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承《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柴剑虹、刘进宝、张涌泉诸位先生盛意，邀笔者编一本自选文集，收入《书系》。笔者考虑再三，颇为惶恐。我的本业是辞书编纂，西域研究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等等，都属业余爱好，因而自感在相关领域造诣不深，少有建树，实不敢言“著述”。不过将近20年写的部分小文汇集起来，或许尚能供读者参考，也可以从中发现笔者治学的不足与缺陷，以便向专家和通人请教。于是，将已刊和刊印中的论文、书评等30篇集合起来，略加修改，基本保持原貌（其中有一篇是英文），只对体例等略加统一，编次成书。另有3篇，是属于编译性质的论文，作为附录收入，共计33篇。希望这些文章能大致反映笔者目前的学术观点和水平。
西域和丝路研究包涵范围极为广泛，古代中外交通也是国内外学者百余年来探索不止的重大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新材料的发现以及跨学科探索的开展，学术界对这些领域，已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以下根据我的个人体会，择其要点，略作简要说明。
首先是关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西域的居民从何而来，这就涉及了现代人的起源。经过近20年的持续研究，现已证明出自非洲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非洲起源说日益得到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但其与“多地区起源说”的争论并未终结，这是因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迁徙过程非常复杂，远远超出之前的想象。近年来相关的新发现层出不穷，也为研究1带来了新的难题，这些都有待我们去继续破解。
2004年，印度尼西亚弗罗勒斯岛发现了一种前所未知的古人类化石
，这一种人身材矮小，身高不足1米，脑量只有380毫升，在岛上生存到一万数千年之前。这些小矮人是直立人后代在岛屿环境中矮化形成的，还是现代人的病态现象，抑或属于一个古人类新种，目前仍存在巨大的争议。最近，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马克·科拉尔德（Mark Collard）教授等发表论文，认为弗罗勒斯人是从非洲迁移至东南亚的矮小的前直立人后代，与能人（Homo habilis）最为接近。
丹尼索瓦人（Denisova Hominin）是在2008年于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的。这一发现有极其重大的科学意义，因为根据DNA测序，丹尼索瓦人既非现代人，也不属于尼安德特人，而可能是更新世晚期生活在亚洲大陆的前所未知的古代人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菲律宾及其附近岛屿的土著居民的基因组中有一部分与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相似，这揭示了早期人类相互“混血”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曾经认为：尼安德特人在遗传上与现代人祖先相去甚远，彼此之间不存在基因交流。但根据2009年、2010年以来的研究，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有基因交流，尼人对现代人基因也有贡献。201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与德、美、罗马尼亚学者合作发表论文，对出土于罗马尼亚的约39000—41000年前的现代人古DNA进行检测，发现这个欧洲个体含有6%～9%左右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这一数量超出目前任何已知的早期现代人基因组合，且该个体的四至六代祖先中存在尼安德特人。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生存在四十至八十万年前、约三万年前灭绝的尼安德特人，虽然最终被现代人所取代，但他们的基因还是很有可能流传了下来。
其次是对丝绸之路和古代中外关系的研究，这同样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我们应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开拓。“丝路”（Seidenstrasse）一词，是由德国地学家李希霍芬（Fedinand von Richthofen,1823—1905）首创的。这个词产生的依据，正如王冀青先生所指出，是生活在埃及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年）于公元150年左右撰写的《地理志》。书中记录推罗的马利奴斯（Marinus）提到通往塞里斯（Seres）国（丝国）的道路，“丝路”一词正是由此而来。英国东方学家亨利·裕尔（Henry Yule, 1820—1889）所著《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 of China, I—II,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1866），则奠定了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一百余年来，国内外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现在，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原来的局限。
我们现已确知，早在史前时代，东起西伯利亚东部和蒙古高原，西至西亚乃至欧洲，存在一条古老的草原通道。通道的东端经蒙古高原，向南沿着黄河、桑干河、永定河等，可以直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通道上多个地区的居民，都是游牧族群，对于游牧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就变得越发重要。
2001年以来，西北大学的学术团队对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地区展开了考古调查。经过15年，创立了古代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提出了对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存基本要素的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进行“三位一体”综合研究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研究的内容。
第三是吐火罗学。吐火罗学算是笔者数十年所关注的课题，近年以来，对吐火罗语和说吐火罗语族群的起源问题，学界有很大的进展，本书收录了几篇相关的文章。
现存吐火罗语A文书约2000件，时代为7世纪；吐火罗语B文书约10000件，时代约为5至10世纪以后。文书数量虽然看上去不少，但大部分都很短小或残破。此外还有石窟壁画的榜题、粗刻和木简等。关于吐火罗语的命名问题，经过百余年争论，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但根据近20年的新研究，吐火罗语A可以称为“焉耆语”，吐火罗语B可以称为“龟兹语”，这已经基本得到肯定，尽管“吐火罗语”这一名称似乎仍可保留。焉耆语文献主要出土于焉耆地区，也有一些出土于吐鲁番地区，其他地区几乎没有；现有材料没有反映出语言与字体的明显变化，而且字体在年代分类上属于较晚阶段。龟兹语的使用则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其语音、语法、构词法以至书写字体等诸方面有从早期到晚期的变化，证实了德国学者斯坦普（Peter Stumpf,1940—1977）对吐火罗语时代分期的看法是正确的。近十年的吐火罗语研究，已经体现出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结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过去一般认为：回鹘语《弥勒会见记》题记中的Tohri与希腊语的Tocharoi、拉丁语的Tochari以及梵语的Tukhāra可以勘同，位置是在今天的阿富汗。现在多数学者都已认同tohri一词与古突厥碑铭中粟特语的“四Tuɣri”有关，应该在焉耆一带。根据汉文史料记载，月氏曾西移至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如此看来，月氏这一族群与历史上位于阿富汗的吐火罗族群之间有联系，但现在尚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说吐火罗语。现今发现的巴克特里亚语属伊朗语，不过吐火罗语中确实存在来自伊朗语（巴克特里亚语）的成分，表明两者间有语言接触，这一点已引起学者重视。
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是一种属印欧语西支的语言，尽管它在印欧语系中处于何种地位，至今尚无结论。正因如此，研究它的起源问题应与印欧语系及操该语系语言居民的起源和迁徙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羡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与原始吐火罗人有联系，而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切木尔切克文化与新疆史前居民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前述新疆巴里坤县的东黑沟遗址，国内一般认为与匈奴战胜月氏的记载相吻合，故被称为月氏与匈奴的古代家园。但该文化内涵与DNA检测结果，与被认为与吐火罗人有关、距今约四千年的小河—古墓沟文化明显不同。月氏能否等同吐火罗，两者联系究竟如何，目前没有定论。
总之，“吐火罗”问题至今仍是千古悬案，有待考古学、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界的通力合作，步步深入，方能逐步解决。
本书有一篇文章是概述和讨论印欧语及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徙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意义重大，对解决“吐火罗问题”也极富启发性。
关于印欧语的“故乡”和印欧诸语言在欧亚大陆的扩散问题，已经有几个时代的学者进行了反复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学者曾认为印欧语起源于北海附近。之后金布塔斯（Maria Gimbutas）及其追随者则提出应该在黑海北岸或更靠东的欧亚大陆中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这即是所谓的“草原假设”。本书中有关吐火罗语各篇和《何处是故乡》一文，对此已做详细解释。大约40年前，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C. Renfrew）和苏联语言学家加姆克列利泽（Th. V. Gamkrelidze，现在是格鲁吉亚科学院院长）、伊凡诺夫（Vyach. V. Ivanov）主张印欧语起源于近东的北部地区（叙利亚东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进入21世纪，有几项新的研究支持印欧语发源于约9000年前的安纳托里亚（在今土耳其），说原始印欧语的印欧人随着农业的扩散而扩展。
在2014—2015年，两项新的研究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一项研究主要是遗传学方面的（中国学者付巧妹也参与其中），研究团队对8000至3000年前的69个欧洲人个体进行了基因组检测，并对以前已发表的25组古DNA数据做了分析，证实6000至5000年前的俄罗斯颜那亚（Yamnaya）草原是欧洲印欧语居民的起源地，约4500年前的绳纹陶文化居民亦源于颜那亚文化，从而对印欧语的“草原起源”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另一项研究是由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语言学家Will Chang等进行，他们对已灭绝和现存的150种印欧语的207组数据进行分析，基于被分析语言词汇的变化速率，构建新的印欧语谱系树，从而确定印欧语起源于约6500年前，从摩尔多瓦延伸到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广阔草原地带。两项研究获得了考古学家安东尼（D. W. Anthony）和语言学家伦治（D. Ringe）的支持。
印欧语和印欧人起源问题是20世纪考古学、语言学和生物人类学遗留下来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草原假设”并非最终结论，而是一个让我们更加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起点。
对于语言和基因的关系、语言的起源和演化语言学的进展等问题，本书也略有涉及，但并未深入探究。关于近年来的新进展，可以参看豪塞尔（M. D. Hauser）、乔姆斯基等学者的综述和评论，这里不再展开。
此外，本书还收入了关于汉藏语言和族群的起源与迁徙、南岛语（Austronesian）族群的起源和扩散、西域历史和文化、汉语外来词以及语言接触、印度—伊朗语与汉语的联系等方面的文章和书评，都与古代西域和中外关系研究有关。附录三篇，主要是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目前国际上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趋势，是构建一种跨学科、综合性的体系和方法，笔者在此也作了一些极其粗浅的尝试，十分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最后，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诸君的辛劳，使本书得以顺利问世。
2015年9月10日于上海
【补记】
关于2009年以来，由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方承担，有中国、日本学者参与，对新疆石窟中吐火罗语榜题、铭刻、木简等进行考释的重要研究成果，请参看荣新江《近年对龟兹石窟题记的调查与相关研究》，载《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