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工具

作为构建演化经济理论的技术手段，以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及工具直接影响到针对动态经济系统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2.2.1 分析框架：自组织理论

演化经济学一直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但随着1961年雅各布（Jacob）和莫诺（Monod）展示了基因库中大部分秩序是遗传排列自组织的结果，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先导，以协同学、突变论、混沌和分形论等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为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方法。考夫曼（Kauffman）指出，一旦自组织系统或子系统出现，自然选择将对它们起作用，以区分出不同组织的适应性强弱。福斯特（Foster）认为，自然选择无法对复杂系统的起源提供解释，并强调自组织理论是对选择理论的替代。与福斯特的看法相反，霍奇逊（Hodgson）指出：演化经济学者们并没有把自组织理论看做达尔文理论的替代，所涉及的只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修正而非否定，自组织是演化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选择。之后，福斯特也改变了看法，不再否认所有的生物学类比，认为“由于进化生物学本身已把自组织作为演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类比性思考必须考虑其对经济演化理论的意义，统一的新熊彼特模型必须处理经济的自组织和经济的竞争选择”。

自组织理论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而均衡作为系统发展目标的观念在持续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将失去新古典经济学所赋予的重要意义。早在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就指出，均衡状况通过竞争（包括创新竞争）发生变化，经济均衡只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情况都随着时间推移而由动态过程决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有众多的随机因素。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根本力量在于系统内部的自组织力量。雅克·莱索尼（Jacques Letourneau）也认为，自组织理论打破均衡这一参照系，一开始就引入动态的概念，均衡除了表示动态过程结束之外别无他意。自组织理论强调小的扰动在一个系统轨道中的角色，表面上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也许会不可避免地改变一个系统的发展道路，它是对经济现象进行的一种动态描述。

2.2.2 分析工具：演化博弈论

演化博弈论整合了理性经济学与演化生物学的思想，不再将人模型化为超级理性的博弈方，而是认为人类通常是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博弈均衡的，所选择的均衡是达到均衡的均衡过程的函数，因而历史、制度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的选择产生影响。纳什（Nash）的“群体行为解释”被认为是包含较完整演化博弈思想的最早理论成果。纳什指出，均衡的实现并不一定要假设参与者对博弈结构拥有全部知识和复杂推理的愿望及能力，只需假定参与者在决策时能够从具有相对优势的各种纯策略中积累相关经验信息，经过一段时间的策略调整，仍可达到均衡状态。阿尔钦建议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的概念代替利润最大化概念，认为适度的竞争可以作为决定各种制度形式存在的动态选择机制，阿尔钦的演化观为演化博弈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在这种选择机制下，即使不把行为主体看做理性的，来自社会的演化压力也将促使每个行为主体采取最适合自身生存的行动，从而使达到的演化均衡为纳什均衡。

演化博弈论的核心概念是演化稳定策略，由史密斯（Smith）和普瑞斯（Price）在研究生态现象时首次提出，后经史密斯在其著作《演化与博弈论》中进一步发展。同时，生态学家泰勒（Taylor）和乔克（Jonker）在考察生态演化现象时提出模仿者动态的概念，促进了演化博弈论的又一次突破性进展，模仿者动态与演化稳定策略分别表征演化博弈的稳定状态和向这种稳定状态的动态收敛过程。正如萨缪尔森（Samuelson）指出的，非均衡是短暂的，均衡行为才是持久的，对后者的研究可以为认识前者提供帮助，演化模型为纳什均衡提供了比完全理性模型更强有力的成因。在演化博弈论中，参与者能够通过模仿、试错和学习过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博弈分析的核心不再是参与者的最优策略选择，而是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对博弈群体成员间的策略调整和受到干扰后重新恢复稳定均衡的探讨。

对于演化博弈论与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存在着一定分歧。黄少安认为，演化与博弈是在不同层面上对经济进行描述，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而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无关。黄凯南指出，演化博弈不仅仅属于经典博弈论的拓展，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存在许多本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关联，体现为两种理论的互补性。也有学者将演化博弈论视为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的融合，并能够调和均衡与演化理论的范式冲突。更多的学者则较少研究两种理论关联，而是将演化博弈论作为演化经济学的一种分析工具，应用于社会习惯、规范、制度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解释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