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杂文是以议论为主，凭借议论来发挥它的战斗性的。既然如此，杂文家就必须对社会现象，对他所议论和批评的对象，有明澈而深入的理解。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又说，“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这是很有道理的。对于新时代的杂文作者来说，更要站在时代思想先进水平上，对生活作深入的思索与开掘，获得对事物的真知灼见，这样写出的杂文方可切中时弊，对人的思想真正有所启发。

在夏衍写作杂文最多的这段时间，文坛上的新八股已经形成。写文章动辄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开头是“自七七卢沟桥抗战以来”，结末则以“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作结，这已成了刻板的公式。对于这种陈陈相因的腐劣文风，夏衍表示深深的厌恶。他在《写文章的群众观点》一文中提出，“写文章一定要有内容——要有良好的内容，要有新鲜的内容，不作八股，不搭架子，不说废话，这是起码的群众观点”。没有意思要写，就根本不写；觉得有话要说，这些要说的话别人没有说过，或者说得不够明白清楚，而写出来对人民有益那才动笔。这，才是对人民负责的杂文家应取的态度。

夏衍自己写文章，哪怕是社论，也都是注意及此的。他不愿作泛泛之论，而是深入地观察与研究生活，根据自己的细致分析，作出独立的判断。在现实中间，有一些落后可耻的现象，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这时只有对生活特别敏锐的作家才能看清其中的乖谬和不合理，并通过各种具体现象将它触目惊心地放到读者眼前，给予腐蚀人们的剥削阶级意识观念以有力的抨击。夏衍写过一篇《靠》的短文。他抓住生活中常见的“靠关系”“靠机会”“靠运气”等现象，加以具体的剖析：

自然，在这变化剧烈的世界里，一个人的“靠”还不一定长久。“靠得住”的时候固然安逸，靠不住的时候就不免张惶。靠朋友吧，容易被朋友看穿底细，当你自己太没出息，靠人“靠狠了”的时候，朋友就会不给你靠，或者让你靠得不很安逸。靠机会吧，一则好运不长，会有变化。二则即使一直好下去吧，太好了的时候就会“胜利逼人”，逼得你非自己起来担当一点责任不可。自己不肯振作，又要靠，又要做的时候，那只能靠虚势了，靠门第，靠父母，靠家谱，……

“靠”本来就是一种没出息的行径，等到无可靠而只能靠家谱门第来唬人的时候，那我只能替他杜撰一个名称：那只是没出息的“二世祖”在“彻底投靠”之前的一种最没出息的穷策而已。

这篇杂文对社会上人们意识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解剖得多么透辟入微，入情入理！夏衍通过对事物变化辩证规律的把握，逐层论证了各种“靠”法的最终不能奏效，且还潜伏着“彻底投靠”别人以至出卖自己的危险，从而对这种一味依赖外力的“靠”的人生哲学作了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批判。对照今天的现实生活，文章所阐明的不还是鲜活的真理么？

对于杂文家来说，他不应浮游于生活的表面，就事论事，而要努力透过现象，窥探到隐藏在它后面的本质，从极平常、极普遍的事实，表达无比锋利深刻、意味深长的思想。夏衍还有一篇题为《从停电说起》的杂文，初看似乎是抨击都市供电不足却还大量浪费电力的弊端。实则不然。文章从这种“只要鸡蛋不要母鸡生命”的现象，联系到当政者对整个“民力”采取的“竭泽而渔”的政策，寓意深长地写道：

节约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口号了，它的范围，应该是及于“民力”全般，当然不只于电气。有无限资源的美国，尚且在厉行节约呢，而我们中国，却还保守着“天坍不管”的态度，竭泽而渔的办法，尽管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人民惯于忍受，“过负荷”的态度超出一般想象之外，但是人力物力的伸缩性和人民忍耐还有个一定的限度！别以为今天没事就可以放胆安心，物理学告诉我们，物的弹性有一个特定的极限，到了这个极限的时候，破裂是常常没有预先警告的。

四大家族横征暴敛，贪污搜刮，吮吸人民膏血，以供少数人恣意享受，对此，人民群众是不会甘心忍受的，总有一天会爆发出炽烈的反抗的火焰！杂文完全越出节电的范围，而抓住了更重要的根本的社会问题，挖掘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源，对于榨取人民的吸血鬼们发出严厉的警告。

如果说，在揭露性杂文中，需要作者思想敏锐、独具慧眼，才能探幽显隐，触及事物症结，那么，在主要是正面阐明某种道理的杂文里，就更需要作者有过人的眼力，善于从社会动态、实际斗争中提炼思想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活动，形成新颖独到的观点。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这是人们对杂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求。夏衍的《乐水》，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文章认为，中国的文人虽具有正义感，但往往和现实社会分离，置身于大多数群众之外，养成孤僻的性格，因而使作品“失却了领导民众精神生活的作用”。基于这一点，夏衍借用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句话，作了唯物主义的精辟的阐发。所谓“乐水”，就是要像水一样有很大的可适应性，既能应顺客观条件，适合环境；又要像水一样强固，不论在怎样环境下，可以处，可以耐，可以顶住，始终坚韧奋斗，非达到一定目的不可；还要像水一样，富于可溶性，吸收一切，容纳一切，使自己不断更新、丰富，而不致硬化与腐化。这篇文章写于1942年文艺整风以前，它所提出的文化人必须深入社会充实改造自己，同时又保持坚定立场的论点，同后来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以及革命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思想，是基本吻合的。

杂文是政治思想论文，自然不可能不吸收哲学家和革命导师的思想成果。然而，作者不应满足于一般化的诠解，更不能当作教条照搬照抄，人云亦云地说上一通尽人皆知的套话。而必须根据自己对于现实的独特观察，加以新的阐释和发挥。夏衍写于1947年的《改造与转变》《从 <樱桃园> 说起》《坐电车走野马》等三篇杂文，都是针对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形势急遽发展下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而写的。它们没有照抄当时中央文件现成的结论，而是选择各自不同的角度：或者从生活经历对感情变化的影响；或者从家庭出身导致与当前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隔膜；或者从思想的惰性与迅猛前进的现实的不适应——从这些不同的侧面阐明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文章谈论的看来是一个大家都在议论的问题，然而由于作者有自己独特的见地和分析，也就不使人感到一般化、老一套，而是读后感到新鲜，受到启发。

不只讲的道理如此，有些事例在别人的文章里举过了，已作了生动透彻的阐发。而当夏衍重新采用同样的题材时，他往往又能有自己的发现，讲出另一番新的思想和哲理来。比如郭沫若当时写了《杜鹃》一文，指出这种鸟并不如古代作家笔下是那样富于诗意的美好的形象，而是一种“天生的侵略者”，是“欺世盗名者的标本”。他告诫像黄莺那样被欺骗而不自知的人们认识“人面杜鹃”的丑恶残暴的本质。夏衍不久也写了一篇《从杜鹃想起隋那》，他却从隋那最早发现杜鹃的特殊生态着笔。青年时代隋那发现并揭发了该鸟特殊残忍的性格，然而却不为正统派科学家所重视，以为是不值一笑的胡诌。但这却动摇不了隋那调查研究的信心，最后终于被人们所承认。由此文章得出结论：

主观主义的空想和科学精神的钻研，是永远不相容的两极。不清除主观的独断，不养成调查的风气，我想，“人们还是要吃苦”的。

这就使原来的事例有了新的含义，在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方面给了读者以新的启示。又如早在《野草·题辞》中，鲁迅就把自己的散文诗比作野草，对“夺取它的生存”的“大地”表示无比愤恨，又显示出期待革命烈火火速到来，以烧尽一切“野草”，也即和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夏衍在他写的《野草》中赋予了它以新的象征意义。他生动地叙述了野草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实际上存在着无与伦比的力量。而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是在于它有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这就十分贴切地象征了正在坚持长期抗战的革命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力量，预示了中华民族必将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光明前途。

对于一个杂文作者来说，必须具备文学素养和幽默才能，这是毋庸争辩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仍然是：思想是灵魂。有没有广阔的视野，分析的眼光，启迪人的思想毕竟还是最重要的。实践表明，杂文中的思想越高，对现实的把握和理解越深刻，作品的艺术光辉就会越强烈，越富有生命力。现代杂文大师鲁迅，就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对社会，对政治，对各种问题评论得那样剀切、中肯，尤其是在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以后，他的杂文更加深广地反映着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的思想、愿望、品性和文化的精华，成为现代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宝藏。夏衍在谈到今天杂文作者应具备哪些条件时曾明确指出：“我以为第一是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敏锐的观察能力——就是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谈小品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然而要创作出政论与诗高度结合的优秀的杂文，使之具有不可销磨的思想和艺术力量，离开这一点，是决计不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