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农耕文化”的内涵
东北古代的农耕文化时断时续，几经兴衰，构成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支脉。早在史前时代，“东北文化区”出现了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类型。进入青铜时代至清末，东北地区的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渔猎经济相互碰撞，农耕文化呈现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其一，种植文化。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种植文化传统。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距今约8000年至7500年，出土了近1500粒炭化黍粒和数十粒的炭化粟粒，表明东北地区的旱作谷物出现了人工栽培的迹象。[24]兴隆沟遗址第三地点属夏家店下层文化[25]，出土的粟、黍、大豆，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在植物种子中所占比重达到99%。[26]兴隆沟遗址的作物遗存，表明早期农作物栽培经过了从野生植物的利用到野生植物的栽培，再到谷物大规模种植的漫长历程。东北地区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一为小珠山文化五期遗存发现的水稻炭化颗粒[27]，一为距今3300～3100年辽东半岛的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中出土的炭化稻米[28]，后者承载了稻作农耕文化由中原向朝鲜、日本的传播。
在东北种植文化中，农作物以旱作谷物为主。从考古发现看，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大量炭化粟、黍、大豆遗存[29]；吉林省永吉县大海猛发掘的“西团山文化类型”中，发现了属于东周时期的炭化大豆种子[30]；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大安二期文化的房址内，出土了可能为糜子的炭化粮食颗粒[31]；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的第一处居住址发现“被烧而炭化了的高粱一小堆”[32]；早期铁器时代绥芬河流域的团结文化出土了粟粒[33]；相当于魏晋时期的宁安东康遗址中，出土了人工种植的炭化粟、黍[34]及荏[35]。从文献记载看，殷周时期箕子朝鲜治下的濊人以“田蚕织作”为业[36]；西周时期蒍国“以黍为食”[37]；秽貊族系，夫余“土宜五谷”[38]，沃沮“宜五谷，善田种”[39]，高句丽“家家自有小仓”[40]；东胡族系，乌桓“土地宜穄及东墙”[41]；肃慎族系，挹娄“有五谷”[42]，勿吉“土多粟、麦、穄”[43]，渤海国有“栅城之豉”[44]，金代东北普遍种植小麦、粟、黍[45]；明代辽东农作物“以谷、黄豆为主”，并且种植小麦、高粱[46]；清代玉蜀黍传入东北[47]。此外，东北地区还有稻作农业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除了小珠山遗址和大嘴子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遗存，渤海国的特产为“卢城之稻”，明代的辽东与清代的盛京都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东北还出产诸多经济作物，包括挹娄出产的麻布[48]，渤海国出产的“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绸”[49]，金代的麻[50]，明代辽东的棉花[51]，清代的蚕桑[52]。蔬菜种植，主要有勿吉的葵[53]，渤海人种植的蒜、萝卜、葱和食用的莲藕[54]，金代的葱、韭、蒜等[55]，种类多样而丰富。
由是观之，东北的种植文化在史前时代异军突起，成为旱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东北盛产黍、粟、菽、麦，也适宜水稻、桑麻的种植。农耕民族以种植为主业，种植的作物相对多样，与中原的种植文化交往密切；游牧、渔猎民族，多因地制宜地从事有限的旱作生产，用以丰富日常的食物来源。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丰富了东北民族的饮食习俗，更为重要的是东北部族的兴起多与重视或从事农桑关系密切。
其二，器物文化。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兴起较早，从小河西文化出土的石锄[56]，到兴隆洼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石铲[57]，再到赵宝沟文化出土的石耜[58]，经历了从“刀耕火种”发展到“耜耕农业”[59]的漫长演进历程。其中，赵宝沟文化出土的石制农具中，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石锛、石凿，有用于翻土的石耜、石锄，有用于看护的石球、石镞，有用于收割的石刀，有用于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60]在这一文化遗存中，还集中出土了大型石耜和石斧。这些石耜和石斧用作祭器的可能性很大，是“头人象征性生产活动或特权的标志”。[61]东辽河与松花江流域农安左家山遗址[62]一期文化发现的石斧与骨铲[63]，牡丹江流域宁安莺歌岭遗址[64]下层文化出土的石锄与鹿角锄[65]，反映出农业经济与渔猎经济的关系相当密切。青铜时代，东北地区的农具仍以石器为主。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了石锄、石斧、石铲、石刀等石制农具。[66]西团山文化早期农具以石斧、石刀为主，打制石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处于“刀耕火种”的农耕阶段；中晚期出现翻土工具耒耜，收割工具石刀、石镰，进入“耜耕农业”阶段。[67]
战国以来，东北边郡在中原王国、王朝的统治下进入铁器时代，燕文化、秦文化、汉文化传播到东北，犁耕农业、铁制农具得以推广。辽宁辽阳的三道壕两汉村落遗址出土164件铁农具，大型和中型的铁铧可以用于牛耕，石臼取代石磨盘用于谷物加工。[68]在夫余文化的老河深墓葬中，随葬的铁农具有铁镬、铁镰、铁锸、铁凿等[69]，学古东山遗址发现的铁农具有铁镬、铁锛、铁凿、铁镰等。[70]魏晋时期，集安的高句丽文化遗存中出土了铁犁铧、铁锸、铁铲、铁镰、铁斧等铁农具。[71]而黑龙江东康遗址出土了12件石镰、1件石铲，其中石镰的形制与铁镰相似[72]，反映了中原农耕技术对远离统治核心区域的农业生产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渤海国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和制作铁犁，“普遍掌握和使用了先进的犁耕法”。[73]金代铁农具的使用更为普遍，主要有吉林市出土窖藏的犁铧、
头、犁镜，黑龙江肇东出土的犁铧、犁碗、蹚头锄、镬、镰、锹，辽宁绥中出土的犁铧、犁盌
头、铁犁牵引、铁锄、锄板、垛叉、铡刀、镰、铲，吉林省前郭县还出土了用于制作铁制犁铧的铜范，表明铁农具的制作与使用一样普遍。[74]明代建州女真南迁辽东，与朝鲜贸易获取铁农具；海西女真南迁开原以北，与汉人互市交易获得铁农具。[75]
此外，东北古代农耕文化的发展还集中体现在玉器、陶器等物质文化上。在新石器时代，玉珏与筒形罐是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和陶器；赵宝沟文化晚期小山遗址出土了饰有“猪形首、鹿形首和鸟形首等灵物图象”的尊形陶器[76]；兴隆洼文化墓葬出土了数十件玉器，以玉珏为典型，还出土了玉斧、玉锛、玉凿等玉器。[77]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石龙[78]；汉代以来东北出土的冥器中，陶仓的比重也很大。综上所述，东北古代农耕文化在器物文化上的载体多样，体现了农耕技术的进展，也展示了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东北民族农耕面貌的多样化。
其三，制度文化。东北古代早期的制度文化出现在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器、查海出土的龙形堆石与牛梁河发现的女神庙，是东北早期农业文明与渔猎文化碰撞的文化结晶，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曙光。赵宝沟陶尊上的灵兽图案与玉石猪龙所体现的图腾崇拜与查海、牛梁河的祭坛、神庙所反映的祖先崇拜以及墓葬所反映的等级差异，都融入中华文明的制度文化之中。
中原的制度文化对东北古代农耕经济产生过一系列的影响。其中，大凌河出土的窖藏青铜礼器是殷周之际商人的遗物[79]；史书又载箕子率领殷遗民的一支在东北建立箕子朝鲜，统治当地濊人，“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80]：殷人的活动将祭祀制度和礼义制度传播到东北，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新的教化礼义。燕秦汉时期，统治者在东北推行郡县制、修筑长城、推行屯戍边地、内迁东北民族戍卫边地等举措，北朝北燕的统治者曾发布政令种植桑柘[81]，唐代在东北设置羁縻州府，元明两朝在东北屯田，都对东北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东北民族的制度文化同样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其中，辽代统治者将汉人与渤海人迁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开垦土地，开发东北西部草原的政策，“扩大了犁耕农业的分布范围”[82]。金代统治者重视农耕，将征服地区的农业人口迁移到东北腹地的“实内地”政策将农业技术推广到黑龙江地区。金代中期，犁耕农业已经南至松花江、北到黑龙江[83]。东北民族的统治者出于对中原农业经济的推崇，创设了猛安谋克制度、八旗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相反，高句丽、渤海、金灭亡后，统治者将农业人口迁出东北，则导致农业经济的衰落。
由此观之，东北古代农耕经济中的制度文化，是中原文化与东北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下的产物，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与东北民族的创造力推动这一文化不断发展到新的高度。
其四，习俗文化。古代东北民族的农耕习俗各不相同。其中，“红山诸文化”的先民最早栽培粟，玉文化和祭祀文化发达，盛行图腾崇拜和祖先祭祀。在箕子朝鲜，殷遗民统治濊人，习俗上既有严格的礼义文明，如：“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又有农时观念，如“晓候星宿，豫知年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还有衣食生活习俗，如“饮食以籩豆”“知种麻，养蚕，作绵布”“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还有独特的祭祀习俗，如“祠虎以为神”。[84]夫余人的农耕习俗与王有关，史书记载：“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85]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从汉代的乌桓到明代的兀良哈，习惯上都从事粗放的农耕生产。渔猎民族以捕鱼、狩猎为生，从挹娄、勿吉、靺鞨到女真，都善于利用丰富的物产资源，不失时机地从事农作。
综上所述，东北古代的农耕文化颇具地域特色。在种植文化上，东北民族充分发掘自然资源的优势，因地制宜地从事农业生产；在器物文化上，东北早期的器物文化为中华文明奠定基石，其后兴起的东北民族积极吸取中原先进文化的养分，从而不断在农业技术上取得进步；在制度文化上，东北民族的制度文化与中原先进的制度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书写了东北地域农耕文化的辉煌；在习俗文化上，东北民族守时守则、粗放制宜。
近代以来，东北的农耕文化呈现新的景象。清末至民国时期，在种植文化上，以农产品的商品化为主要内容，同时引进和改良了多种农作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多种作物的产量达到新的水平；在器物文化上，机械化农具的引入推动了东北近代化的步伐，农田水利设施的修筑成为又一个亮点，反映了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制度文化上，移民政策、放垦机构和制度建设以及金融借贷等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在逐渐推行；在习俗文化上，移民的到来使东北地区原有的东北民族社会习俗与移民文化相互交融。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由传统农耕文化向近代农耕文化转型。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使东北沦为殖民地，打断了农耕经济近代化的节奏，并为农耕文化蒙上浓重的殖民阴影。东北解放后，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农耕文化因而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