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等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现状
（一）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从历史到现实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挽救民族存亡的思潮开启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转型，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变革深刻影响了近代学制的演变，面对传统文化教育被割裂、被矮化的现实，面对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危机，部分爱国学者积极开展国学教育与研究，国学运动逐渐兴起。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起点，近代高校传统文化教育进入办学的探索阶段，不仅公立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系所，还有私立的国学专门学校、国学讲习会、书院以及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所等。虽然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等机构在开展传统文化研究、培养专门人才方面颇有建树，但其办学备受挫折，相继停办。新中国成立之后，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仍然延续近代以来的地位。但后期“破四旧”等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脉络的行为深刻摧毁了传统文化教育赖以生存的根基——传承学者与文化信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与崛起，需要民族文化内核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兴起，国内部分知名高校纷纷创办国学实验机构。
从1904年的“癸卯学制”到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历经百年浮沉的传统文化教育，在现代高校教育体制内真正再兴起来，经学科大学、通儒院等百年前的设想，似可通过“国学院”“国学研究院”等形态载体予以落地。21世纪以来，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发展迅速，数十所高校相继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从事国学的研究工作，进行国学人才的本、硕、博系统化培养，在国学学科发展、组织机构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以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成为高等院校的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打造类别多样、内容丰富的多元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不少高校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当地的历史文化建设需求，组织校内外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持续扩大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在现代大学管理框架内，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引导共识日趋凝聚。大学因其学术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组织优势，能够更好地汇聚政府与民间的传统文化教育力量，履行“承上”与“启下”的重要使命。
（二）政策引领的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方向
从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到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决策路线变化对我国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形式、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大学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大“热词”。
1.传统文化列入高等学校的必备教学环节
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文件，2014年教育部发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大学阶段要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既要深入学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为高等学校教育活动的必备教学环节，以及学校领导干部、教师学习的必备主题。从战略意义而言，有利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共同营建支持、扶持与倡导、引导的环境氛围。从实践价值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获得政策制度、财政专项等积极支持，高校通过整合校园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选择符合本校特点特色的教学形式，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开展高校人才培养。传统文化教育逐渐形成从本科院校向高职高专院校延伸的趋势，2017年，中华书局、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共同倡议并发起“全国职业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联盟”，首批26所高职院校签署成立倡议书。
2.促进传统文化学科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
哲学、文学、历史学以及艺术学是高校传统文化教学科研的主要学科门类。高校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和呈现中华文化的历史魅力和当代风采。以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所入选的39部作品为例，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学者贡献了《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研究》《清华简与古史探赜》《先秦说体文本研究》《中国戏曲剧种研究》等10余项传统文化研究新知。2017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对全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第四轮整体水平评估，评估结果揭示了学科建设成效和质量的评价。哲学获得A+[2]的高校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获得A+的高校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获得A+的高校是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史获得A+的高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3]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传统文化研究、学科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涉及哲学、宗教学、汉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音乐学、戏剧学、美术学等诸多专业。文、史、哲、艺等传统文化相关专业按照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经过长期的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业已形成系统化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其相应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较为科学的课程体系及学分配置，设计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教学环节，帮助学生整合专业领域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实施以来，国家与地方所开展的特色专业建设点、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精品课程、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教学团队、教学名师等建设与评选，均有文、史、哲、艺等传统文化相关专业、传统文化专项课程以及教授传统文化的教学团队、教学名师入选。教育部组织高校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国学专业入选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3.传统文化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党对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已经演进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体化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在逻辑进行同构化处理，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凝练推广高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的优秀经验和做法，将其列入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之一。
2014年以来，教育部思政司面向高等学校组织开展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五届活动已评选出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项目40项、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展示项目140项。“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的内容要求从最初的高校开展文化大讲堂、文化名人校园行、名作名篇赏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文化作品展示、戏曲戏剧音乐展演等，逐渐深入演化为注重教育阐释、丰富校园文化、积极社会实践三项任务。注重教育阐释重在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加强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建设；丰富校园文化重在拓展课堂内外、网上网下爱国奋斗教育平台载体；积极社会实践重在深入开展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4]
4.拓展高校特色特点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在教育部探索构建具有高校特色和特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中，传承中国传统艺术是大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突出功能。2018年，教育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系统推进课程建设、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示交流六个方面的任务，计划到2020年建设100个左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5]从入选的北京大学昆曲传承基地等55个基地来看，[6]昆曲、京剧、评剧等10余种戏剧戏曲形式，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开展建设。民族民间音乐有苏州大学的江南丝竹、泉州师范学院的南音等，民族民间美术有天津大学的杨柳青年画、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艺术等，民族民间舞蹈有复旦大学的吴越踏歌、中南大学的瑶族长鼓舞等，传统手工技艺有上海师范大学的顾绣、安徽师范大学的徽州三雕等，民族传统体育有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五禽戏、曲阜师范大学的孔子射艺等。
（三）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
1.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课程教育
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及高校设置“中国文化概论”之前，“大学语文”必修课程以及与传统文化教育直接相关的经典文学鉴赏类、古典文化导赏类、先贤思想导读类选修课程已经存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地位的确立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更合宜的平台。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通识教育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通识教育的发展成为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历数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模块，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不仅体现在独立模块设置上，还呈现课程内容的多元安排。
（1）传统文化教育通识课
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载体，传统文化教育通识课承载着对大学生人文通识素养的培养，激发其对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兴趣。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大学语文”及“写作”类通识课程是最为广泛的基础性课程。2006年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大学语文作为渗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课程，对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传统文化教育直接相关的经典文学鉴赏类、古典文化导赏类、先贤思想导读类等选修课程根据高校师资队伍情况开设，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史论型，如“简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简明中国史”“中国艺术史纲”等；二是导论型，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国学导论”“中国文化导论”等；三是导读型，涉及儒家经典、史学经典、诸子经典、文学经典等的导读课；四是普及型，涉及美学与文学艺术文化等课程。山东自2016年启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出台了关于《推进全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意见》，64所省属本科高校共开设优秀传统文化课程2200多门，其中必修课800余门，选修课1400多门，上课总人数达到了50.6万人。山东师范大学开设了“孔子与论语”“‘四书’与修身智慧”等各类必修、选修传统文化课程近百门，曲阜师范大学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单独设置“传统文化科组”特色必修模块，学生毕业前须修满4个学分。[7]
（2）思想政治通识课
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内的特定课程，大学思想政治课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高校通识课程，其核心作用就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纷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总体规划，在相应课程建设和课程标准修订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由此，当前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呈现不同于以往的内在原则，其内容遴选的逻辑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精神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其目标是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系统。
由于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被视为高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其任课教师被赋予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高校思想政治课任课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开展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教学研究和实践。自2006年以来，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融合研究的论文数量快速增长，论证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融合式教学研究的主要思路是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国思想智慧讲述当代中国价值理念，从而转化为相应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价值的结合，使之成为大学生易于接受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2.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的传播与普及
形式较为灵活多样、内容载体较为丰富的传统文化活动是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高校通过校训、校风等内在理念与建筑，装饰等外在表现彰显传统文化，通过校园网、微信等信息化手段传播传统文化，通过校园传统文化活动、节庆民俗实践活动、传统文化社团、传统文化展演等促进传统文化的普及。
校园传统文化活动包括围绕书香校园建设的经典书目推荐、经典诵读、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文化专题讲座等，例如清华大学校园戏曲节、北京科技大学传统文化节、中国计量大学中国文化节等系列节日活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博物馆馆长文博讲堂”、暨南大学“中华文化大讲堂”等特色讲座。节庆民俗实践活动涉及传统节日文化主题活动、传统礼仪教育，以及利用博物馆、展览馆、文化遗址、名胜古迹和各类教育基地等社会资源开展民俗文化考察调研，例如华中师范大学“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荆楚传统文化系列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上海大学“310与沪有约”海派文化传习活动等。传统文化展演主要依托“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2006年以来，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三部委每年联合举办以高校学生为受众，由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普惠艺术教育项目，引进更多优质社会文化资源进入高校开展文化艺术教育。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在各地政府、高校的支持下纷纷开展，助力提升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艺术审美。
传统文化社团形式包括国学社、诗词社、文学社、读书会等。国学社团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研习社团，以学礼和读书为主，以特色实践活动为辅，活动资源多依靠校外机构的支持。表1是对2016年全国高校国学社团（仅限于社团名称中包括“国学”二字的，不包括耕读社、儒行社、传统文化协会、诗词社、书法社等）的统计。
表1 全国高校国学社团
近年来，书院制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苏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汕头大学、暨南大学、湖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澳门大学等设有数量规模不等的书院。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台湾清华大学厚德书院、台湾政治大学政大书院、复旦大学任重书院、西安交通大学文治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知行书院在京共同发起成立了“高校书院联盟”。[8]书院制教育突出本科生导师制、通识教育课程和课外环境熏陶，引导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混合住宿、互相学习交流。尽管大学的书院制模式被不少学者视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形式，但其管理制度有别于中国古代书院与西方住宿学院制度，更多的是宿舍管理活动与课外集体活动融入传统文化。以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为例，享有书院制所独享的优质学习和生活环境（内含学生宿舍、辅导员宿舍、住院导师宿舍、教室、会议室、讨论室、工作室、图书馆、计算机房、小型音乐厅、健身房、琴房、咖啡馆等设施）；以新雅学社为载体，全面培育院内各类学生社团与兴趣团队，开展一系列富有新雅特色的学生活动；学生接受强化式数理基础和人文社科基础的小班通识教育，一年后可自由选择清华大学任何专业（临床医学除外）以及两个特设交叉专业进行发展。
3.以国学人才培养为定位的专业教育
在文、史、哲、艺等传统文化相关专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国学人才培养为定位的专业教育堪称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高精尖”部门。高校设置专门的国学教学科研机构，具有多元的组织形态，承载着国学教学、国学研究、国学传播等主要发展使命。根据网络信息搜索结果，截至2018年11月，国学教学科研机构达到50家。以大学国学院命名的机构有22个，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等；以大学国学研究院命名的机构有9个，例如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等；以国学研究所、国学研究中心、国学教育中心等命名的机构有13个，例如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汕头大学文学院新国学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国学与管理研究中心等；以大学儒学院命名的机构有6个，例如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详见文后附录）从职能划分，可分为兼具教学和科研职能、单具科研职能、单具教学职能的三类国学组织机构。从结构来划分，可分为校内独立设置单位、非独立设置（含合署设置、依托管理）单位的两类国学组织机构。对于具有教学职能的国学组织机构，从教育使命来划分，可归纳为本科及研究生全学段学历教育、本科学历教育、研究生学历教育、本科生专项课程教学、社会培训五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是开展国学学历教育较具影响力的四所高校国学院。从机构管理来看，作为独立设置单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武汉大学国学院挂靠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兼具文博管理行政职能，由此可见对国学院（国学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定位认识还存在明显差异。从教学机构来看，开办本科学历教育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以系、所、教研室为基本教学单位，开办研究生教育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以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二级学科硕士点为基本教学单位，设立的“尼山学堂”为“山东大学古典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从研究机构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有4个研究所（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设有5个研究所（中心）、武汉大学国学院设有2个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设有6个研究所。每所国学院的研究机构均结合师资队伍的研究专长，开展特色鲜明的研究，范围覆盖经、史、子、集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研究，佛学研究等诸多领域。从出版机构来看，正式出版物编辑部远未能成为国学院的标配机构，仅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下辖正式出版物编辑部（见表2）。
国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是国学教学单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人文学科试验班（国学班）培养方案、武汉大学国学院的国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例，熟悉中国传统典籍是两所学校培养方案共同的基础（见表3）。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人文学科试验班（国学班）强调“国学修养”，武汉大学国学院国学专业强调“考据、义理、辞章并重”等要求。在针对东西方文化学习需求方面，武汉大学国学院国学专业强调“具有国际学术视野”，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人文学科试验班（国学班）则在培养要求中表述“教学与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学术视野”。梳理两所学校培养方案所预设的国学人才培养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人文学科试验班（国学班）的培养雄心更为突出，剑指“造就新一代国学研究与实践人才”，武汉大学国学院国学专业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
两个培养方案考虑到教师的能力水平、专业层次、研究方向等因素，通过培养要求的描述，反映基础教育与专业技能培养相结合、知识教育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的教学设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人文学科试验班（国学班）和武汉大学国学院国学专业实行本科“导师制”培养模式，有利于因材施教，促进师生互动，增强学生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人文学科试验班（国学班）强调了“秉承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把读书与研究问题作为学习的重要途径，其“具有健全的体魄”可谓独树一帜。武汉大学国学院国学专业推行精英型文化人才的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文化关怀和学问意识，“以古代小学和校雠目录之学为根基，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基本架构，开展整合的中国古典学问教育，兼及西学传统”。
国学人才可从事汉学交流、文博管理、文案策划、编辑出版等工作，经过博士阶段的深造可在高校、研究机构等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根据2018年初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2017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有12个学院的就业率达到100%（含工作、出国、升学），国学院正是其中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实行本科、硕士连续六年制培养模式，该院2015年披露的数据显示，2010～2015年毕业硕士研究生183人，其中就业126人，其余继续深造。根据2017年底发布的《武汉大学2017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本科就业率为95.28%（含工作、出国、升学），在33个培养单位中排名第23位；国学硕士和博士就业率均为100%（含工作、出国、升学）。
表2 部分国学院组织机构设置情况
表3 部分国学院本科培养目标
（四）国学与儒学学科独立设置的争论
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以来，倡立“国学”学科的声音屡见报端。其主要思路是整体解决高等教育分割中国传统学术为文、史、哲、艺等学科的弊端，以融通整合的方式恢复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内容，从根本上恢复中国古典学术的合理地位，从而培养出能够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考虑到文、史、哲、艺等学科分科渊源与现实状况，他们往往不主张替换现行的文、史、哲、艺等学科。不少学者阐述了“国学”作为学科归属的价值和意义，论证了“国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内涵和课程设计等。倡立“国学”学科的建议持续报送至主管学科建设的相关部门。但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范畴相比，“国学”外延的边界表现比较模糊，并不符合国家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的发展需要。在质量评估标准化的教育浪潮中，国学专业仍属另类，《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并无国学专业。倡立“国学”学科的建议并未获得文、史、哲、艺等学科学者的认同并屡屡遇冷。
回顾国学式微之初，1904年“癸卯学制”所提出的“通儒院”——“为研究各科学精深意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是教育的最高殿堂，“通儒”是学术集大成者的表达。与“国学”学科体系庞杂、总括诸多相比较，设置“儒学”一级学科成了新的方案。2016年，“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暨儒学教材编纂”座谈会在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举行，50余位学者论证了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中国学术的中坚，形成了《设置和建设儒学学科倡议书》。[9]从其构想来看，将“国学”设为学科门类，“儒学”是该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尽管设置和完善“儒学”学科显得更聚焦且更具有可行性，但是以“推动国学门类建设”为目标的“儒学”一级学科倡议引起很大的争议，关于传统“儒学”的地位、作用等反思并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