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实际上就是把文学理论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属于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它无疑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反复经历的过程。当某一学科知识生产所关涉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其所依托的“元叙事”发生转型时，这种反思往往就要到来了。在我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表征了文学理论学科能够主动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形成互证互释的良性关系，因而表明了文学理论学科有重构知识合法性的内在诉求和能力，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值得肯定。

学界对文学理论学科所进行的反思，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我也撰写了不少相关文章。有些文章还引起了较大反响，甚至成了当时文学理论界的“事件”。但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对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效果如何，当今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怎样，未来的文学理论如何等问题，我们很有必要做一次相对全面的梳理。肖明华撰写的《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问题研究》一书正有此意，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将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现象呈现了出来，围绕着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所涉及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对象、范围、范式、走向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述评。这对于学界重新认知文学理论学科反思问题大有裨益。同时，此书也有不少创见。这里仅列举两例。其一，该书认为，文学理论学科历经反思之后，形塑了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我认为，这种观察和概括既是到位的，也是有新意的。虽然我很少用反思性文学理论的说法，但是我写过一篇《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的论文。实际上，其中的观点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说法是契合的。而且，我自己倡导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说到底也是强调文学理论的反思性。比如，反思“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和目的，通过什么手段，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何以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文学理论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枪毙？原因是什么？这个中心化—边缘化、包含—排除的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1]换言之，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可以名之为反思性文学理论。我还注意到学界李春青、赵勇合著过一本名为《反思文艺学》[2]的书，而他俩也曾参与文学理论的学科反思。就此而言，肖明华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其二，本书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所进行的辩护也非常有识见。在当前文化语境下，这种辩护是有针对性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辩护也是在守护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成果。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把文学理论理解为文学解读学，那么这显然不利于文学理论参与到大众文学/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实践中去，文学理论学科的道路恐怕又会越走越窄。因此，虽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个问题并不是新话题，但对它的再阐释有新的意义。这是值得肯定的。肖明华此书还给了我们不少可观测的点。例如，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反思与文学理论的合法性重构问题的讨论，对文学理论的历史书写与另一种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挖掘，对“文学理论家”和“好文学理论”的追问，等等，这些都是有观察价值的。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和详谈了。读者若有兴趣，不妨自己去阅读。

肖明华是我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带的博士生。读书期间他就对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问题特别感兴趣，恰好我那时给他上课讲的是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他领悟能力较好，在课程结束时，就能运用反思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思考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了。这有他曾经发表的论文为证。2011年毕业以后，他依然在文学理论学科反思问题上孜孜以求，现终于写成此书。这是值得祝贺的！因此，当他打电话邀我写序时，我欣然同意。作为他的老师，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肖明华能够继续把这一研究深入下去，在学科反思之后，如何在知识形态层面推进文学理论学科的根本改变，如何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落实学科反思的实践指向，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需要展开持续性的研究。这恐怕也是整个文学理论界的研究重任！

不妨说，当前的文学理论界越来越分化了，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人似乎也找不到新的共同话题了。或者，即使找到了恐怕也很难有文艺学学科反思时期的那般热情了。这是“理论之后”的症候，还是说明如今的文学理论历经反思之后逐渐去意识形态化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说明文学理论学科失去的是“轰动效应”，换来的是“学术解放”。这个时候，正是回望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大好时机，也是耕耘文学理论田地的大好春天。此书的出版因此适逢其时。为此，我要再一次祝贺肖明华，也希望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越走越顺利。

是为序！

陶东风

2016年12月10日

于首都师范大学

注释

[1] 陶东风：《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1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