西方文论长期以来流行康德式的超验哲学、美学思辨，在殊相中求共相，致使文论概括抽象以牺牲特殊性为代价，普遍性原理中不包含文学文本的特殊性，与解读文学文本旨在普遍共同中求不同，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孙绍振断言：追求普遍性牺牲特殊性，是文学理论抽象化的必要代价。文本个案独一无二，文学理论是对无数唯一性的概括，在此意义上，二者互不相容。文学文本个案的唯一性，与文学理论抽象概括的独特性，构成永恒矛盾。这种矛盾甚至是一切理论都可能存在的矛盾。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只有通过具体分析，才能将概括过程中牺牲的内容还原出来。
（一）诗学学术规范性
孙绍振从批判康德美学到对学术规范性本身、理论普遍性本身以及演绎法本身的否定，首先存在一种理论上的纠缠——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纠缠。确实存在经验个体的唯一性，那确实是任何理论概括都必须牺牲的唯一性。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任何理论都不是个体唯一性的抽象概括，而是从个体特殊性中抽象出相对普遍性。在此意义上，文学文本的唯一性，不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而是文学批评的对象。文学文本的唯一性，不是否定文学理论的理由，也否定不了文学理论的普遍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可以在反对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离开文本经验观察时反过来由此推论理论普遍性必须牺牲特殊性，这样的推理无疑在普遍性与主观臆断之间画等号，并以此否定文学理论研究本身。以牺牲特殊性为代价所追求的普遍性“理论”，不属于科学的普遍性概括，只是背离事实的主观臆断，是伪理论，也必然是无效的理论。从孙绍振这样的推论出发，其他姑且不论，就是孙绍振自己关于文本解读三个层次——表层意象、中层意脉以及文学规范形式——也应该被否定。20世纪文论解释文学现象的低效或无效，如前所述原因之一正是主观臆断！孙绍振倡导回到文学文本正是反对主观臆断！不得不指出的是，孙绍振绝对反对学术规范以及理论普遍性的有效性，势必将理论普遍性混同于主观臆断！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孙绍振完全没有必要否定学术普遍性以及演绎法，因为一旦否定理论普遍性以及演绎法，孙绍振关于回到文学文本反对文学研究主观臆断的主张在方法论意义上就失去了合理性。
文学文本的特殊性，不仅不是否定诗学学术规范的理由，而且，在事实上具有学术规范的诗学理论正是从文学文本特殊性中概括抽象出普遍性，并可以对文学文本特殊性做出有效解释。亚里士多德《诗学》之所以开西方文论先河，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诗学》的悲剧论、史诗论等有限普遍性概括不是以牺牲文学文本特殊性为代价的理论抽象，它们是从希腊史诗、戏剧特殊中抽象概括出的理论，并能够有效解释《伊里亚特》《奥德赛》《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等。雅各布森以前的俄国历史诗学、形式主义在20世纪文论建构中之所以能够开风气之先，在方法论上说，在于他们的研究大多注重从文学文本出发概括有限普遍性，没有以牺牲文本特殊性为代价提出概念，因此他们提出的母题、情节—本事、陌生化等概念至今仍然有生命力。概念的普遍性与经验特殊性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矛盾。20世纪俄国诗学理论建构虽然没有取得学界认可的理论成果，但在开创文学本体研究新方向与新领域意义上功不可没已是学界共识。笔者要补充的是，20世纪俄国诗学在开创科学诗学方法论意义上也功不可没。
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把俄国历史诗学、形式主义概括为20世纪初俄国科学诗学。俄国科学诗学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不同，它已经摆脱形而上学传统，属于狄尔泰现代精神科学认识论范畴，体现了科学研究方法在文学经验领域的落地生根。
（二）狄尔泰现代精神科学认识论立场
19世纪后期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机械阐释社会历史科学失败之际，西方学界在方法论上后退——或限于描述，或主观解释，或回到某种传统形而上学。1883年狄尔泰以独立批判精神发表《精神科学引论》并断言：所有科学都是从经验出发的，但是，所有经验都必须回过头来与它们从其中产生出来的人类本性的意识总体性整体联系起来，并寻找其中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经验事实的有效性必须出自这样的人类本性总体性整体。狄尔泰把这种立场称为现代精神科学的“认识论”立场。[11]狄尔泰这种现代精神科学认识论立场，将历史、社会科学的支撑点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假定概念或实证主义的历史细节考察，转移到历史探讨与系统探讨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没有偏见之经验观察，是对培根实验归纳法的继承，而将培根实验归纳与人类整个精神生活整体建构相结合，用人类整个精神生活整体建构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假设，则是狄尔泰的独特贡献。
在提出现代精神科学认识论立场时，狄尔泰明确宣称，不能在经验事实背后进行探索，如果在经验事实背后探索，犹如在没有眼睛的情况下观看，或者把认识的关注点引向人的双眼背后。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为精神科学奠定基础的做法，都属于过去。而从形而上学先验假定出发的洛克、休谟、康德所建构的认识论，因为没有这种从经验出发，血管里没有流淌真实的血液，只有理性的稀释物。只有通过内在经验给定的各种意识事实，我们才能切实把握实在。精神科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关于康德美学的批评，孙绍振与狄尔泰存在相近相通之处，不过，孙绍振似乎不知道狄尔泰现代精神科学“认识论”立场。狄尔泰在批评康德美学的同时，不但没有满足于经验观察，不但没有否定演绎法，而且还提出历史细节观察与普遍性系统探讨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化系统之间部分与整体关系重构，在宏大的精神生活整体基础上建构演绎法的新问题。
相对于培根一方面倡导不带偏见观察，一方面倡导正确推理，狄尔泰方法论的进步体现在他一方面宣告传统形而上学对于精神科学研究的过时，另一方面，他自觉意识到历史细节经验归纳缺乏普遍性探讨以及系统论述的能力。狄尔泰说，他经常发现他自己与洛克、休谟、康德认识论学派的一致，并指出历史学派以同情方式观察历史细节的考察缺乏历史普遍性探讨。在狄尔泰看来，历史学派由于缺乏认识论基础，因此，一直没有获得某种说明方法，没有能力对历史事实加以系统论述，徒劳无益地反对那些既苍白又肤浅，然而却是从分析角度经过提炼的结果。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就是为历史学派具体研究提供某种哲学基础。由此出发，狄尔泰在倡导从经验出发的同时，不停止于经验个体，强调文化系统之间部分与整体关系的重构。
就这样，在讨论具体人文科学中的真正分析取代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时，狄尔泰倡导把单独建立起来的事实融入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之中的独立体系，并依据这样的经验解释现实，取代形而上学的目的论构想。人本身，成为精神生命的单位分析，是其第一任务。研究互相交织的文化系统与社会外在组织的关系，是其第二任务。这种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精神科学，以现代历史意识分析作为主体的个人，同时分析精神生活实体化的宗教、艺术等历史过程。其间，从个体可以穿行于团体、宗教或者艺术系统，或者时代横断面，构成一个整体。概念不再来自先验假设及推论，而是来自活生生的经验，来自个体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对人类意志、人类心灵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洞察。领悟艺术、宗教等既存在于心灵之中，又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精神生活实体化历史过程。
狄尔泰一方面强调现代精神科学是不带任何偏见的、有实证材料作为可靠基础的科学；另一方面，又强调精神文化系统科学是一个互动的整体体系。个体活动有生有灭，宗教、艺术、法律等文化体系整体却是永恒存在。任何一个个体活动，都是作为各种文化系统交叉点而存在，并表明文化系统的这种多样性。因此，具体精神科学需要人们既认识到它们的真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又要认识到这些真理与那些真理之间的关系，才使科学的概念具有总体性的明晰性，又具完全的确定性。这是精神科学认识论最基础的任务。狄尔泰明确指出，完成这些任务，即历史理性批判——对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人类社会和历史能力的批判。[12]
马克瑞尔关于狄尔泰的这种精神科学认识论的评价是：狄尔泰强调哲学从直接给定的经验事实出发，也就是意识的事实出发，瞄准生活事实本身，但是，这种经验事实是引入意识建构真实世界的预设，是修正意识建构世界预设的根据，而且，它自身也是在意识建构真实世界预设中完善的。狄尔泰经验哲学这种对经验的强调，一方面避免经验主义的因果解释；另一方面，避免把这种意识事实来源于先验原则的思辨哲学。[13]
三 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
狄尔泰虽然在理论上提出用人类心灵关系整体、精神生活实体化历史过程取代传统诗学的形而上学逻辑框架，但究竟怎样在精神科学具体领域中将经验材料与人类精神生活整体系统论述相结合，狄尔泰本人并没有解决。如前所述，20世纪初俄国科学诗学虽然在基本方法上大体属于狄尔泰现代精神科学认识论范畴，但不得不指出的是，20世纪俄苏诗学只是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目的论，使科学研究方法在诗学领域落地生根，并没有完成科学诗学方法论建构，仍然不具备狄尔泰所说的那种系统论述能力，并没有成功地把单独建立起来的文学事实融入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之中并建立独立的诗学体系。在此意义上，俄苏科学诗学只能算是准科学诗学。这也是俄苏科学诗学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结果的重要原因。
（一）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符号—结构方法论才为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提供了演绎性逻辑建构方法。由于符号—结构演绎性方法论，不是一人一时一个学科完成的一种方法论革命，它有一个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此不得不简单介绍其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符号学方法出自语言学。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提出：“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14]
叶姆斯列夫将能指与所指关系用模式ERC表示：所有符号系统包括一个表达方面E，和一个内容方面C，而意义则相当于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R。在讨论语言与非语言时，叶姆斯列夫把自然语言称为外延denotative意义系统，即任何平面都不是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而把非语言的符号系统概括为内涵connotative意义系统。他说，内涵单位本身也提供一个对象，该对象由符号系统来处理。将内涵单位视为内容，将外延符号系统视为内容的表达，将这一内容与表达视为符号系统，即一个内涵的符号系统。叶姆斯列夫还提出了元语言或者元符号metasemiotic系统，即内容平面本身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比如，语言学。[15]
20世纪中期，在索绪尔、叶姆斯列夫基础上的罗兰·巴特符号学，与皮亚杰结构主义共同完成了演绎性结构方法论，笔者将这种演绎性结构方法论的基本方法称为“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
1964年，在叶姆斯列夫基础上，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提出符号第二性系统，并根据第一性系统插入第二性系统不同方式，提出第二性系统两种不同情况：附加意义connotative与元语言métalangage。[16]罗兰·巴特指出，附加意义系统（ERC）RC，即第二性系统表达层面E，是由第一性系统ERC构成的复合系统。附加意义的能指，即附加意义载体，是由实指意义系统的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即ERC）构成的。附加意义的所指，即意识的片段。附加意义，即ERC与附加意义所指相互作用的结构过程。[17]罗兰·巴特符号第二性系统开始涉及符号层级问题。
四年以后，即1968年，皮亚杰《结构主义》在跨学科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结构连续构造过程及转换性与自我调节性，与罗兰·巴特符号学的第二性复合系统相通，两者都涉及符号层级问题，但皮亚杰结构主义最终完成结构演绎性方法论建构。在结构连续构造的转换性与自我调节研究中，皮亚杰提出结构连续构造的封闭性、守恒性，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为符号—结构演绎性逻辑框架提供了理论资源。
在皮亚杰看来，结构转换构造的封闭性，即一个结构所固有的各种转换不会越出结构边界之外，只会产生于总是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的成分中。在这个意义上，结构把自身封闭了起来。而结构转换构造的守恒性，即新成分在无限地构成而结构边界仍然具有稳定的性质。结构封闭性丝毫不意味着所研究的这个结构不能以子结构的名义加入一个更广泛的结构里去，只是这个结构总边界的变化，并未取消原先的边界，并没有归并现象，仅有联盟现象。子结构的规律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仍然保持着。所以，所发生的变化，是一种丰富现象。皮亚杰的结构封闭性与守恒性，为罗兰·巴特提出的符号结构层级关系提供了演绎性推演的学理依据。在强调方法论结构主义时，皮亚杰明确指出，整体性结构主义只限于把可以观察到的联系或互相作用的体系看作是自身满足的；而方法论结构主义的本质乃是要到一个深层结构里去找出对这个经验型体系的演绎性解释，它不属于观察得到的事实范围，而“应该用推演的方式重建”。[18]
（二）符号—结构诗学
20世纪20年代俄国诗学不仅具有不带偏见的经验观察，具有科学诗学的自觉意识，已经具有明显的符号—结构整体意识，他们缺乏的就是这种直到60年代才形成的演绎性符号—结构方法论。日尔蒙斯基的风格概念就是一个整体概念，他说：在艺术作品活生生的统一中，一切文学手法相互作用从属于共同的艺术任务。我们把诗歌作品手法的这种统一叫作“风格”。在研究艺术作品的风格时，它那活的、具体的统一被我们融解在诗歌手法的封闭系统中。在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许多独立的、具有自我价值的手法的简单共存，而是一种手法要求与另一种与之相应的手法。所有的手法都制约于作品艺术任务的统一性，并在这个任务中取得自己的地位和根据。对风格的这种理解，不仅意味着各种手法在时间或空间的实际共存，而且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内在相互制约性和有机的联系。只有当诗学引进了风格的概念时，这门科学的基本概念系统（素材、手法、风格）才算完整。诗歌手法不像自然历史的事实，它不是某种独立自在的、富于自我价值的东西。所谓自在的手法——为了手法的手法——不是艺术的手法，而是魔术。手法是为着艺术的目的，并从属于自己的任务的事实，在这个任务里，也就是在艺术作品的风格统一中，手法获得了自己的审美根据。用形式观点看，同样一种手法常获得不同的艺术含义，这依赖于它的功能，即依赖于整个艺术作品的统一，依赖于所有其余手法的共同倾向性。[19]日尔蒙斯基从文学文本观察中归纳出文学手法不同类型，以及从功能角度阐释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风格是手法整体的功能，从整体出发把文学手法、文学风格等纳入风格理论中，并把风格理论视为科学诗学理论。不过，由于他缺乏20世纪60年代的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他不讨论不同结构层级之间的转换规律，不具有系统论述文学手法—文学风格之间关系的能力，其文学手法类型研究混淆了文学手法的不同结构层级，其风格层级本身也没有进一步的结构层级划分，以“功能”解释手法与风格之间关系过于粗疏。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风格理论》（1968）是日尔蒙斯基关于建构以风格为核心的科学诗学的再次尝试，只不过索科洛夫用话语“形式”取代了日尔蒙斯基的“手法”。他的整体意识也是自觉的，他明确指出：风格“不是艺术形式的某一种成分，而是诸成分之间的关系”。风格是“各种成分处于统一之中的体系”。
他用“功能”与“载体”阐释不同文学符号不同层级：风格不等于形式，风格是一个功能概念。如果风格是风格载体носителистиля所负载的对象，那么，体现风格特性的形式成分是风格的载体。风格载体具体是：作品的语言、结构、文学的种类或体裁、创作方法中的描绘和表现原则。这些载体所负载的、合乎一定艺术规律的风格特性构成作品风格体系。
他用整体与部分阐释语言风格与审美风格。传统语言风格研究，在索科洛夫看来，属于作品的形式之一，也是风格的载体之一。就这样，索科洛夫既区别了语言风格和文学风格，又把从亚里士多德到维谢洛夫斯基以来的语言风格，纳入文学风格理论框架中。在《风格理论》第二章《作为艺术规律的风格》中，索科洛夫明确指出，文学风格与语言风格，是两个截然不同，并非一类的范畴，这里“风格”一词是作为同音异义词使用的。作为审美范畴之文学风格，是一个统一体，是选择和组合风格元素时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法则。在一部完成的作品中，风格可以看作各种元素处于统一之中的体系。[20]
索科洛夫《风格理论》与皮亚杰《结构主义》同年问世。索科洛夫审美风格研究虽然使用了诸符号结构话语讨论了艺术作品的结构структура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风格的载体носителистиля、风格的构成元素элементыстиля、风格的种类стилевыекатегории、风格的要素факторыстиля等，而且，厘清了语言风格与文学审美风格两者的关系，揭示了文学形式与文学风格类型之间载体与功能的关系，在日尔蒙斯基科学诗学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索科洛夫的风格理论也因为没有使用皮亚杰演绎性结构方法论，因此他的理论仍然缺乏系统驾驭历史事实的能力，没有以一种严格的演绎性逻辑把自然语言与文学手法、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讲清楚。由此可见，科学诗学探索不仅需要严谨的态度、不带偏见的观察，甚至整体观念、结构术语，更需要一种取代传统形而上学逻辑框架的系统论述能力，需要一种整体性逻辑推演的方法。
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相对于传统语言学，贝塔兰菲现代生物学相对于传统生物学……现代学术真正脱胎于近代学术，犹如近代科学方法论脱胎于传统炼金术，需要新的方法论！诚如当年培根所说，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这种从基础上重新开始，无疑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出现。笔者拙著《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是使用符号—结构演绎性方法论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尝试。作为后学，笔者有幸能够使用罗兰·巴特符号第二性复合系统、皮亚杰演绎性结构方法论等理论资源，因而能够逻辑一贯到底地阐释自然语言、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嵌套关系，并提出文学符号—结构个体的模式——（ERC）RC5。
笔者的符号—结构诗学理论，一方面，从文学符号的起点、切分单位、结构层级等开始观察文学文本混沌体；另一方面，从中西文学经典作品特殊性出发观察分析抽象概括文学普遍性概念，正是在演绎性符号—结构方法论与经验观察相结合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最小文学手法（ERC）RC1是文学研究的起点，自然语言（ERC）是最小文学手法的能指，文学文本个体是五个结构层级构成的符号—结构整体，其中，较低结构层级保持自己结构的边界与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更高结构层级连续构造：
最小文学手法（ERC）RC1
整一文学手法（（ERC）RC1）RC2
文本文学手法（（ERC）RC1）RC2）RC3
文本纯文学风格（（（ERC）RC1）RC2）RC3）RC4
文本文学审美风格（（（（ERC）RC1）RC2）RC3）RC4）RC5
从文学符号上述五个结构层级看，前面三个结构层级都属于文学手法，后面两个结构层级属于文学风格。[21]笔者关于文学研究基本对象的结论，与俄苏诗学大体一致，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俄苏诗学关于文学手法、文学风格的相关研究，缺乏笔者研究这种严密的推演性逻辑框架。
笔者的《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以及相关系列论文不是为了建构概念逻辑框架而建立概念逻辑框架的游戏，它犹如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揭示了词与句子之间的嵌套关系一样揭示了文学混沌体中文学手法、文学风格之间的嵌套关系，提出了一套阐释文学现象的术语。从笔者的系列论文以及专著《文本文学审美风格》可见，这种符号—结构诗学理论不仅可以有效解释不同文本的文学性（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恕不在此展开），还可以对文学本体研究中见惯不惊而缺乏严格界定的概念（比如文学手法、文本主题）或者充满纠缠争议的概念（比如文学风格、审美理想、文学自由等）有自己的独立阐释，而且，还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什么？从符号—结构诗学看，文学作品是使用自然语言以及文学手法创造的具有虚构想象造型性质与功能的文本文学想象空间。这种文本文学想象空间为在文学审美活动中的文学主体提供一种第三空间。不同文学审美风格，即文学手法创造的不同类型文本文学想象空间。文学手法组合不同，文本文学想象空间性质功能不同。诗人小说家在不同文本文学想象空间赋予自己的审美理想，接受者在不同文本文学想象空间享受自己的审美理想。了解文学手法三大层级、文学风格两大层级，可以帮助作者、读者更自觉利用文学游戏规则创造文学作品、接受文学作品。
[1]苏敏（1957— ），湖北，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博士。该文为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科项目“符号学与文学手法—文学性（11XJA751005）”的阶段性成果。
[2]李欧梵：《世纪末的反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本文关于孙文的有关讨论，均出自该文，恕不一一出注。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5]［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6]［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7]［俄］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8]关于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特点，刘宁有详细研究。参见刘宁《历史诗学·译者前言》，［俄］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9]［俄］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载［爱沙尼亚］扎娜·明茨、伊·切尔诺夫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编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美］罗曼·雅各布森：《隐喻和换喻的两极》，张祖建译，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的具体评述，以及本文后面关于其他俄苏诗学的相关具体评价，均详见苏敏《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简体字版；台湾秀威公司2013年繁体字版。
[11]［德］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引言》，［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童奇志、王海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12]［德］韦尔海姆·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13]［美］马克瑞尔：《人文科学导论·概述》，［德］韦尔海姆·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14]［瑞士］费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5]［丹麦］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程琪龙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6]connotative与métalangage，李幼蒸翻译为含蓄意指系统与元符号系统，见［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9页。黄天源翻译为附加意义系统与元语言系统，见［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黄天源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2页。马宁翻译为含义系统与元语言系统，见［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马宁译，载《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笔者以为，在词义上看，Connotative译为含蓄意指、含义、内涵等都没错。相对于叶姆斯列夫的外延意义系统与内涵意义系统，译为内涵意义系统也可。但是，从罗兰·巴特上下文语境看，似乎这里的Connotative是相对于第一系统意指作用而言，即相对于第一系统而言的附加意义，因此笔者在此从黄天源的翻译。
[17]［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黄天源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18]［瑞士］让·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9]［俄］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载［爱沙尼亚］扎娜·明茨、伊·切尔诺夫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编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A.H.Cоколов《Теориястиля》，Ивдателъство《ИскуствоМосква》1968г.
[21]苏敏：《文学符号学构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