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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开放式多样性强竞争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

深圳在积极有为政府的推动下，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漫山遍野”的多样性科技企业群落；面向全球人才资源开放，形成高端人才引领、中低端人才支撑的多层次科技人才群落；嫁接全球高端科研平台，打造以重大科技设施为基础、新型科研机构和企业工程实验室为主体的竞争性创新载体群落；对接全球资本市场，构建政府财政资金、银行、保险、证券、创投等各类资本参与的多层次科技金融生态圈。整体上，深圳围绕人才这个核心资源建设了创新主体相互依存、创新要素协同的开放性多样性强竞争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创新生态体系，深圳的科技创新有了自己的特有基因，形成了科技创新城市的特色，并将通过创新生态的演化，确立其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第一节科技创新生态体系理论与实践

一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创建实践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政府开始广泛地提倡科技创新活动，逐步推进城市创新体系的建设。它基本上是沿着科学研究、应用开发、企业生产和营销的线性思维模式来促进创新，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产生了很多的先进成果。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量引进美国的先进成果，并将其产业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业竞争力。研究表明，这种产业竞争力并不完全来自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压力，政府构建的产学研协作创新体系发挥了引导产业创新的重要作用。创新系统的观点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加上人们对知识资源流动分享认识的深化，同时，企业主动与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的案例开始增加。随后，OECD于1994年启动“国家创新体系研究项目”（NIS project），两年后相继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1] 两个报告，标志着已经形成对知识经济时代和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共识。

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04年发表《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体系：信息技术制造和竞争力》，[2] 该报告认为，国家的技术和创新领导地位取决于有活力、动态的“创新生态系统”，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2005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创新美国：在挑战和变革的世界中实现繁荣》报告，则提议要形成一个符合21世纪发展要求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理念改变了过去只注重创新活动本身的狭隘观点，它更加突出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性，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依存性，而彼此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着区域系统创新的成败。[3]

中国政府对创新生态体系的关注始于2011年，科技部办公厅和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创新圆桌会议”，探讨创新生态体系对相关政策的启示。此后，建设创新生态体系的思想向地方政府决策层渗透。2012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体系”。同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做了“营造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发言。2014年，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勤在第八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暨2014年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年会上表示要“着力完善多主体联动、多要素协同、多领域合作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加快建设国际化创新中心”[4]。2014年6月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2017年7月12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聚焦“双创”，李克强总理在会上首次提到要创造生机勃勃的双创“生态环境”。深圳的创新生态体系应该早在建立特区之日就开始创建，目前的系统论述是在理论研究形成体系以后，用理论成果将深圳的实践经验体系化了。

二科技创新生态体系理论研究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是指在某个城市内部，城市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之间以及城市创新群落内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创新群落包括该城市中各类企业和各种服务机构；创新环境包括体制、政策、法制、市场和文化等要素。创新主体、服务机构与创新环境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性生态循环，统一于创新的整个动态过程中。[5] 这是国内比较早提出的一个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学术界对创新生态理论的发源基本上认同于两本专著，即1994年出版的《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指出，硅谷的优势在于其以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产业体系，鼓励体系内企业协作又相互竞争，开放且相互学习，灵活且易于调整[6]；2000年出版的《硅谷优势：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栖息地》指出，硅谷作为高技术创业企业的栖息地，如同自然界的动植物栖息地一样，具有复杂、动态、相互依存的特征[7]。以这两本专著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硅谷的研究，强化了学界对“创新生态系统”的认知，即从生态学角度认识硅谷的优势，认为硅谷的发展动力在于其拥有一个动态、开放、强有力的知识生态体系。

国内学者赵放和曾国屏结合创新系统理论强调的“主体之间相互依赖”和生态学强调的“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将创新生态系统的各类组成要素统一到一个“中心—外围”的结构分析框架之中，分析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创新主体（中心）和环境（外围）范畴的变化。微观视角侧重于系统中企业个体行为分析，揭示环境与创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观视角一类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另一类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为代表，以研究、开发和应用三大群落为核心，侧重于“产—学—研”合作和集群式发展的研究以及“文化”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而宏观视角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往往从更高的层次注重“技术与经济”的社会景观。[8] 柳卸林等从国家科技的资助和完成方式上，从创新生态的角度，探讨如何提高国家科技计划的效率和产业创新的能力，提出了创新生态的三个构成部分：技术生态、产品生态和产业创新生态。[9] 梅亮等系统论述了创新生态体系的源起、知识演进和理论框架。[10] 吴金希等概括了创新生态体系概念，分析了创新生态体系的本质、分类和典型特征，认为创新生态体系是指多个创新主体之间，基于某些技术、人才、市场、运作模式、文化等共同的创新要素而形成的相互依赖、共生共赢，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独立性的一种组织体系。[11]

三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基本特征

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与自然生态系统类比而产生的范畴，必然具备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的基本特征，但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社会系统，除了自然特性之外，也将具有社会政治特征。关于创新生态体系的特征，已经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研究。胡斌从成员和系统两个角度思考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产业生态系统成员具有生态性、决策活性、智慧性特征；产业生态系统则具有相互适应、共同进化的系统化、集成化、创新性特征。[12]戴宁认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演化性、协同进化性、竞争性、多样性和平衡性等特征。[13] 吴金希认为创新生态体系具有相融性、增值性、开放性等特征。[14] 综合而言，创新生态系统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一）共生进化性

摩尔（Moore）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共生进化”，而不仅仅是竞争或合作。[15] 诚如自然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在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群落与其无机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整体。这是个体生物借助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形成具有自适应、自调节和自组织功能的复合体。[16] 这个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共生进化。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中介机构、科研机构、要素提供者、产品消费者等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彼此之间通过信息流、资金流和物质流互相影响、互相依赖，透过知识进化、技术进化、产品进化，最后推动人和组织不断进化，推动社会进步。创新生态体系经过相对长期的演化和互动，体系内部形成一套有特色的规则体系和行为习惯，甚至文化传统，创新主体之间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角色和地位。[17] 有的主体渐渐进化成为系统的核心角色，成为系统进化的主导者之一，如苹果产品生态系统中的美国苹果公司，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中的阿里巴巴公司等。

（二）动态性

在前述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出具的《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体系》报告中，将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视为推进技术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机构和人员的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重点强调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创新系统总是在不断成长，且会因政策、制度和技术因素的变化而调整，还会因系统内不同主体间的互动而推动其动态演变。这一特性表明，政府可以通过便于交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引导主体间加强互动来推动创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主体之间的互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创新生态体系的动态调整将引发更激烈的竞争性。

（三）竞争性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存规则。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淘汰的不是某一生物种群，而是生物种群中不能适应竞争环境的弱者。所以，竞争的过程表面上看是淘汰对手的过程，实质上则是各种群不断克服自身缺陷的过程，是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壮的过程。换言之，没有竞争就没有生态系统的进化。创新生态系统中，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诺基亚的倒下及其塞班体系手机的没落，也没有智能手机及其系统的崛起。各种创新物种、创新群落在创新生态系统中通过竞争，发现自身弱点，克服自身缺陷，进化成为能够适应系统变化的强者。这一特性表明，创新生态系统要限制垄断鼓励竞争，避免那种一家独大而周边茅草都不长的生态的形成。

（四）多样性

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主要是指地球上生态系统组成、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各种生态过程的多样性，包括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化等多个方面。其中，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多样性形成的基础，生物群落的多样化可以反映生态系统类型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离不开物种的多样性，也离不开不同物种所具有的遗传多样性。那些看起来没有价值的物种，却是其他有价值物种生存的基础。也就是说，不起眼的物种构成有价值物种生存的栖息地。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同样是生态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例如，在日本大企业创新系统中用于技术交流的“巴”，和硅谷创新系统中用于知识分享的各种酒吧。只有保持多样性，才能形成复杂的生物链条，保持足够的弹性和韧性，减少外部扰动对生态体系造成的毁灭性影响。[18] 这一特性表明，要强调将人类“原生汤”中的思想、技术、人才、资金融合在一起，不控制特定的创新创造过程，只培育正确而适当的环境来激发创新的产生；不铲除各种不可预料的未知“杂草”，而鼓励其自由生长，鼓励在富饶而品质独特的环境里自由竞争产生各种新物种。[19]

（五）增值性

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社会组织体系，不管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还是城市（区域）创新系统，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增值目标。可以说，没有价值增值目标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不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增值的分配方式反映了这一系统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例如，硅谷的公司一般都采用股份和期权的方式让创新贡献者获得他所应得的那份财富，快速地造就了很多的百万富翁，成为世界上造富最快的地方，也成功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英才加入这个创新生态体系。在深圳，平安、华为和腾讯这类公司造就百万富翁的速度也闻名国内外，因此也帮助深圳吸引了大量的英才。这一特性表明，生产关系先进程度影响其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大小，创新生态系统中，资本所有者与创新者之间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关系，直接影响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活力和吸引力。

（六）均衡性

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常常趋向于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使系统内的所有成分彼此相互协调，这种平衡状态通过一种自我调节过程来实现。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因为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总在不间断地进行，生物个体也在不断地进行更新。生态系统达到动态平衡的最稳定状态时，它能够自我调节和维持自己的正常功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来的干扰，保持自身的稳定性。

创新生态系统中，各种群或个体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调，共同作用于整个系统，使系统自发地从无序向有序的稳定状态转变。达到均衡状态后，系统内部各个成员分工相对稳定，各司其职，通过物质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循环，使系统呈现出一定的创新能力。但是，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创新生态系统的平衡也是动态的，在外部的物质、信息和资金进入系统后，系统的均衡可能被打破，系统成员通过竞合走向下一个均衡态。[20]这一特性表明，当系统的创新能力趋于下降时，应该引入外部的异质性创新资源，打破系统的均衡态，推动系统进行自我调节并进入一个创新能力更高的均衡态。

（七）开放性

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都难以持续，创新生态系统更需要开放。没有生态系统内外之间信息、物质、资金、人才和知识的交流与分享，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创新能力就会趋于下降。自然界生物的变异需要引入异质性基因，而创新生态系统的能力变化也需要从系统外部引入异质性创新资源。开放环境中，外来创新物种的不断移入创新生态系统，促使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发生着物种竞争、群落演替，甚至系统的整体涨落。在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研究群落、开发群落、应用群落、服务群落都将保持着与外界的密切关联。[21]

第二节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各种群的功能及其演化机制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2] 中提出，要建设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在科技创新生态体系中，创新人才、创新载体、科技金融和科技产业等种群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并共同推动生态体系演化。

一科技创新人才种群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坚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优化人才结构，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制度优势，努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一）科技创新人才的概念与范畴

科技创新人才是指掌握了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某一领域取得创新成果并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对科技创新人才的统计指标包括科技活动人员、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科学家与工程师。其中，科技活动人员是指直接从事或参与科技活动以及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指具有大学毕业以上学历或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R&D 人员是科技活动人员中从事具有创新性科学研究的人员。本书中的科技创新人才不仅包括统计指标中所指的人才，还包括在各种制度或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的人。

（二）科技创新人才的生态功能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当今时代，谁掌握知识、技术，谁拥有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人才，谁就拥有竞争优势，谁就能抢占发展先机，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在生态体系中，人才依托创新载体，在资本的激励下，为产业而创造新产品或新工艺等。科技创新人才种群由科学家、工程师、智库专家、技能人才和企业家等人才组成。科技创新人才在生态体系中承担以下功能：（1）隐性知识载体功能。显性知识可以以纸质或电子形式存储，但隐性知识是储存在人体大脑中的知识，在未被显性化之前，只能依附于人体。创新过程中，隐性知识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人才必然成为生态体系中的第一资源。（2）动态调整功能。人才是流动的，随着人才的流动，生态体系呈现动态的变化。创新生态体系中，正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变化引导人才的流动，推动生态体系整体向良性发展的方向演化。（3）价值增殖功能。人才的创新成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一旦被市场认可就可以转化为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功能。

（三）科技创新人才种群的演化机制

科技创新人才种群在群内各主体之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不断进化。科学家跟踪世界科技前沿创新出世界上目前未曾有的概念或做法，在理想状态下试验做出模型。工程师创新工具将模型实用化，成为被市场认可的产品，并实现大规模的生产。高技能人才就是将产品具体生产出来，在此过程中通过创新解决加工中的难题。企业家将工程师、高技能人才和物质资料进行创新组合，以适当成本将产品销售到市场上，并承担产品可能不被市场认可的风险。当市场认可创新产品并实现价值增殖后，各创新主体都能从增殖中获得创新报酬，并进入一个新的创新循环，种群向高级阶段进化。在科技创新人才种群演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主要提供政策引导和相关服务工作，并适时调整人才种群的结构，确保人才种群结构适度超前产业结构的演化方向。

二科技创新载体种群

科技创新载体是创新要素、创新人才、科技成果集聚的基地，是观察城市“创新活力”的一面镜子。科技创新载体种群的演化，直接反映创新生态体系的进化方向。

（一）科技创新载体的概念与构成

科技创新载体是指加速创新知识创造、传递、聚合和转化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具体包括促进新知识的产生、新知识向新技术的应用转化、新技术向新产品（或服务）转化、新产品向新产业转化，以及促进这一过程中各类知识聚合的一切中间媒介。[23] 科技创新载体种群包括：以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的基础研究创新载体，以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组成的技术开发创新载体，以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行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组成的创新服务载体。

（二）科技创新载体的生态功能

科技创新载体具有三个基本生态功能。

1.承载功能

承载性具有两层含义，即创新载体既是促进技术形态转化的承载体，也是聚集创新资源的承载体。每一种创新载体，都承载着技术从一种状态向着另一种状态的转化，如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技术从设想、理论向着科学实现的状态转化的承载体；工程技术中心是持续不断地将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进行系统化、配套化和工程化研究的承载体；而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是相对成熟的技术向着大批量生产状态转化的承载体。在创新载体中，必将聚集众多的或独特的创新资源，如共性技术服务平台聚集了某类技术、产品的研发、检测、实验、加工等所需的专业人员、知识和设备等创新资源；科技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聚集了技术向批量生产转化的各类辅助、配套设施和政策环境；而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则聚集了技术研发、中试的人员、设备、知识及前期技术储备等创新资源。

2.转化功能

创新过程实质上是知识沿着“科学技术产品服务”创新价值链，通过技术形态转化实现创新价值的过程。因此，“促进转化”也是创新载体的一项基本和必备功能。如果没有这一功能，就不能成为创新载体。从实践来看，通过创新载体实现技术形态的转化，是建设创新载体的最主要目的。从技术链上看，任何一种创新载体，都会有一种技术形态作为其输入，有另一种技术形态作为其输出，创新载体转化性的内在含义就是指创新载体输出的技术形态相对于输入的技术形态而言处于技术链的后端。如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输入的主要是技术雏形，经过这类创新载体转化后输出的是可实现的技术或可试制的产品；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主要是将可实现的技术或经过中试的产品转化为大批量生产的产品。

3.催化功能

创新载体的重要作用是加快创新所需各种知识的聚合，促使创新过程朝着特定的价值方向演进。这就是创新载体的催化功能。我国各级政府对各类创新载体都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或政策支持，各创新载体也都具备较好的硬件和软件条件，这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条件正是为了更好地催动技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化。因此，创新载体除了具备转化性特性之外，还必须具备催化性的特性。它要充分运用其良好的基础设施、创新网络和创新环境、扶持政策等，对技术形态的转化起到催化和促进作用。[24]

（三）科技创新载体种群的演化机制

基础研究创新载体、技术开发载体和创新服务载体三者之间，既存在链式联系又存在网式联系。从技术形态转化的角度来看是链式联系，基础研究创新载体的成果需要技术开发载体转化成为可试制的产品，可试制的产品再经创新服务载体（产业园等）转化为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从知识流动的角度来看是网式联系，知识在三类载体之间通过科技创新人才实现网式流动，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在人才网络中不断交织，创新成果得以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修正并走向成熟。市场机制是科技创新载体种群演化的主要动力，但政府是基础研究创新载体进化的主要责任方。

三科技创新产业种群

科技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之本，立市之基。根据朱迪·艾斯特林（Ju-dy Estrin）于2009年提出的创新生态模型，科技产业属于科技创新生态体系的三大栖息者群落之一“应用”群落（其他两个群落为研究群落和开发群落）。所有的科技创新都是通过产业来实现价值的，产业对科技创新“应用”的需求又将引导“研究”群落与“开发”群落的进化。

（一）科技创新产业概念及特点

科技创新产业是指生产技术密集型创新产品的产业，既包括生产硬件产品的产业，也包括生产软件和服务产品的产业。其主要特点有：（1）产业的知识和技术密集，科技人员占员工的比重大；（2）研发强度高，需要不断增加对研发创新的投入；（3）物质资源投入较少，产品附加值高；（4）劳动生产率高；（5）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价值占比高。

（二）科技创新产业的生态功能

科技创新产业在科技创新生态体系中发挥着资源整合、消费者和价值实现等功能。（1）资源整合功能。产业以价值链为纽带，推动创新型企业在地理空间上集中，通过企业将以知识与技术为代表的创新资源集聚起来，资源整合的结果就是生产出创新产品或服务。（2）消费者功能。科技创新产业以创新载体的创新成果为消费对象，将研究成果应用为创新产品。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消费，加速系统内信息流动和物质循环。（3）价值实现功能。产业企业最终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创新产品，将创新成果中内含的知识投入、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转化为货币价值，使创新链中的每一个环节的贡献者都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并能投入新的创新过程。

（三）科技创新产业种群的演化机制

科技创新产业是通过“有组织、有意识”地在特定空间集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多家企业，并促成这些企业进行“创新竞争”，尽可能提高产业链各环节创新的成功率和高效率，减少“创新中止”，形成“连续流线型”的创新机制来演化的。企业之间除了竞争还存在协同，通过协同有效降低创新风险，缩短创新周期，减少技术创新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创新效率，促进创新的成功。产业内企业之间竞争与协同并存的关系是种群演化的主要动力。政府在科技创新产业种群演化的过程中，除了相关政策支持外，还要支持由市场选择的产业龙头企业发展，通过龙头企业引领整个产业向高端进化。

四科技金融种群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是人类社会变革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引擎。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产业革命，都是源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将有力带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

（一）科技金融的定义及其种群结构

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由向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融资资源的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25] 科技金融种群中有政府、企业、银行（传统银行和投资银行）、民间资本主体、保险和担保机构等主体。企业是资金需求方，金融机构是资金供给方，保险和担保机构为资金的供求双方服务，政府通过财政资金进行引导，并为其他参与主体提供平台服务。

（二）科技金融种群的生态功能

科技金融种群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生态功能主要有：资本形成功能、信息引导功能、风险分散功能和激励约束功能。（1）资本形成功能。科技金融主体的资本形成功能集中体现于把资金从储蓄者手中引导至最具有生产性投资机会的科技型企业，进而加大科技型企业的资本积累，扩大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2）信息引导功能。科技金融体系自发形成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完善的投资决策信息，并通过事前预期和事后淘汰效应来实现各主体间的信息均衡，引导资本投向高回报的科技创新领域。（3）风险分散功能。科技金融对风险的分散主要体现在不同投资者之间进行流动性调剂，控制科技创新活动的流动性风险。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可通过资产转化，将流动性低的金融资产转化为流动性高的金融资产，来匹配高技术企业的融资需求。金融中介通过多种金融产品开发将高流动、低收益投资与低流动、高收益投资结合起来，满足了科技创新活动在各阶段的资金需要。（4）激励约束功能。首先，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来源于技术创新的机会收益，一旦技术创新成功，科技型企业可以获取超额利润，挖掘新的竞争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而金融机构能顺利收回贷款，投入其他投资活动，从中获取高额利润，金融本身具备的逐利本性是科技金融激励科技创新的直接动力。[26]其次，科技金融主体通过股权期权等激励措施，将企业管理层的报酬激励直接和技术创新成果挂钩，企业管理层付出的努力越多，技术创新活动的集约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越大。[27] 最后，金融中介机构在投资决策完成后会对科技型企业实行事后淘汰机制，一旦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未能达到阶段性预期收益时，资产估值下降，融资难度加大，事后淘汰机制作用显现。[28]

（三）科技金融种群的演化机制

科技金融种群中汇集企业、银行、保险、担保等多元主体，形成政企联动、银保联动和投贷联动的运作机制，通过政府搭建平台，提供配套政策，引导资金供求双方的高效对接，实现政企联动；通过投资机构与证券交易所相结合，引导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深度对接，实现投贷联动；通过引入保险、担保、保理等机构，与银行形成互补，实现银保联动，构建全面覆盖企业成长发展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节深圳“科技创新生态体系”的主要优势

近40年发展历程中，深圳全面推进科技、产业、管理、金融、文化、商业模式等方面创新，“科技创新生态体系”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资介相结合”为特征的深圳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初步形成，整个城市正成为一个大的创新创业“孵化器”。科技创新正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进一步提升，引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

一综合创新能力提升快

“十二五”期间，深圳深入实施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成为全国首个以城市为单元建设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整个城市的综合创新能力正显著提升。

（一）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增长

2017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900 亿元，占 GDP 比重提高至4.13%。“十二五”期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由 2010年的3.48%增加到2015年的4.18%，规模实现五年翻番，如图2-1所示。

图2-1 2009—2015年深圳R&D经费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2010—2016年深圳市统计年鉴。

（二）PCT国际专利和国内专利申请量增速高

根据对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 PCT专利数据库的分析统计，截至2016年底，深圳累计PCT专利69347 件。在全球性的创新活动活跃的城市当中，深圳居第二名，仅落后日本东京的261308 件，但领先美国硅谷的59762件。从2011—2016年近5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深圳市的平均增长率为 17.79%，远高于东京的 7.15%、硅谷的 4.98%、首尔的3.86%。2016年，深圳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约50%，占全国一半。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56336 件，增长约40.74%。1997—2015年，深圳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情况如图2-2所示。

图2-2 1997—2015年深圳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资料来源：1998—2016年深圳市统计年鉴。

（三）国家级科技奖项突破能力强

2017年深圳获国家科技奖15 项，获中国专利金奖5 项，占全国1/5。2016年，荣获国家科技奖16 项和中国专利金奖、外观设计金奖4 项，其中深圳企业参与的4G 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1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4项，中国专利金奖获奖数占全国1/5。“十二五”期间，深圳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人员分别入选《科学》杂志年度全球十大科学突破、《自然》杂志年度全球科学界十大人物，共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56 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较“十一五”期间增长70%。

（四）创新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引擎”作用突出

深圳规划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十二五”期间，七大产业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为同期 GDP增速的2倍，总规模由2010年的8750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2.3万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0年的28.2%提高到2015年的40%。2015年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5085 亿元，占GDP比重达31.8%。布局了生命健康、海洋经济、航空航天、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未来产业，着力打造梯次型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创新型经济新的增长点，2015年未来产业总规模已突破4000亿元。

（五）创新环境的外部评价排位领先

《福布斯》中文版对城市GDP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中国大陆城市进行调查，并参考新申请专利数（人均及总量）、科技三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发明专利授权量（人均及总量）、国际专利/PCT申请量（人均及总量）等指标，加权计算出相应城市的创新能力并排名。《福布斯》的排名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深圳市自该项评价排名产生以来，多次位居榜首，如表2-1所示。

表2-1 2010—2016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城市创新能力排行榜

二引领式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一直以来，深圳在科技创新中聚焦目标，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围绕战略性、前沿性领域，主动布局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瓶颈，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引领式创新成果。4G技术、互联网、基因测序、3D显示、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超材料和无人机等领域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沿。

（一）新一代通信技术攻入“无人区”

深圳的华为、中兴等公司在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技术领域的基本专利占全球1/5，并率先在5G领域布局。2016年，华为短码方案成为全球5G技术标准之一。2016年5月30 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华为公司创始人、总裁任正非代表公司做了“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为祖国百年科技振兴而奋斗”的汇报。任正非在汇报中表示，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

（二）基因科学应用技术居全球第一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建立了世界领先的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基因检测、农业基因组、蛋白组等技术平台和大型数据处理超级计算中心，并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队伍，开展一系列与重要动植物、人类健康、环境与能源等领域相关的组学研究，致力于推动医疗健康、科技应用、农业育种等领域的发展。华大基因新一代基因测序能力与超大规模生物信息计算分析能力居全球第一。北科生物建成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干细胞库群和全球首个通过美国血库学会认证的综合干细胞库。

（三）超材料领域占据全球八成以上核心专利

2010年7月13日成立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是一家通过引领新兴技术革命为用户带来创新产品解决方案及卓越体验的高科技公司，以“改变世界的创新”为宗旨，开创性地开发了Meta-RF电磁调制技术、超材料技术、智能光子技术、临近空间技术等一系列革命性的创新技术，所从事的业务领域涉及航空航天工业、临近空间探索、互联网金融和智慧城市，组建了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光启拥有全球超材料领域86%以上的核心专利。[29]

（四）基础物理研究成果奔向世界前沿阵地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2012年3月8日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到其振荡概率。这一中国诞生的重大物理成果，开启了未来中微子物理发展的大门，在全球科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入选美国权威学术杂志《科学》评选的2012年十大科学突破，被称为“诺贝尔奖级别”的重大发现。2015年9月11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在《物理评论快报》发表了中微子测量的最新结果，将中微子混合角θ13和中微子质量平方差的测量精度都提高了近一倍，为世界最高精度。[30]

三创新载体建设提质增量

深圳主动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和趋势，建设了一批开放式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实验室和服务平台。

（一）创新载体数量呈现裂变式增长

“十二五”期间，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由2010年的419家增加到2015年的1283家，规模增长逾2倍，如图2-3所示，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三发”一体化发展的新型研发机构近70家。2016年新增创新载体210家，累计达1493家；新组建神经科学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23家。2017年，新增新型研发机构11家和创新载体195家。

图2-3 “十二五”期间深圳各类创新载体的数量变化情况

（二）创新载体质量位居国内前列

国家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建设并投入使用的有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各类创新载体中，国家级94家，省级135家。瞄准前沿领域，打破体制约束，培育新型研发机构，这些机构以其突出的创新能力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成为引领源头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6年设立两家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获得者领衔的科学家实验室，建立深圳—密歇根贸易、投资和创新合作中心，苹果、微软、高通等全球知名科技企业在深设立研发机构。国内外著名高校在深圳设立校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已经签约选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已经招生。

四创新人才集聚能力显著增强

（一）高端人才汇聚速度加快

2017年深圳新增全职院士12人，在深全职两院院士已达32名，“千人计划”人才274名。2016年引进全职院士7 人、双聘院士26 人，并实现“零突破”引进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全职院士。“十二五”期间，累计引进省“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团队31 个，“孔雀计划”创新团队64 个，“千人计划”人才154名，占全省的39%，比2010年底的22人增长6倍，如图2-4所示。2015年认定的高层次人才5652 人，比2010年底的1796人增长 2.15倍，如图 2-5 所示。深圳市累计招收博士后 1300 多人，2014年在站博士后629人，比2010年底的211人增长1.98倍。

图2-4 深圳市“十二五”期间“千人计划”人才数量变化（人）

资料来源：深圳市委组织部。

图2-5 深圳市2010—2017年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二）海外人才引进数量强劲增长

截至2016年，深圳累计引进留学回国人员约7万人，其中2016年引进1.05万人，是2010年1321人的近8倍。至2016年底，通过“孔雀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1996人，比2011年底（当年开始实施“孔雀计划”）的61人增长31.7倍。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分析报告显示，八成海外高层次人才拥有博士学位，近七成海外高层次人才集中在30—39岁之间。

（三）深圳成为国内高校优秀人才的首选之地

2016年深圳引进毕业生8.09万人。2014年，硕士及博士研究生14.8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1.4%，比2010年底的9.5万人增长55.8%。深圳2016年第二十届全国高校毕业生秋季就业双选会，5.7万名求职者以本科学历为主，本科占比66%，硕博占比17%；来自“双一流”高校的求职者近2万人，占求职者总数34%，体现出深圳在人才竞争方面的强大吸引力。由前程无忧公司联合应届生求职网发布的《2017应届生调研报告》显示，在有异地求职意愿的应届生中，27.8% 的应届生选择了深圳。

（四）高端创新平台引才能力突出

深圳高端创新平台集聚了一批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的科学家、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如华大基因研究院集聚了基因测试领域行业领军人才30 多人，南方科技大学集聚了4位院士、近50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集聚了100 多名具有行业领军水平的科研人员。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由最初的5 人团队发展至今，已吸引了来自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学科、跨领域的300多名高端人才团队。

五企业占据自主创新主体地位

（一）科技创新企业形成多个创新种群

深圳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超过3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2010年的1353家增加到2017年的11230家，仅2017年就新增3193家，形成了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先锋队。它形成了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带领的创新种群，如腾讯领头的互联网产业创新种群，华为领头的通信产业创新种群，比亚迪领头的新能源产业创新种群，大疆领头的无人机产业创新种群，等等。

（二）科技创新力量主要集中在科技企业

深圳90%以上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这说明深圳的科技创新力量主要集中在企业。如图2-6所示，深圳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人员占全市研发人员的80%以上，2016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80000名，约占公司总人数45%。如图2-7所示，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例从2009年至2015年一直高于90%。例如，华为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人民币 3130 亿元。图 2-8 显示，2015年，深圳1000多家研发机构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机构就占830家。

图2-6 2009—2015年深圳大中型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2010—2016年深圳市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口径更改，2015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图2-7 2009—2015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2010—2016年深圳市统计年鉴。

图2-8 2009—2015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与研发机构情况

资料来源：2010—2016年深圳市统计年鉴。

（三）研发成果主要出自企业

截至2015年底，深圳有效发明专利中企业作为专利权人的专利占总量的93.54%，其余专利权人为个人、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等。2016年，深圳市国内专利申请量突破14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80.09 件，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达到欧、美、日和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从专利申请主体来看，深圳企业作为专利权人的专利（职务发明）占申请总量的95.20%。2016年，深圳市国内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名的依次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进入前10名的还有腾讯、宇龙、比亚迪、华星光电、金立、天珑、沃特玛等企业。

六创新群落生机盎然

（一）科技金融机构遍布城市各创新群落

深圳不断推进科技金融改革，便利资本与科技创新高度融合。VC/PE机构累计近5万家，注册资本约3万亿元。2016年总规模2000 亿元的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落户深圳。本地企业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总量连续9年居大中城市首位。图2-9 表明，风投对深圳企业的投资虽然有波动，但保持在高位水平。至2016年6月，深圳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3276家，管理基金6485 只，管理规模9657 亿元，从业人数近4万人，均占全国近1/5；涌现了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创投企业，2015年中国本土VC/PE机构50 强中，深圳有24家机构入围。

图2-9 2009—2014年风险投资投向深圳企业情况

资料来源：2010—2015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

（二）创新联盟蓬勃发展

产学研资联盟的宗旨是组织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形成产业标准，建立公共技术平台，对产业共性技术实现知识产权共享，打造产业创新群落。深圳市较早组建了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数字电视、集成电路与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省部级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近几年，在移动互联、云计算、机器人、基因和北斗卫星等领域，建立45 个产学研资联盟和10个专利联盟，推动新兴产业协同创新。

（三）创客加速涌入

2015年6月，深圳工业设计协会承办了首届深圳国际创客周。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60 余家创客机构齐聚这座致力于打造“国际创客中心”的城市，分享创意、采购器件。参展的创客团队近三成来自海外，共有26万人参与了创客周活动。至2016年底，深圳市共有447家各类孵化载体平台，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152家，众创空间295家，孵化面积超过588万平方米，在孵企业为8548家，在孵企业人数超过9万人。

（四）形成多个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群落

深圳于1983 创办深圳大学，并于1985年在深大附近与中科院共建“深圳科技工业园”，后升格为高科技园区，形成一个创新群落。1999年建立的虚拟大学园，聚集了58 所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事业单位建制、独立法人资格的成员院校深圳研究院46家；搭建“深圳虚拟大学园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平台”，在深设立研发机构266家，这是一个集合国内外著名高校创新资源+高科技园区的创新群落。2003年建设的深圳大学城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科院的创新力量汇聚在一起，与2011年建设的南方科技大学共同组成一个高端创新群落。深圳龙岗区在大运新城逐渐打造出一座汇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年已经招生）、北理莫斯科大学等国际名校的深圳国际大学城，这将是集合国际创新资源的创新群落。

[1]OECD，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1996-1997.

[2]PCAST，Sustaining The Nation’s Innovation Ecosystems：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and Competitiveness，2004，p.5.

[3]龙海波、杨超：《区域创新生态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发展研究》2014年第11期。

[4]许勤：《完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加快建设国际化创新中心》，《中国科技产业》2014年第12期。

[5]隋映辉：《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与“城市创新圈”》，《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2期。

[6]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 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曹蓬、杨宇光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7]李钟文等：《硅谷优势：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赵放、曾国屏：《多重视角下的创新生态系统》，《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12期。

[9]柳卸林等：《基于创新生态观的科技管理模式》，《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年第1期。

[10]梅亮等：《创新生态系统：源起、知识演进和理论框架》，《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12期。

[11]吴金希等：《创新生态体系的内涵、特征及其政策含义》，《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12期。

[12]胡斌：《企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及运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海大学，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