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框架的建立

一、产业集群的生态位理论

生态位是现代生态学的重要概念，格林内尔（Grinnel，1942）最早将生态位定义为物种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分布单元，莱文斯（Levins，1986）认为生态位是指在特定时期的生态系统中，生物物种与环境、其他物种之间的交叉催化所形成的相对位置、时空位置、生态群落功能等。生态位理论中主要的测度指标有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度、生态体积及生态位维数，其中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度是描述物种生态位和环境的关系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生态位宽度是指一个种群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生态位宽的种群适应力较强，竞争力也较强；生态位重叠是指物种间利用同一资源或共同占有同一资源，常用来表示物种间的相互关系。

摩尔（Moore，1996）最早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其认为商业生态系统由企业和产业集群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构成，鉴于产业集群所处的生态系统类似一种生物生态系统（李健，2006），生态学中的相关理论也适用于产业集群。武晓辉（2006）认为产业集群生态位是指产业集群在经济环境中的适应性状况；产业集群的生态位宽度可以定义为产业集群所利用的环境资源的范围，主要用于描述一个产业集群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状况，侧重于对集群自身的考察；产业集群的生态位重叠表示集群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在环境资源方面的共同占有关系，其重叠程度表征了对资源的竞争关系的强弱，主要用于集群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

王子龙（2005）研究认为集群企业在区域经济系统中出现生态位重叠，将会发生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竞争，集群企业如果进行生态位分离，则能够实现协调共生；李中东（2009）利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了产业集群的风险，并指出集群企业的近交衰退是产业集群的一个主要风险，其往往导致产业集群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李少星（2010）利用生态学的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度对长江三角洲的产业链的地域分工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汽车产业三大区段间的地域的分工程度较低，但已有一定的发展。

二、理论框架的建立

本书认为地理邻近与集群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同时这种非线性关系还受其他变量的影响，试图割裂其他变量的影响而单纯讨论地理邻近是否对集群创新具有推动或阻滞效应是不现实的。基于此，本书拟将“集群生态位”作为影响这一关系的主要参变量引入关于这一关系的研究框架。根据上述文献可知主张地理邻近对技术创新具有推动作用的学者普遍从知识溢出、交互学习等角度探讨了地理邻近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认为地理邻近有助于企业间知识的传递与吸收，本书将其称为“学习效应”。认为地理邻近对技术创新具有阻滞作用的学者们意见尚未统一，其认为地理邻近对技术创新的阻滞作用主要表现为闭锁效应、搭便车效应和拥挤效应，本书认为闭锁效应和搭便车效应是关系嵌入和知识溢出的负效应，与地理邻近的关系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而拥挤效应与地理邻近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和密切，因此本书认为地理邻近的负效应主要是“拥挤效应”。学习效应和拥挤效应究竟哪个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地理邻近对技术创新的最终影响，当然学习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相对关系是随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而不同的（李琳，2012），除此之外，两者的相对关系也随集群的生态结构不同而不同，即集群的生态位对两者具有调节作用。考虑到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除了知识溢出以外还有诸如企业自身因素、产业因素、政府因素以及与科研院所的互动因素等，为了使实证分析模型获得较好的拟合优度，我们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也考虑在内，进而得到如图3—1所示的理论模型。

图3—1 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有如下不同：

（1）引入学习效应和拥挤效应两个中介变量，充分考虑了集群企业地理邻近所蕴含的创新优势和劣势，辩证地分析了地理邻近与集群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关系。

（2）引入“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度”两个调节变量，建立一个集群内地理邻近与集群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试图解析产业集群在不同生态位下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以此来说明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关系的集群结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