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2011~2015年中国客观福祉省际和区域比较
(一)总体客观福祉省际和区域比较
采用中国客观福祉评价函数,分别对2011~2015年全国除西藏、港澳台外30个省(区、市)的客观福祉进行核算,评价结果见表9。五年间所有省份的客观福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增幅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贵州、广西和甘肃,分别提升了2.51%、2.44%和2.38%;省际排名上升最快的两省为广西和宁夏,分别上升了5位,新疆、甘肃和海南则都上升了3个位次。部分省份五年间省际排名出现了较大下滑,如黑龙江下降了9位,河南下降了8位,河北下降了6位,主要原因是这三省五年里的增幅相比其他省份较小(分别为0.83%、0.92%、1.11%)。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省份2011~2015年客观生活质量改善程度较大;省际居民客观福祉仍存一定差距,但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表9 2011~2015年各省(区、市)客观福祉评价结果
表9 2011~2015年各省(区、市)客观福祉评价结果-续表
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客观福祉的区域差异,根据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传统划分,我们分析了四个区域居民客观福祉的差异情况(见表10)。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五年间东部地区的得分一直领先于其他地区,且增长幅度仅次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增长幅度优于其他三大区域,反映了西部省份近年来发展的势头加快;东北地区的增长幅度最低,比增长幅度最高的西部地区相差接近一个百分点,说明东北地区居民的客观福祉提升已经落后于其他区域,值得加以关注。
表10 2011~2015年四大区域客观福祉评价结果
进一步分析区域间客观福祉的差异(见图2),可以发现以下三点。第一,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较大,其次为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差距;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也存在一定差距;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相对较小。第二,除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客观福祉差距有逐年增大趋势外,其他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基本上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变化有一定波动。第三,从2014年开始,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有逆转趋势,西部地区的客观福祉评价指数开始超越中部地区。总体来看,“十二五”期间,东部地区居民客观福祉水平继续领先于其他地区,而西部地区整体增幅较大。需要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居民客观福祉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逐年增大的趋势,且由于东北地区增幅不及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原有优势也开始减弱。
图2 2011~2015年四大区域客观福祉评价差距及趋势
(二)2011~2015年中国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的省际和区域比较
从地区横向比较来看,2011~2015年全国除西藏、港澳台外30个省(区、市)的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数的分布比较均匀(见表11)。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数在2.25以上的省份有4个,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数在2.15以下的仅有1个,其余25个省份得分均分布在2.15~2.25,差值不超过0.1。这主要得益于“十二五”时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人民健康的维护,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健康卫生事业发展,各地政府加快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但也应看到,我国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地区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从纵向分析来看,2011~2015年30个省(区、市)的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数整体排名较稳定,但有个别省份波动较大。
表11 2011~2015年各省(区、市)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评价结果
表11 2011~2015年各省(区、市)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评价结果-续表
图3 2011~2015年四大区域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评价差距及趋势
2011~2015年,中国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地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小,但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健康中国”战略建设任重道远(见图3)。2015年东部地区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评价指数均在2.22以上,东北地区在2015年则突破2.20,而中西部地区在2.140~2.188,四个区域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阶梯式递减的格局。
(三)2011~2015年中国经济福祉的省际和区域比较
2011~2015年各省(区、市)经济福祉综合评价结果的分布比较均匀,呈稳定增长趋势(见表12)。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居民经济福祉综合评价得分均在3以上,在3.10~3.72。这说明对大多数省份而言,居民经济福祉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各省份的居民经济福祉综合评价得分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苏,增长值都在0.2以上,且都是东部地区省份;增长最慢的是黑龙江、吉林、青海、贵州和四川,但增长值也都在0.11以上。
表12 2011~2015年各省(区、市)经济福祉评价结果
表12 2011~2015年各省(区、市)经济福祉评价结果-续表
2011~2015年,各地区经济福祉评价得分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东部、东北、中部、西部依次递减(见图4)。东部地区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居民经济福祉虽然落后于东部地区,但与西部地区相比具有领先的优势,而且在所有四个区域中,只有这两个地区差距比较小。经济福祉评价得分最低的是西部地区。
图4 2011~2015年四大区域经济福祉评价差距及趋势
为了更好地实现居民经济福祉持续健康增长,各级政府应在以下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并且行之有效的工作:第一,大力推进“富民”政策,构建并完善居民收入合理增长的动力机制,逐步形成居民长效增收“动力源”,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同时调整分配结构,按照“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一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基本方向,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保障社会公平;第二,继续激发居民消费动力,要适度扩大需求总量,积极调整改革需求结构,促进供给需求有效对接;第三,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按照“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的要求,实现社会就业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降低失业率;第四,在就业、分配、创业等一系列领域加大对落后和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尤其要鼓励创新创业,也要积极推进东北地区振兴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平稳增长,并最终实现共享发展的目标。
(四)2011~2015年中国文化福祉的省际和区域比较
2011~2015年我国各省(区、市)文化福祉综合评价结果排名中(见表13),排名始终比较靠前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辽宁和吉林。2015年居民文化福祉综合评价结果前六名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辽宁、江苏和天津。排名靠前的省份与排名相对靠后的省份得分差距较大。各省(区、市)文化福祉得分呈上升趋势,综合排名总体变化不大,但个别省份波动幅度较大。
表13 2011~2015年各省(区、市)文化福祉评价结果
表13 2011~2015年各省(区、市)文化福祉评价结果-续表
图5 2011~2015年四大区域文化福祉评价差距及趋势
从文化福祉评价的得分来看,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递减的规律(见图5)。东部地区得分最高,其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得分相当,2013年之后西部地区得分高于中部地区。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东北地区文化福祉得分高于平均得分,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文化福祉的得分普遍低于平均得分。总的来说,文化福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了较大的发展,体现了各级政府在促进教育、文化事业上的努力,但地区之间显著的差异仍是制约居民文化福祉共同提高的瓶颈。为了应对挑战,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第一,完善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教育投入机制,确保教育经费投入足额到位,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优先发展教育”;第二,按照“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要求,重点是逐步落实好城市优秀师资向农村定期、定量流动的机制,在各方面提供保障,消除参与流动的优秀教师的后顾之忧,促进城乡教育水平的同步提升;第三,促进文化休闲事业良性健康发展,一方面关注农村居民的文化休闲需求,构建农村文化市场,另一方面应注重城市文化休闲产业内涵的积累,积极引导。
(五)2011~2015年中国社会福祉的省际和区域比较
在社会福祉评价方面,一些西部地区省份的评价得分较高,如宁夏、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归因于民族地区享受的政策优势,国家相应的优惠政策对提高当地居民生活的社会福祉有很大影响。另外,这些地区的社会组织比较多,社会互助水平相对较高。从表14和图6可以看出,2011~2015年在社会福祉方面排名前十的省(区、市)中除了东部地区,其余的均是西部地区的省份;东北地区相比“十一五”时期排名倒退,居于中间水平;而中部地区的多数省份参考“十一五”时期排名,依旧徘徊在最后方阵。社会福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说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无论在覆盖面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坚实的进步。
表14 2011~2015年各省(区、市)社会福祉评价结果
表14 2011~2015年各省(区、市)社会福祉评价结果-续表
图6 2011~2015年四大区域社会福祉评价差距及趋势
为此,应当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方略,进一步改善我国居民的社会福祉。第一,深化已有改革,发挥低保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规范管理、分类施保,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做好城乡低保与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和扶贫开发等政策的衔接,进而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继续做好社会救助工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切实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最严格的评估考核,确保脱贫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第二,在法律、制度层面下功夫,加强社会监督,提高社会捐赠透明度和公信度。重点要建立多元化的监督体系,通过规范募捐行为、慈善服务的活动项目等,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行监管。加强社会监督力度,积极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建立和完善以慈善业务年审为主要手段的监管制度。第三,促进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加大对农村社会福祉的财政性建设资金支持,倾斜对农村的政策优惠,缩小城乡财富差距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将是增进农村福祉的重点。第四,积极发展城镇化的同时,逐步解决并防治“城市病”。加强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强对人口集聚和服务的支撑能力。
(六)2011~2015年中国环境福祉的省际和区域比较
在环境福祉评价省际层面(见表15),总体来说稳中向好,区域差异与省际差异正在逐步缩小,政策支持与财政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十二五”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成效显著。从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海南、广东、福建的环境福祉稳定性强且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西藏的环境福祉综合评价高,同时,与2011年相比,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的环境福祉有明显的提升。山东、河南、天津三个省份情况相似,均是在2013年环境福祉综合评价排名和得分下降明显;西部地区的贵州和青海两省环境福祉排名不降反升,尤其从2013年开始得分和排名上升明显;陕西省在2015年综合评价排名上升了11个名次。从区域层面来看(见图7),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主要原因还是2013年国家出台政策文件严格控制空气质量,导致东部地区空气质量达标率下降明显,这对环境福祉整体评价得分影响较大,其他年份波动不大。
表15 2011~2015年各省(区、市)环境福祉评价结果
表15 2011~2015年各省(区、市)环境福祉评价结果-续表
图7 2011~2015年四大区域环境福祉评价差距及趋势
环境福祉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领域,也是需要着力加强的民生领域,党的十九大“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方略,为改善居民环境福祉指明了方向。今后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第一,鉴于环境质量的特色属性,开展好跨领域治理合作是大趋势。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应以灵活的治理横向网络代替单一僵化的管理模式,吸纳区域内其他非营利组织、商业社团和公民组织参与整体治理,强调通过跨区域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来实现跨区域污染治理资源的最佳配置。第二,完善政策措施,创造良好条件。各级财政要把环保投入列入年度预算,保持合理增长。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贸易、信贷、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落实政府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要对环境质量负责,把环境保护摆上议事日程。建立环境保护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标体系,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范围和干部政绩考核,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第三,建立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管的管理体系。要在明确职能的基础上,加大环保部门的职能和权力,把污染防治、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等工作进行统一管理、科学规划、全面保护、生态优先、综合治理,同时界定其他相关部门具体责任和权力,形成依法、有序、科学的管理体系。第四,健全监测体系,织密防控网络,科学预警。完善环境监测网络,强化监测站标准化建设,扩大监测范围。建立快速高效的环境事故应急监控和突发事件预警体系。科学预警,建立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系统。第五,健全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动员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要降低社会组织的门槛,加大政策激励力度,推动环保组织的成熟壮大,建立和改善公民有效参与环保事业的平台,让普通民众在环境监管与污染治理中有足够的发言权。
(执笔人:禇雷)
[1] 上一轮客观福祉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邢占军等《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参见邢占军等《中国幸福指数报告(2006~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 Z. Xing,L. Chu,“Research on Constructing Composite Index of Objective Well-being from China Mainland,” Statistics in Transition 13:2(2012):419-438.
[3] 卢洪友、祁毓:《中国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研究报告》,《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2期,第129~140页。
[4] 由于进行了新一轮的权重分析,本报告比较2014年的指标权重系数,对各指标权重系数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权重系数变化的依据,具体见本报告相应章节。
[5] 《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门户网站。
[6] 《2016中国统计年鉴》,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
[7] 《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年鉴》,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
[8] 《政府工作报告(全文)》,http://www.gov.cn/premier/2016-03/17/content_5054901.htm。
[9] 《2016中国统计年鉴》,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